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电话！我要打个电话

( 5月14日，绵竹汉旺一所倒塌的中学前，等消息的学生家长悲痛欲绝 )

“BY8AA呼救，BY8AA呼救，食物暂时够用，我们需要水、帐篷、雨衣和雨具。”5月13日下午15点多，一串微弱的声音从汶川发出来。这串呼叫被距离汶川1200公里的广州抄收到，来自广州海珠区少年宫BY7KH业余电台的刘建荣，成为民间第一个听到汶川声音的人。无线电，这个只有“火腿们”才迷恋的老式通讯手段，突然间成为地震后灾区与外界沟通的草根方法。因为中国电信主导的固定电话和小灵通，以及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覆盖的手机，在5月12日下午14点28分的8级地震面前，几乎遭到了灭顶性的破坏。所有人都已经产生的通讯技术依赖，在突发的灾难面前，靠不住了。

像汶川呼号BY8AA的民间无线电爱好者毕竟是极少数人，更多受灾群众在发生地震后，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打个电话。当时困在都江堰的宋军向我描述了地震最初的情况:“刚震完，我就拼命跑到了街上，10分钟内又来了一次余震，所有人都吓坏了，当时我什么也没拿就从屋里面跑出来的，余震一完，我也没想那么多，就冲回了房间。当时把我妈吓坏了，死命地喊我回来，我20秒钟就跑出来了，把我的手机抢出来了，我要打个电话，我要找我爸。”

当时主导四川固定电话网络的中国电信，阿坝州下属汶川县、理县、黑水和茂县的通信全部受阻，甘肃陇南和甘南也有5个县受阻。不仅是中国电信的光纤被震断，一些中国电信存放服务器设备的机房也倒塌了。网通则是二级干线传输系统中断，造成两条2.5G及一条155M互联网电路中断，长途电话和互联网接近彻底中断。联通在陕西靠近四川的区域有约500个发射基站中断，西安到成都间仅有的两条长途光缆，断了一条，在发生地震后的短暂时间内，有些联通手机发射站还可以依靠备用电能运转，在5月12日晚17点以前，一些联通手机还可以勉强找到网络收发短信，却拨不通电话。此后，5月16日联通董事长常小兵透露的损失，相比5月12日晚上地震第一时间统计结果更严重，联通在四川省内一半的基站都暂停了服务，主要原因还是断网和断电。

损失最惨重的还是中国移动，5月12日午夜基站中断出现了高峰，全国共有4457个基站退服，3部交换处理设备因为瞬间巨大电话拨打压力，发生了拨打拥堵。从全国各地打到四川的话务量是平时的5到6倍，呼叫次数是平时的16倍到17倍，12日晚上19点的最低谷，网络接通率不足30%。中国移动运营维护管理处处长李威向我透露:“12日地震之后最疯狂的数字，还要算是北京用户拨打四川用户的呼叫次数，下午16点前后达到了180万次，这几乎是平时常规数据的80倍。”甚至中国移动远在河南的机房也受到了这次地震的冲击。

这场地震让半个四川的通讯系统几近瘫痪，可与成都周边民众无法沟通亲友相比，那些地处山区受重灾的群众，因为各种通讯网络的破坏，突然间成为最危难的信息孤岛。由于还有零星固定电话和手机可以使用，陆陆续续一些灾情传递出来。成都的抗灾指挥系统试图用各种方式跟灾区取得联系，可一些偏远的地方依旧没有消息。在以县为单位登记各地区汇报灾情的消息后，人们突然发现，广元市青川县、绵阳市平武县、汶川县等5个县城始终没有任何消息。先联系上青川县和平武县这两个人口众多的大县，在5月13日凌晨成为整个灾区最迫切的事情之一。跟第一批直升机飞进青川和平武，成为13日凌晨摆在中国移动面前的任务。彭海丰和王刚，这两个中国移动四川下属区域公司的技术工程师，成为头两位进入重灾区的通讯突击队员，他们也成为青川和平武的头号信息救援者。

“以前没坐过直升机，这次坐军用直升机飞到青川，下飞机的时候，我被震撼了。不光是地面几千人伸手对我们的召唤，更是在直升机降落时，差点被那股大风给吹倒了。我扛着通讯设备和发电机，都感觉自己要被吹跑了，幸好有老乡冲过来帮我抬发电机，拽住了我跟设备。”27岁的彭海丰在接到我的电话后，表达了自己的第一感受。作为中国移动遂宁分公司的网络工程师，彭海丰在12日晚上23点接到了公司领导打来的紧急电话，要求他轻装奔赴成都移动公司大楼。“我是13日凌晨4点20分到达成都的。”彭海丰回忆道，“通信设备和发电机外，就带了件毛衣，准备了一天的干粮和水。当时网络部的彭总讲授了应急知识和生存技巧，四川移动公司李华总经理亲自给我们布置的任务，我现在还清晰记着李华给我布置任务时候的口气，他除了要求我们将没有任何消息的地区实际情况传送出来，更说了一句话:‘你们一定要坚强地活着出来’。”

