席爸爸和他的35个孩子

( 席老师的爱，温暖了35个孩子的心 )

35个山里孩子

即使地震后，席真强也没有打算离开北川县擂鼓镇。他已经在这里教了29年书。“换了3所小学，到麻柳小学刚一年。”地震发生时候，麻柳小学放假，席真强的家人也毫发无损。“光是房子倒了。但是同事当天带我去了北川县。”5月12日下午，一位老师来找席真强，求他帮忙去找在北川中学读书的儿子。爬了6小时山路到县城，席真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们喊娃儿，地下的人喊爸喊妈”。无法搬开水泥块，两个人沮丧地放弃了寻找。“后来知道娃死了。在北川看到那么惨的景象，我只觉得全家都活下来简直太幸运了。”

擂鼓镇的人纷纷逃离，向城市出发。但在北川县城遭受了巨大刺激的席真强不愿意走，“这么大地震我都没死，震完了还跑什么”。5月13日，席真强到处拣木头、塑料布，和母亲、妻子还有兄弟们一起搭帐篷住下。“我的帐篷就挨在镇中心小学的边上，那个小学的熊校长认得我，就来问我，你愿意去下面不？我知道他是问我跑不跑，我说不跑，熊校长说，我这有几个娃儿，你给我看到，我们都要走了，带不了，你等他们家长来认。”很多小学都是集体转移学生，全部老师组队带学生一起走，但因为大部分擂鼓镇的老师家里都有人伤亡，席真强立刻答应把这些剩下的孩子带回来，“搬水泥板救人我干不了，娃儿带身边我还干不了？这么大地震我没死，不就是得干点啥”。

熊校长交到席真强手上的，是23个孩子，都是擂鼓镇中心小学的学生。老师们已经离开，这些孩子还没有家长来领，席真强领着孩子们背靠背坐了一夜。9岁的杨耀民说：“我们都认不到他，熊校长让我们喊席老师，可是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的老师。”席真强也不认识这些孩子，他只好夜里不睡，不断清点人数。13岁的杨俊说大家还在害怕余震，“席老师就让我们唱歌，我们唱不出，他就自己唱，还讲笑话。余震一来就喊，抱头！”

其实席真强心里非常紧张，“我对他们说，除了爸爸妈妈，千万别跟别人走，孩子们受了太大惊吓，都特别乖，小便都不敢去”。好在晚上就来了十几个家长把10个孩子领走了，还有一辆志愿者的东风大卡车，凌晨4点，问孩子要去绵阳吗？“天太黑了，我不敢让孩子们上车。”席真强这时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娃儿们要吃要喝，大人都走了，娃儿们不能继续留在擂鼓镇了。”席真强改变了想法，“我把我妈我老婆都托给兄弟照顾，我得找车带学生往下走找东西吃”。

( 5月24日，绵竹市体育馆救助站内，志愿者组织受灾儿童做户外活动 )

5月14日天刚亮，席真强就带着13个孩子往外走。走到早上8点多，遇到了擂鼓镇派出所所长。所长一面要去抢救伤员，一面也带着18个孩子，这18个孩子来自擂鼓镇另外3所小学，席真强也不认得。“所长把孩子全都给我，说你都带了那么多就再带些。”席真强的队伍于是一下子壮大到了31人。席真强带着孩子们继续沿山路向绵阳的方向走，“这下子孩子多了，手拉着手，他们也不大认识，我也不认识他们，可是我看见这些孩子就有了信心”。擂鼓镇书记赶上了席真强，让他等着：“书记对我说，‘我联系到军车了，你必须给我带着孩子们到绵阳去’。”

上了车席真强舒心多了，不过他以为部队会带来食物和水，没想到河南来的部队也是忍饥挨饿到达了擂鼓。“看着孩子们都卧在车角落睡着了，他们可能还挺害怕我的，不知道我是谁。”没走多久，看到路上有老百姓在拦车，席真强以为是想搭车的，军车已经基本上被孩子们塞满了。“没想到，是往山外走的老百姓碰上4个小学生，老百姓说你都带上一起走吧。一问，七八岁的，从深山里的苏保小学翻山越岭走出来的。”席真强去过苏保小学，“那几座山大人还要走几个小时，这几个孩子就自己走了一夜。”加上这4个，35个娃1个爸的队伍正式成立。

