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分析的衰微

( 左图：18世纪英国艺术家威廉·贺加斯的版画作品——《精神病院》 )

去年11月，《纽约时报》报道说，有科学家用磁共振成像技术观察摇摆不定的选民在对主要总统候选人做出反应时大脑的活动。他们汇报说:“当男性观看共和党一词时，大脑中与焦虑和厌恶情绪有关的两个区域(杏仁体和脑岛)特别活跃。”耶鲁大学的查尔斯·巴伯指出:“现在看报纸的时候很难不看到新发布的神经科学对精神分裂症、滥用药物、同性恋等复杂现象的解释。对于新兴神经科学的影响，精神病学是首当其冲，但所有的证据都表明，现在接受生物精神病学还为时过早。”

生理与心理

美国侦探小说家钱德勒在《漫长的告别》中有一些对犯罪心理的议论:“最不可能的人会犯下最不可能的罪。慈祥的老太太毒死全家，健康正常的小孩犯下多起抢劫案，有20年完美无瑕记录的银行经理长期盗用公款，成功、受欢迎、应该很快乐的小说家酗酒把老婆打得住院。我们连自己好朋友的动机都不太清楚。”但是总体上我们知道，“犯罪是病症，警察就像用阿司匹林治脑瘤的医生，只是警察宁愿用金属棍棒来治罢了。我们是粗鲁、有钱又野蛮的伟大民族，犯罪是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但如果警察像心理医生，警界就“不再是警界了，渐渐变成医疗业的分支了。再过10年警察会去做罗夏心理测试和词语联想测验，不再拉单杠、练习打靶。我们出去办案，会带黑色小皮包，装着手提测试器和一瓶让人吐露真言的药”。说罪犯或者某个民族“有病”，只是在比喻的意义上这么说，其实罪犯犯罪是因为野蛮而非有病，所以对他们要狠一点。

对待精神病人，也有两种方法:是用药物，还是用谈话疗法？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有人使用药物来治疗抑郁、焦虑和精神失常。但直到70年代，统治着精神病治疗和训练的是弗洛伊德等人的心理分析理论，药物治疗受到强大的抵制。精神病学家可以分成两大阵营，一派将精神疾病看做病人的性格和家庭环境之间冲突的结果，可以通过多年的精神分析和看护来治疗。另一派则认为精神疾病是遗传和未知的外在因素造成的大脑病变，可以通过改变特定的神经传递素的平衡来加以治疗。这两种精神病学隐含着不同的哲学意味:在前者看来，患上精神疾病既是由于不幸，但你自己也有责任;在后者看来，患上精神疾病不是因为倒霉，你没有什么命运，有的只是一套神经传递素，对于它们，你不承担任何责任，也不会为它们所困，幸运的是，有了药物，你就可以调节它们。对站在心理分析一边的人来说，新的以药物为基础的精神病学将带走人的道德责任、尊严和人生的真谛。对开药的医生来说，即将被消灭的是传承自弗洛伊德的未经审视的假定。

其实生物医学的治疗方法最远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4种体液。这4种体液调和，人就健康;不调和，人就要生病。几千年来，精神病学一直在生理和心理、精神的解释二者之间摇摆。19世纪晚期生理论是主流理论。随后，它被弗洛伊德推到了一边。由此，精神分裂症、孤独症都被怪到孩子的母亲头上。但逐渐人们发现精神分裂有其遗传上的原因，患孤独症的孩子有神经上的缺陷，生物医学开始兴起，是因为它得到了科学的支持。另一方面，它也有着人道上的吸引力:如果精神疾病是生理原因造成的，病人就不应该因此而受到指责，不应该感到耻辱。

( 上图：美国侦探小说家钱德勒 )

但我们相信科学的精神病学，可能只是药物的安慰剂效应的延伸。精神病医生们中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要一直给病人开新药，在它还有疗效的时候——在医生和病人都相信它因而它能起安慰剂作用的时候。病人以为他们服用的是万能的良药，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好些了。

认知学界的狗仔队

( 查尔斯·巴伯 )

查尔斯·巴伯说，美国的精神病学史可以分成三个相互之间有重合的阶段:精神病院精神病学、住家精神病学和今天的药物精神病学。“在它的长期探索过程中，精神病学从医院的病房走进了公司董事会的会议室，从躲躲藏藏变成了无处不在——在电影、广告、电视剧里甚至我们的血管里。”

