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生物基础与社会意义

文/小贝

玛丽安·伍尔芙在她研究阅读生理学的《普鲁斯特和鱿鱼》一书中说，阅读行为不是自然而然的，人类到比较晚近的时候才开始阅读，所以尚未进化出专门适于阅读的基因。大脑要将原本为完成辨认出扁豆秧上的束带蛇等任务而进化出来的神经回路重新定位之后，我们才能阅读。

《纽约客》的文章解释说：“《普鲁斯特和鱿鱼》这一书名表明作者研究阅读使用的是神经生物学方法。细胞越大科学家拿来做实验时越容易，有些鱿鱼的视觉神经细胞比哺乳动物的神经元厚100倍，能有10厘米长，是生物学家们最喜欢用的。关于阅读人文的一面，伍尔芙选择了论述过阅读的普鲁斯特。”

伍尔芙考察了阅读的历史。从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美索不达米亚人在黏土上刻记号来记录牲畜等物品的数量。她说，一旦黏土上简单的记号不是被理解为乱画的痕迹而是代表10头羊之类的意义时，人就得让大脑更多的区域活动起来。公元前4000年埃及等地出现了图形文字，那时的读者必须记住数百个符号代表什么。到公元前750年，发生了一场重大突破，古希腊人发明了只有24个字母的书写系统，古希腊字母表是第一个每一个字母都对应口语里一个主要音素的字母表，知道一个词的读音就能将它拼写出来，看到每一个词都能读出来。儿童在3年左右的时间内就能够学会读、写希腊语，比现在的孩子学英语要快一些。文字易于学习，文学就民主化了，普通人也能掌握读写能力。诵读困难也就是这时候开始出现的，因为有人无法把字母和声音匹配起来。很多文字学家认为，这种字母的发明大大提高了人脑的抽象思维能力。

扫描显示，儿童在开始阅读时，要比成人使用更多的大脑区域，左右脑的广大区域都要动员起来。当儿童的神经细胞对识别字母更专门、更高效时，动员起来的区域就会变小，将只限于左脑。也就是说，效率高的阅读者能省下更多时间和脑力，因此能够更多地将自己的思考和情感整合到他的阅读体验中去。

阅读时大脑要创造新的神经回路，把用于观看的部分和用于聆听的部分连接起来，这样大脑的主人才能意识到纸上的符号代表着声音。有些大脑干不成这件事，或干得不够好，他们的主人以前被认为是傻子，但现在我们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天才。患有诵读困难症的名人包括达·芬奇、爱因斯坦、毕加索、爱迪生和贝尔。

研究发现，默读电视新闻、广告和科学节目的文稿的人比观看电视节目本身的人能记住和回想起更多信息。观众要感到舒适自在才会观看节目，不然就会换台。这导致不同意见之间很难谈判。“你鄙视某本杂志的价值原则，仍可以津津有味地读它，但如果电视节目出现这种情况你就看不下去。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不愿意把时间花在我们不同意的观点上。自我怀疑就变得不太可能了，实际上对一切东西的质疑都将更为稀少。把两个书面记录摆在一起看，很容易就能发现不一致之处。对文本来说，甚至能很容易地辨别每一份信息的权威程度的差别，比如读者对《纽约时报》的信任程度可能会因每一个句子而异。比较两个视频报道就比较麻烦了，在被要求从电视上两个互相冲突的报道中加以选择时，观众要么依靠直觉，要么依靠他在观看之前相信的东西。经常看书的人比不太看书的人更有可能去投票，参加体育和戏剧、音乐、摄影等文化活动。爱读书的人如此乐于走出去，也许是因为他们孤单一人时看的书给了他们信心。阅读某种程度上能赋予我们行动的勇气，对民主社会来说失去这一习惯将非常危险。”

伍尔芙认为，小孩在5岁前父母是否经常读故事给他们听将决定他以后的阅读技巧。读故事的方式也有讲究，坐在父母的双膝上听故事意味着孩子会把阅读和受宠爱联系在一起。她担心年轻人经常上网就不会深入思考词语、思想、现实和美德。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凯里说：“确实，电脑没有可供小孩坐的双膝，但是网上知识和经典作品的数量是前所未有的，让青年人触手可及。如果孩子们不推崇读书，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教他们珍重名利，这不是电脑有某种内在缺陷。” 阅读基础社会生物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