( 5 月 25 日，北川擂鼓镇，看到这些孩子，人人心中都会升腾起重建家园的激情 )

绵阳安家

“一路上都没人和我说话，我问他们要不要上厕所，逗他们也不开口。”5月14日当天经过4小时的颠簸，席真强的队伍来到了绵阳市的火炬广场。这里是绵阳市抗震救灾指挥中心，所有车辆和灾民进入必须登记统一安排。本来是规章化的程序，席真强却只记得自己的感动。“好多大人，小孩子，就站在火炬广场的边上，我们车一停，好多人就一坨糖、一个橘子、一个鸡蛋的往我们车上丢。我的娃儿们抱到就吃，已经饿了两天水也没有喝。”席真强和孩子们的头发、脸、衣服全成了灰色。“我这半辈子没见过这个场面，那么多人猛挤到我们车跟前，都问‘就你一个大人吗？’”席真强光顾谢，自己都没想起来吃，“我这个人，看不得人家对我们好”。他眼泪一流，正在猛吃的孩子们忽然全都笑了，“脸上两道黑水！”这是席真强和孩子们的第一次交流。

( 5月23日，绵阳九洲体育馆内，孩子们在上心理辅导课 )

车子来到绵阳市最大的安置点九洲体育馆门口，十几个送饭的就把饭盒送了上来。“我打开一看，豇豆！”一人一碗又开始吃。“实在太饿了。正吃饭的当口，我就看到一个男的开着奥迪车停在体育馆门口在看我们。”席真强大口扒饭没在意，但是这位先生慢慢走近了。他是绵阳市一家郊区包装厂的厂长，他只说姓腾，不愿说出名字。“我本来是带着司机、妻子还有儿子一起去九洲体育馆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就看到了这些狼吞虎咽刚从北川出来的孩子。我们在那儿也等了几天了，还没有见过一个男人带着这么多小孩的。”他告诉我。

腾先生的儿子上初中了，腾先生说儿子“应该知道一些道理。我就问他，你看看这群娃儿，你觉得自己应该做点啥？”孩子说，“咱们拿点吃的端过来”。腾先生和妻子觉得这是个教育孩子的好机会，马上又引导，“你端几顿？人家能吃多久？”孩子说:“那就引到我们屋头去。”腾先生告诉我，他本来还没想到太多，“开始是想教育儿子，让他懂点道理，结果说着说着，我们一家都觉得应该给他们安置一个地方，能吃能住”。结果，席真强说：“他走过来把我肩一拍，有多少个？跟我走。我一看，后面还跟了个小男娃在那儿点头。”

( 5月21日，部分受灾儿童已经在成都救助站复课 )

席真强当时并不是很放心。“这可是35个孩子，6岁到13岁的，3个受了轻伤的我得送医院。”席真强决定还是服从政府安排，住到南河体育场去。“一进南河我傻眼了，在体育场的二楼台阶上，给我分了个3米×3米的几排椅子。”除了送医院的3个，32个灰头土脸的孩子席真强还不能记住长相。“一路上大家饿得昏昏沉沉，我连一个名字都不知道。南河体育场乌泱泱好几万人，一个孩子跑了，人山人海我上哪儿找啊？”席真强于是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一共12块钱，一个手机，任何证件也没有。“想想我也笑，我啥也没有，孩子们还跟着我。”这时恰好腾先生再次打来电话说，“本来我有一个空房子，可是没有办法做那么多人的饭，你们不嫌弃就睡在我们厂子的办公室吧，那里有食堂和澡堂”。

包装厂来了一辆车，孩子们挤得满满当当的，刚走到主干道上就被一个警察拦了下来。席真强又怕起来，“我还没和警察打过交道”。警察把几个孩子抱到了自己车上。“这个警官姓黄，到现在我问多少次，他都说你叫黄警官行了。”黄警官的警车载着孩子在前，包装厂的车子在后，席真强又得意又感动，“这不就是警车开道吗？几天了，没见过孩子们那么兴奋地大喊！”黄警官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这个每天执勤12小时的警察一下班就买了东西到厂里。“今天买了那么一大包红红的桃子，根本吃不完。”警车的作用的确不小，席真强和孩子们住的地方在绵阳市的游仙镇，附近有很多厂子，“我们一到，就有玩具厂送玩具，印刷厂送书。他们拿来的衣服，孩子们都换洗两身了，还有一办公桌没穿到的”。