彭海丰跟从乐山分公司紧急抽调来的工程师王刚，在5月13日凌晨6点20分分别登上了去青川县和平武县的直升机。上飞机以前，他俩根本不知道自己将具体降落在哪儿，同机的除了机械师，只有先头探路的军官，以及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的战地摄影师。“从直升机侧面窗外看下去，整个青川县城如同被轰炸过一样，然后就是数千人在拼命向我们挥手。”彭海丰向我如此形容从空中俯瞰的青川县城，“我们选了半天着陆点，也没找到合适的地方降落，当时在飞机上耗了十几分钟，大家都有点着急了。后来勉强在城郊河边空旷地降落，马上就有大批群众涌向飞机。当时他们上来就问我，是不是飞机要带他们离开。”此时接近10点20分，彭海丰和同机的部队人员成为第一批从空中闯入青川县的救援者。启动发电机、发电，彭海丰快速地操作通讯装备，并且打开了卫星电话，可始终没有找到信号。直到彭海丰跑到河坝上，才让当地民政局局长打出了第一个汇报电话。在向成都的救灾指挥部和四川移动公司汇报完情况后，5月13日14点40分，彭海丰突然接到了一个从外面打到他卫星电话上的来电，拨叫者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持人，普通话不错的彭海丰照着青川县委李书记写的灾情汇报稿，第一个通过传媒发出救援者的声音。在谈及与媒体连线的感受时，他回忆当时的想法道:“我巴不得一口气就说完，然后全国的救灾物资和救灾人员，马上就能到达青川来救援这里受灾的人民。电视直播的电话连线挂断的时刻，我知道，全国都应该听到了青川的灾情，我的任务完成了。”

从13日着陆到14日凌晨3点，彭海丰手上的卫星电话不断，物资局、市委指挥部、省卫生局，一个个电话应急不断。而14日早上8点，彭海丰还没休息多久，就被广元市教育局长急切地叫走了，他们要到青川灾情最严重的木鱼镇，抢救木鱼中学。彭海丰对记者描绘当时的情景时说:“那天早上余震特别多，大家都很疲倦，毕竟一夜也没怎么休息，可到了木鱼中学，我们都惊呆了，木鱼中学有1000多名学生，被困400多名，当时负责指挥的何副市长都快疯了，因为联络不上外面的救援，眼看着学生压着，只有靠民兵用双手往外扔水泥块，操场另一头摆放着已经发现的学生尸体，尸体周围都是孩子们哭嚎的亲属，尸体一个一个抬出来，不见生还的。我手中的卫星电话成了木鱼中学争取外援的唯一机会，幸好附近有辽宁消防总队的100多名战士，半个小时内他们就赶到了，同来的还有内江医疗小组和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疗小组。可我一边拨打卫星电话，一边看到消防战士连续抬出学生尸体，接着就是操场另一头的哭喊声，当时真的很难受，甚至有点感觉对不起他们，要是信息早点能出去，也许这些学生中还能救出生还者。”

跟彭海丰一块起飞的王刚，几乎与彭海丰前后脚着陆，他们的飞机很顺利地降落在了平武县，当时有3万多人困在山里面，包括2000多名游客，除了通讯和电力供应中断，平武县城损失并不大，可却从当地老乡的口中获悉，距离平武71公里的南坝镇伤亡惨重，于是他与同飞机着陆的毛政委商量，决定奔向南坝镇。在距离南坝镇还有25公里的地方，路断了，余震让山上飞下很多碎石，王刚眼瞅着飞石砸死了路上的人，继续前进还是回到平武县，王刚在13日下午16点10分遇到了他救援行动的第一个抉择。当时路上还有很多家长，都是要赶到南坝镇小学救孩子，王刚决定跟着这些家长独自前行，抛弃发电机，背着卫星电话步行到南坝镇。傍晚王刚赶到了南坝镇，南坝镇小学数百名学生被压在房屋下面，很多南坝镇民众被砸死。当时南坝镇中国移动的机站没坏，就是地基陷落了，钻进机房一看，机器还在运转，就是光纤断了。在5月15日打通南坝镇道路之前，王刚独自承担起了联络救援的任务，如果不是14日南坝镇的老乡给了王刚两个鸭蛋，按照王刚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的说法，也许他自己也趴下了。彭海丰和王刚出发的时候，都背了能坚持一天的压缩干粮和少量水，可在从平武县到南坝镇的路上，王刚遇到了一个被余震飞石砸伤的老人，奄奄一息地躺在路边，他把自己剩余的干粮留给了老人。当问及为什么当时要把口粮给路边伤者的时候，王刚很平淡地对我说:“吃的不重要，只要卫星电话能打通，就还有救援。”

而在王刚看来比只能依靠两个鸭蛋和浑浊井水应付的吃喝问题更严重的是，因为在路上抛弃了发电机，卫星电话电池即将耗尽。于是寻找发电机成为眼下最要紧的。“当时我真的很着急，犹豫是找发电机，还是独自尝试修理断网的基站。”王刚对我说，“好在碰到了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人，他带着我去找发电机，居然从倒塌的废墟中找到一个破旧的老发电机，机器里勉强有一点点油。整个14日，我几乎翻遍了南坝镇，就是希望能找到一点汽油，哪怕半升。”