精神病院诞生于20世纪初。1904年，美国的精神病院里有15万名病人，随后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增加到了100多万名病人。精神病院最初是为了给病人提供一个安静的疗养场所，但精神病院也有提供或强制施行残酷的治疗措施的传统。从1935到1950年，有大约2万名精神病人被做了脑白质切除术，包括肯尼迪的妹妹罗斯玛丽。

( 查尔斯·巴伯和他的《心安理得地麻木不仁：精神病学如何医治美国人》 )

50年前，心理分析跟今天的生理精神病学享有同样的声誉和影响。1959年，在心理分析的鼎盛时期，社会学家菲利普·里夫注意到:“在今天的美国，弗洛伊德在知识界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现代思想家，他占据了大众传媒、大学教室、派对上的交谈和中产阶级的运动场。”文学评论家特里林在1947年说，弗洛伊德的思想“是对人类心灵唯一系统的描述，由于其微妙、复杂、兴趣和魔力，远超数世纪以来文学作品中混乱的心理分析”。如今只有那些富有的追随者才去对心理分析做事后的思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精神病学专家离开大学和医院，开设私人诊所，为有钱的中产和上层阶级服务。到1955年，美国80%的精神病医生都在自己开业，但那时从业人士并不多，1957年全世界也只有1400位心理分析师（今天美国有4.5万名精神病医师、3500名心理分析师。上世纪60到90年代之间，涌现了大量非精神病学医生的治疗师，像社工、临床心理学家和成瘾咨询师，为日益增多的病人提供治疗。到80年代初，1/10的美国人都在因为精神疾病而接受治疗）。住家精神病学始于50年代，药物“冬眠灵”的引入导致精神病院大量减少。起初，医生以为给病人服用看起来很有效的药物让他们出院是解放了病人，但现实是药物的疗效被高估了，住家照顾病人的必要性被低估了。

20年前又发生了一场精神病学的革命。“冬眠灵”开启了这场革命，大脑成像技术则完成了这场革命。大脑成像技术源自上世纪60年代的CT扫描，但其最引人注目的贡献发生于过去15年间。如老布什1990年在就职演说中宣布“脑十年”时所说，上世纪80年代的正电子成像和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使得研究者首次能观察到活生生的大脑，电脑技术足以处理反映真实的大脑功能的神经科学数据，对大脑分子和细胞水平上的发现有助于理解神经生理活动如何转化成行为、思想和情感。CT和核磁共振能反映大脑的结构，SPECT扫描能提供大脑活动情况的图像，通过测量大脑中血液的流动来了解在执行某项任务时大脑的哪些部分最为活跃。跟以前的技术不同的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只需要一两分钟，就能在不影响大脑活动的情况下测量大脑10万余处的反应。史蒂芬·平克说:“心灵的每一个方面，从精神图像到道德感，从微笑的记忆到天才般的活动，都被与神经的活动联系起来。使用这种扫描技术，科学家们能够看出大脑的主人是在想象一张脸还是一个地方。”

虽然突然能看到大脑很神奇，但是这种成就的意义更多的是象征性的。大脑的图像仍比较粗糙，而且只是大脑中的血液流动和葡萄糖等次级图像，而不是大脑组织本身的图像。大脑成像只是间接地测量大脑在完成某项任务时数万个神经元的活动，虽然大脑一些区域的活动跟外在的、可见的行为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很难说这些图像意味着什么。大脑中一些区域内血液的流动跟情感、想象和思维的关系到底如何仍有待研究。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阅读大脑，但我们还没开始阅读心灵。《华尔街日报》的科学作家贝格利用“认知学上的狗仔队”，称呼那些声称他们能够阅读心灵的人。

目前神经科学的一个局限是，很多大脑成像研究都是基于对很多病人平均的扫描结果。问题在于，回头去给某个人做扫描时，你会看到活跃起来的大脑区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年后对同样的活动做同样的扫描，你会得到非常不同的结果。目前还没有标准的依据脑部成像来诊断、治疗精神疾病的方法。“成像唯一能够告诉你的是病人脑部是否有肿瘤或其他大面积的损伤。不幸的是，判断他人的思想和感情最准确的方式仍然是直接问他们在想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平克说，“我们仍然不知道大脑是如何表现我们的思想和感情的内容的。我们知道嫉妒发生于何处，但是何处不等于如何。” 精神病院心理分析衰微遗传精神病大脑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