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钟:对生命的尊重，首先是对自己的尊重

( 导演俞钟 )

5月11日，我和制片人、司机、北京华龙公司特技师老张4个人一起正在震中地区看景。之前，我们已经在卧龙拍了70多天的片子，叫《熊猫的足迹》，是美国迪斯尼公司投资的故事片，已经接近尾声。11日那天我觉得还需要一些特技镜头，就重新带人去茂县和汶川准备拍些空镜头备用。在那里拍了一天后，大家都很累，11日晚上很晚才返回卧龙熊猫山庄拍摄地。当时谁也没想到在即将到来的第二天会发生那场震惊中外的大灾难。

第二天早上很早，我们就开始拍摄，那时天空一丝云都没有，后来突然乌云密布，天气变化得很异常，但我们也没有想太多。吃过午饭，决定去巴朗山拍另外的空镜头做特技用，中午12点40分，全组26人集体前往巴朗山，只留下了一位司机和一名剪接在熊猫山庄驻守。后来觉得很后怕，如果当时全体都留在那里，也许就有人员伤亡。

13点30分左右我们到了巴朗山山口，在海拔2500米高的地方拍摄了半小时空镜头，沿途还拍了些别的。

快到巴朗山口的地方，有一个八字形的悬崖。下面有条河流，我们觉得那里的景色不错，就决定在这里拍些空镜。拍着的时候，起风了，风特别特别大，不知道怎么回事。如果在外面，应当穿短袖了，但在那里要穿棉袄才行。

拍了半小时，我们撑不住了，就想:这个地方已经拍得差不多了。准备转场。我们往山上开车，过了大概也就20分钟的样子，就觉得车晃得特别厉害，我就跟旁边的司机说:“你老甩方向盘干什么呀？”他说:“我没有呀。”我就说是不是轮胎出问题了。他说路就这样吧，于是我想就那样接着走吧。

刚拐过一个山口，看到前面两个修路的女工疯了似地往下跑，喊什么我也没听见。意思似乎是让我们下来。

我坐的车是头车，是个吉普车，后面是大车，后来的车还没转上来。于是我下了车，听她们说什么。她们的第一句话就是“地震了”。

这时候地已经开始抖动。在前面修路的地方，远远的，我看到了一座山坡倒了下来。那时候我才知道，“山崩地裂”这个词一点也不夸张。就在我站的地方3500米外，一座山面对面就倒了下来。山倒掉时候，是滑坡式的那种倒，就相当于一个普通的三角形被削去一边，变成一个直角三角形了。一股浓烟升起来，地上开始裂缝。我当时完全吓呆，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我所在的这座山什么时候倒？”

我的车上当时还有3个人，1个美国的女制片人，1个司机和另外1个人。中间地震停了一下。那个司机还挺胆大的，他说:“我们把车开过来吧，开着车往下走。”然后我们就往下走。撤了不到2公里的地方就走不动了，有滑坡就把我们的路挡住了，我们就下车，然后就又开始震。在我们前面出现了一块大石头，把路封住了，人能走，但车子肯定过不去了。我就说把车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所有人步行下山。

这时我们发现身边有许多修路工人。一个修路的道班班长跟我说不用着急走，因为我们下面有一个叫“邓生沟”的挺大的地方。“肯定会有人上来救我们的。”他们说。

于是，我就跟10个人左右守在山上看着车辆，让其他的十几个人走下山去。这样等了大概两个多小时，也就是四五点钟的样子。铲车来了，石头被铲车铲开了。我们把车辆开下山，继续往下走，走到了邓生沟，和前面的人会合。这里的人给我们熬了粥喝。

那时候手机已经不通，什么消息都没有，只是说“大家等吧”。粮食不多，我们一人喝了点粥，又从底下的小卖部买了点方便面吃。吃过饭，我们接着往下走，发现根本过不去，前面我们曾经走过的路已经没了，河都改道了。我才发现，事情可能比我们想象得严重——我原本以为，这不过是山区一次小的地动。

这时候天已经晚了，不可能爬山了，我们就决定在邓生沟找一个地势比较平缓，不会有滑坡的地方先过夜，第二天一大早再全体步行回卧龙。

当天晚上，我们都睡在车里。很冷，我们什么御寒的东西都没有带，只好生了一堆篝火，烤了一会儿火，然后各个组就在各个组的车上睡了。当天晚上还来了一辆长途大巴，他们也困在那儿了。当时谁也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大。但是大家都和家里联系不上，很着急。

第二天，我们决定翻山过去到卧龙等待救援。每个人发了些饼干，大概7点钟左右开始往下走，天下着雨，在路上，我们看见一辆卡车被撕碎了。能看到一条人腿露在外面，整部卡车就像撕纸一样被扯成一条一条的，只露出了半个车头。但看得见过不去，中间隔了一条河，我们试着想过河，但河水有一人深，会把人卷走的。

走了一个多小时，路已经完全走不了了，我们碰上了前面退回来的两个人。他们是当地人，也想回卧龙。他们告诉我，回卧龙已经没有路了，到前面要翻雪山，需要用专业的攀岩用具才能过去，你们的体力根本做不到。