实际上，彭海丰在14日也碰到了汽油的问题，原本他发电机配置的油罐是可以坚持到15日的，出发时里面装了近4.5升的汽油。可在武警抢救木鱼中学的时候，救援装备也没电力支持了，彭海丰把自己油机中剩余的汽油，支援了一半给武警救学生。直到5月15日下午，青川县和南坝镇获得大量外援前，彭海丰和王刚几乎把所有空余精力都放在汽油上了。“就在我跟海丰被要求撤回成都休息的5月16日，汽油依旧是重灾区最缺的东西。”王刚在电话中很急切地对我说，“水和食品进来以后，供电局不敢合闸，怕着火，大部分电力供应都是靠汽油，尤其是通讯，必须快点送油。”

从5月13日上午第一批进入灾区到16日下午撤出，彭海丰和王刚手上的卫星电话几乎没断过，最初大部分电话往来都是协调救援，后来14日下午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陆续修复了青川县的光纤，新疆联通赶来的救援队带了两部卫星电话到南坝镇，才缓解了最初灾情信息孤岛的窘境。可很多普通老百姓依旧难以便捷地与外界沟通，中国电信主导的固定电话除了因为一次强烈余震断网，几乎打通了每个重灾区的联络。可房屋大量毁坏，根本没人敢冒死跑回自己家中拨打固定电话，只得在中国电信应急站排长队，拨打报平安的免费热线。在震区，中国移动的手机用户覆盖率不低，在地震发生前，整个四川本地移动拨打次数最高不超过3500万次/日，可在12日下午地震发生后，最高峰接近了3.25亿次。即便此后中国移动派出了17辆紧急调拨应急通信车，大量配备油机保证发射基站供电，仍然无法全面恢复地震前的信号覆盖密度。在地震后，很多人急切通过手机拨打电话和发短信息，可却陆陆续续在14日和15日发现自己手机没电了。找一个插座为手机充电，几乎成了重灾区居民最棘手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卫星电话依旧是很多还没有通电、且汽油紧张地区，普通百姓与外界联系最简单的手段。当时南坝镇村民急于报出自己家人平安的消息，拿着卫星电话的王刚很着急，因为卫星电话最关键的任务是保障救灾指挥的通讯，可面对受灾群众迫切的需求，王刚还是请示了四川移动公司。“当时我们领导根本没犹豫，直接批准了，在保证重要信息畅通的情况下，可以帮助受灾群众。”王刚在获得准许后，保障救灾指挥的卫星电话变成了发布重灾区受灾者个人平安信息的“公用电话”。在王刚和彭海丰之后，第三个出发的中国移动青年突击队员王辉，也加入到这场卫星电话报平安的行列，他在灾情最严重的映秀镇也发回了近200条受灾者个人消息。可允许使用卫星电话为普通百姓报平安的时候，谁也没有提及卫星电话每分钟2美元的卫星收费。彭海丰也感受到了受灾群众对信息沟通的渴望，他向记者描述道:“当时我在用卫星电话调运物资，旁边有个老奶奶不断打量我，经过几次都没有开口，最后她还是鼓足勇气找到了我，从兜里翻出一个纸烟盒，上面写着2个电话号码和4个名字。在接通电话的时候，那个老奶奶嘴巴抽动得厉害，抽泣中跟家人说:‘家里地震了，房子、房子都垮了垮了。’”

而就在彭海丰和王刚等第一批突击队员冲入重灾区的同时，一场全国性的通讯修复战役，也在12日深夜紧急启动。中国移动集团公司总裁王建宙、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总经理王晓初、中国联通集团公司董事长常小兵、中国网通集团公司总经理张春江、中国铁通集团公司董事长赵吉斌和中国卫通集团公司总经理芮晓武，这6位中国通讯公司的最高管理者，在最短时间内齐聚灾区。13日凌晨中国电信从陕西机动通信局紧急调度了2辆卫星车，以及1辆千线级交换车和60千瓦发电车，除了中国电信在灾区机房内零星备留的卫星电话外，还紧急调用了6部海事卫星电话。中国移动则紧急调度了广东、贵州、重庆、河南、云南、山西、江西等7个省公司的17辆应急车和160台油机，在13日上午又追加了15台卫星电话和10套基站。中国联通、网通和铁通也在13日启动了各自的自救方案，中国卫通则在地震灾害后，承担了最紧迫的任务，13日上午350台卫星通信设备就被连夜加急送到了成都。此后一批批通讯器材被送到灾区，面对余震不断，新拉的光纤和应急基站时不时被损坏，抢修，成为每个电信职工参与信息救援的方式。到17日晚上，整个灾区终于不再存在信息孤岛，抢险队员手中的卫星电话不再是救命稻草。 通信电信电话运营商王刚卫星电话海事卫星电话科技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