一张名单

“到15日，席老师就能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了。”杨耀民说，当时孩子们经过两天两夜的跟随，都慢慢开始张嘴叫“席老师”。“孩子们洗干净了齐齐地睡在地上，我数了一遍，32，又数一遍，32，才踏实下来。”席真强这才给在绵阳工作的女儿打了个电话，“给我送点钱，再买一身衣服”。其实，给孩子们送来的衣服里有很多也可以将就席真强穿。“公是公，私是私，人家是冲着孩子捐的衣服我绝对不会动。这道理总该明白。”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寻找孩子们的父母。

我发现席真强和他的孩子们，是因为一张名单。在绵阳市的各灾民救助点，寻找“和父母失散的孩子集中安置点”似乎成了一个难题。大部分孩子和学校老师一起逃出来后，都被亲人领走，还有一些人数达到百人左右的没有领走的儿童，比如北川的曲山小学和陈家坝小学，被安置在军队保护的统一地点。只有南河体育场，一个“孤儿救助站”带队老师的电话，就是找到席真强的唯一途径。“谁说我们是孤儿了？”席真强非常不满，“我肯定把父母都给找全了。”

这份名为“北川擂鼓镇在东风纸箱厂的儿童安置点”单子上，详细列出了每个孩子的姓名、家庭住址、父母姓名、工作和能记得的电话号码。“我让厂里的工人帮我打印好，印了好几百张，然后就到处去发。”这是在绵阳市能够看到的最齐全最集中的失散孩子的资料，找到父母的打个对钩。席真强在绵阳市的关系就只有女儿，要找人，他必须开展新人脉。“首先被我利用的就是黄警官。”他很开心，“我有时候打过去他还在睡觉呢，真对不住他。”黄警官把这张名单力所能及地送到了所有安置点、政府机关和媒体。席真强依然觉得不够，“我到绵阳市的指挥部去散发，后来黄警官帮我发开了，很多人来我们这里看孩子，我就赶紧发给他们。”席真强说虽然孩子们都不说，可是眼神都是带着问号的。

“我们都和小弟弟妹妹们讲，不要烦席老师，不要缠着他要爸爸妈妈。”13岁的韩俊是最晚找到父母的孩子，虽然心里焦急，但是一直像个小大人一样照顾大家。“我让韩俊管女孩子，当个小班长，帮妹妹们梳头发，点蚊香，这样她心里能分散一些难受。”席真强在15日当晚就接到了一个叫安贵的孩子的父亲来电。“他叫了一声席老师，就问我娃儿在你那儿不？叫安贵。说完都不能言语了，我说你莫和我讲，我把电话拿你娃儿那儿去。”接下来的几天，席真强每天要接到四五十个电话，“有要找孩子找错的，有想送东西过来的，我说别送钱”。席真强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今天我第一次受贿，有人不声响给我充了50块钱话费，一问是一个来看过孩子的老师”。

“其实有的孩子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很少能享受到父母的爱。”席真强说有12个孩子都是这种情况，“现在地震了，父母也不能马上回来安抚孩子，看着娃娃们可怜。一天盼一天的。”到现在领走了12个，还有23个孩子在席真强的照顾下，“家长自己受伤的、打工的、住在灾民安置点的，把孩子暂时给我带了”。他让妻子也从擂鼓镇来了绵阳，“她好照顾女孩子，有不方便的对她讲”。席真强没有把孩子们当成负担，“你要是往坏的方面想也生气，有个父亲来了，和我点了一个头，一起在食堂吃了饭，然后不打招呼就把孩子领走了，我吓得要死，我是在政府签过字的，万一不是孩子的父亲怎么办？”席真强不明白，“我对孩子们说，现在暂时不念书，但是道德、礼貌和善良咱们什么时候也不能忘”。

