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降兵与大飞机

( 5月16日清晨，汶川映秀镇，成都军区救援人员把伤员抬上直升机 )

“为什么空降兵不能在汶川降落？”这是5月12日14时48分汶川发生强烈地震不久后不断有人向我提出的疑问。每当这时，我就会先让他们看3张图:一张是Google Earth上汶川附近地域的地形图，一张是横穿龙门山脉构造带的高程剖面图，一张是岷江水系河流纵向剖面图。从这3张图上可以看到，地处龙门山构造带主干断裂处的汶川县城三面被4000米左右高山包围，汶川至成都平原仅50公里的水平距离上，高程差在3000米以上。

尽管起源于“二战”的空降作战实现了很多军事思想先驱穿越敌方正面坚固防线直插敌后方的梦想，但由于受自然和敌方防御部署等条件的限制，空降作战仍然是战损率最高的兵种。为了降低伞降作战的战损率，各国的空降部队都尽量在技术和装具上下工夫，以减少伞降人员的滞空时间和着陆后的散布面。一般的标准是飞机以300公里/小时左右的慢航速进入空降场，在高度800～150米上实施伞降。美军的标准是飞机以240～290公里/小时的慢航速、在高度270～150米上实施伞降。

具体到这次汶川救灾，即便不考虑空降场地障碍、气象、余震对机上探测和通信设备干扰等条件的限制，用固定翼大中型飞机从南向北进入汶川县城上空实施哪怕是时间很短的常规伞降（跳伞间隔0.6秒），飞机的三面都将是水平距离1000米左右、高度在2000米左右的山峰。这时飞机要想转弯按原路返回显然已经没有纵深了（苏军的标准是转弯返回的纵深为7000～1万米），因此飞机只能向前或向两侧爬升。而面对三面水平距离仅有1000米甚至可能不到1000米的山峰，特别是刚刚以慢速完成伞降作业后，飞机要完成2000米以上的爬升或侧转爬升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气象条件允许后只能在汶川实施直升机机降。

在Google Earth的地形图上，可以大概看出距汶川县城几十公里的茂县地形条件相对好一些。尽管县城两侧也有4000～5000米的高山，但至少有符合最小规模伞降，即没有高压线、建筑物等障碍的500米×500米的平缓场地。5月15日，在气象条件并不理想的情况下，空降部队在茂县上空5200米处实施了两次15人的引导分队高空伞降。空降兵一般由多个专业分队组成，其中引导分队是专门受过需要特殊服装和氧气面罩的高空伞降以及复杂地形伞降训练的。他们的任务是在地面没有特种部队接应的情况下，先期探寻空降场和空投地点的具体情况，为后续部队是否可以进一步实施伞降或空投提供情报。但从事后的进展情况看，茂县恐怕也没有实施较大规模人员伞降的条件。

上世纪70年代，西方曾有军事专家提出用安全性和生存性更好、训练成本更低的直升机机降取代伞降，但由于作战半径只有100～200公里、运载量有限且需要野战基地维护，直升机与运量大、作战半径上千公里的固定翼飞机相比，还是有所不足，因此后来美苏等大国的空降部队都采取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混编的编制，并在伞降技术、装具上不断发展和创新。如美军曾研制了快速跳伞装置，可一次将15人组成的伞兵组在100米高度上用6秒的时间就完成伞降，而苏军则专门研制了用于伞降的10吨以上的步兵战车和反坦克炮等。

当然，无论是伞降技术还是装具的发展和创新，甚至连伞兵整体训练水平的提升（根据我军公开资料显示，伞降训练中致伤因素居前3位的分别是着陆姿势不好、空中操纵不当和离机姿势不好），其实都是以大型飞机这个航空产业高端制造业平台为基础的。如苏军1个空降机械化师在一次出动中就必须使用350～400架伊尔－76型运输机，而我国台湾地区1999年“9·21”大地震时在山区无线电盲区使用的空中“自动中继通信系统”也是以大飞机为平台的美国制造的E－2T预警机。巧合的是，就在汶川地震发生的前一天，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挂牌成立了，而在地震发生的当天，温家宝总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研制大飞机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的专题文章。 直升机飞机空降兵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