我们没有办法了，困在那里一筹莫展。大概过了几小时，当地路政的人开着一辆车下来跟我们说，还是往小金县撤，那个地方毕竟有吃的。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先辙到小金，撤到日隆镇，因我们在那里拍过戏，当地还有一些关系。

大概是到12点半，我们翻过了一座山，就撤到了海拔3500米的日隆镇。我们找到了当地一个叫“卢老七”的人，他帮我们拍过戏。他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俞导’我完了，我这半辈子算是完了”。他新盖的房子裂了，8天前，把他8个月的儿子送到了映秀。

当时，在日隆，我们只知道外面也震了，但没有人有完整的消息。情况很怪，座机只能打进，不能打出，电视信号也没有了。我们确切地知道这是一次大灾难，还是在卢老七接到外界打来的一个电话之后。电话那头说这是一次大地震，震中在汶川。

卢老七特别着急，因为他儿子就在映秀。

我们到日隆的时候，日隆镇的人都住在地震棚里，情况还是比较平静的。日隆镇只死了一个老人，是因为惊吓过度死了。

卢老七是开客栈的，他把家里的被子什么的都拿出来给我们用，他本身也是高山向导，有几十顶帐篷，于是他把帐篷拿出来给他的客人住。我们剧组的人就住在卢老七家烤全羊的棚子里，有的人不敢住那儿，就住在车上。

当时政府的抗震工作已经开始。镇上有一辆广播车来回穿梭，宣传说要防震，不要回家，隔两小时就说“还有一次余震”。我们也确实感受到了很大的余震——地在抖。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钱在这个地方开始失去作用。卢老七好心地给我们提供了水和粮食。录音组的王钰承担起给全组人做饭的任务，女生负责洗碗，大家晚上挤一个大床，所有的物资拿出来平分，像回到了原始共产主义状态。

这时候，我们剧组开始研究出路。在镇子上，我宣布了一条纪律:第一，大难在前，大家首先要体谅，都要互相理解对方。我们摄制组的人员构成比较复杂，有美国人，有法国人，有英国人，还有香港地区人，在这种情况下更要体谅。第二，我们在镇子里的时候不能大嚷大叫，要尽量平和一些。因为我们是外来的生人，不能给镇子上的老百姓不好的感受。所以我们和当地老百姓的关系都非常的融洽，如果你在现场看到我们，根本不会觉得我们在逃难，还一起玩牌呢。

当时剧组里的意见，集中在两点:走，还是留。我们曾经想过待在日隆镇等待救援，但后来觉得不对劲，因为在这里什么也做不了，差不多成白吃白喝了。这个镇子还不到1000人，可剧组有26个人，所以事实是我们会跟别人抢水和粮食。因此后来意见集中在：想办法调动各种信息源，研究出去的路。

我们和当地政府取得了联系，当时政府处在抗震状态，已经控制油了，私家车不许加油了，但当地政府很慷慨地对我们说，可以把油给我们加满。同时我们打听到小金没什么事，于是第三天我们决定出发回成都。

我们走的路线是小金—丹巴—泸定—天泉—雅安—成都。从卧龙向北回成都已经是不可能了，这条路是绕了大圈，向南，再向北，回成都非常远，但是看上去地震的破坏力不大。当时也有另外一条比较近的路线，但据说路况得不到保证。我当时的决定是，一定要选择路况有保证的线路。因为我们组里有26个人，还有两卡车价值几千万元的拍摄器材，我是导演，我有责任保证人和器材的安全。

后来，有网友问我们当时为什么不回头去救灾，这个问题很荒唐，因为事实是根本无法向北走，如果能救灾，我们就已经到卧龙了。而我不至于愚蠢到选择领着26个人走一条破坏巨大的路。我认为对生命的尊重，首先是对自己的尊重。

回头说卢老七，卢老七和我们同一天离开了日隆镇，他坚持要翻雪山过卧龙去找他的儿子。当时他有一批客人也困在了日隆。他问我能带多少人，我们的车上就剩6个座位了，于是就带了6个人下来。

这一路上，我们每天开车十几个小时。越往南走，灾情越轻。14日下午到泸定，第一次看见电视，才知道事情有多严重。但这条路一路上其实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顶多遇到一两处塌方的地方，而政府非常快地就疏通了，显示出了当地政府真的很强有力。15日下午我们到了成都。当时我们想，我们是最幸运的一群人了。

到了成都之后，我问峨影厂，我能不能带摄影组进去帮助救灾，上头说不要去了，一来已经有摄影组进去了，不批新组进去了;二来我没受过专业救援训练，进去可能反而会造成新的麻烦。

“万一有点事情，我们还得救你去。你就别给我们添乱了。”上头说。于是我们只能买了很多药物和电池之类的东西捐献给灾区。

5月17日我去了一趟绵竹，和一个编剧朋友一起去送了药品之类的东西。据说绵竹的农村完全毁了，死了有上万人，听当地的人说，有一个村子只逃出了一个人。我一路上看到大多数的车都是往里进的，回来的都是空车，因为东西已经送完了，每辆车上都挂着赈灾的横幅。 俞钟卧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