采访时名单上只剩下韩俊姐弟没有和父母联络上，其余全画上了对钩。“画一个对钩，席老师就高兴地要弄一根好烟来抽抽。”造纸厂的工人们都知道，席老师一要烟，就是好事来了。到发稿时候，席老师打来电话说，韩俊姐弟的父亲也联系上了。家长陆续打来电话后，孩子们对席真强反而产生了更深的感情。“王强的父亲王云桂大老远从山里爬出来，一定要请我吃顿饭。我说你有多少钱？他不言语，我说吃饭谢我了？你把钱省下哪怕买块砖呢。”安贵离开的时候，父亲让孩子管席真强叫一声干爸，结果孩子们全叫开了，“席老师”变成了“席爸爸”。

小世界

造纸厂的小环境与“九洲”、“南河”那样巨大的万人安置点氛围截然不同。没有大批大批的专业或非专业的志愿者，也没有丰富的医疗和心理辅导条件，更没有喧闹的大喇叭和媒体。可是孩子们都非常开心，得到玩具或者零食也是先让给小的。席真强也奇怪，孩子们连抢东西打架都没有。韩俊说：“我们是一路来，一起找爸妈，是兄弟姐妹。再说送来的东西足够用了。”一开始，每天都担心地震担心父母的孩子们都适应了席真强定下的规矩，安下心来。知道吃住在厂里，都尽量听话不给别人惹麻烦。每天自己洗衣服，“席爸爸说，早上把地铺整理好，一起做早操，没有批准不能出厂门”。厂长还让女儿、朋友的孩子，到厂里来和孩子们一起玩。这几个孩子睡觉都不回家，要和席老师在一起挤着。

席真强和妻子带着孩子们去绵阳市里玩了几次，“虽然是地震，好容易来趟大城市，也应该开阔眼界”。不过现在公园不开，商店饭馆又没有资金，但孩子们已经很满足，“席爸爸带我们到很多学校、广场、繁华的街道去看看，让我们好好努力，也可以那样生活”。杨耀民就下定了决心，“以后和爸妈过那样的日子”。孩子们对于挤在两间不足1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都非常满足，有一点零碎的东西都有人捡起来放好。“我也没想给孩子们心理辅导，再说我也不懂，其实他们这么一起和厂里的人共同生活挺好的。时间长了就被感染了，有的孩子还自己跑去帮大人扫扫地、洗洗碗什么的。看到电视里的灾民我们都觉得能在遮风挡雨的屋子里休息已经很幸福，很多人条件比我们差多了，我们实在运气太好。”

席真强的两个孩子都已经中专毕业。他每月1700元的工资，在镇上算是日子不错的家庭。“我们刚把积蓄都买了套房子，垮了。”和很多失去家园的灾区百姓不同，夫妻俩既不绝望，也不急着回去。席真强的妻子说：“带孩子耽误什么啊？不然让娃儿一个人咋办？父母咋找呢？回去不就是搭个棚棚？我就不信回去俩人半天搭不好。”造纸厂的4个工人经过十来天的朝夕相处，都很佩服这个中年老师，“一个人当爹当妈的，豁了命地给找爸妈”。他们每个人捐了200块钱，因为席真强不要钱，捐给孩子们买米、鸡蛋和油，偷偷放在食堂里。席真强一开始不知道，是打饭的厨师阿姨告诉了孩子。席真强说自己觉得特有劲，“这些出苦力的挣几百块钱一个月还给我们买东西，所以不是我一个人在带孩子”。

现在，席真强在擂鼓镇出了点名，“都知道我带着35个孩子出来。还找到父母了”。虽然都找到了家长，但身边还有不少孩子没接走，席真强决定过两三天就把孩子们“有条件的送回家，没有家的先跟我过着”。孩子们都想跟着席老师回去，“席爸爸说了，不能等人家棚棚都搭好了咱们才回去住现成的”。“我还是麻柳小学的老师，还得回去看看帐篷学校什么的，继续上我的课去，我5月份的工资还没领呢。”席真强说，“不枉自己这些辛苦，刚地震时，娃儿们吃啥喝啥都是自己管自己，现在每次只要开饭我不在，就有娃儿来叫我：席爸爸，吃饭了。叫一遍不应叫两三遍，我不去还要拽几下，呵呵，够了。” 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