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他人的生命？ ——专访加拿大多伦多亚洲“二战”史实维持会主席王裕佳

( 华裔女作家张纯如 )

2007年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所以对2008年的中国观众来说，这不再是新鲜话题。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美国人的《南京》已经充分地应用了一切能找到的历史影像。《张纯如》能找到的影像资料，并不比《南京》多，击中人的，是张纯如个人的部分。这部纪录片告诉观众，在勇敢形象的背后，一个脆弱的普通女性。纪录片里披露，张纯如幼时就听父母讲述抗日战争的故事，听完后会做噩梦，梦见日本人在追赶她。来到南京，白天采访、做笔录、看图片、听幸存者控诉，夜晚会梦见自己背后是隆隆开来的日军坦克，而自己就身在屠杀现场。她写书时，大把大把地掉头发，接到右翼分子寄来的子弹后，再也不敢告诉别人自己的住址。

显然，纪录片的主创认为，去菲律宾巴丹半岛的旅行是给她的最后一击：原本是一次放松身心的旅行，却同时去做了“二战”期间被日军拘禁并残忍对待的美军战俘的调查。电影里这样描述她的感受：“或许细节不同，语言不同，但故事是相同的。”

从菲律宾回来后，张纯如身心崩溃，入院治疗。

“她看到了过多的人性黑暗面。”张纯如生前的好友、多伦多亚洲“二战”史实维持会主席、加拿大华裔医生王裕佳说。王裕佳是《张纯如》一片的监制，纪录片的拍摄经费是150万加元，这笔经费全部来自王裕佳和“史维会”在加拿大华人社区发起的捐款以及和谐教育基金会的基金。

提到张纯如，就不能不提到王裕佳。在《南京大屠杀》的推广中，王裕佳起到了重要作用。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一书刚刚面世时，曾在西方主流社会遇冷，是王裕佳代表“史维会”率先买下2000本，并在加拿大帮助张纯如在华人社区内展开盛大宣传。

( 王裕佳 )

而王裕佳本人的经历，也颇具意味。除亚洲以外，加拿大是第一个把日本侵华史写入教科书的西方国家，这个成果，完全是王裕佳和“史维会”奋斗得来的。

王裕佳1948年出生于香港地区，在加拿大和美国受教育。1977年开始在多伦多开业行医，1979年，他带领加拿大华裔，抗议加拿大电视台（CTV）“校园大贱卖”节目歧视华人，经过6个月对抗，最终取得胜利：加拿大电视台向华人社区正式道歉。

在6个月的对抗中，王裕佳成立了“平权会”，平权会为加拿大华人最为称道的一项业绩是强烈要求加拿大政府对当年华工的“人头税”问题向华人社区道歉和赔偿。19世纪后期，先后有超过1.5万名华工参与修筑连贯加拿大东西海岸的太平洋铁路，其中4000多人客死异乡，但在1885年铁路竣工后，庆功仪式上却找不到一个华人的身影。不仅如此，加政府还通过《华人入境条例》，从那时起至1923年，华人移民每人入境必须缴纳“人头税”，数目从50加元一直涨到500加元，相当于当时一名华工两年的薪水。在1885至1923年的近40年间，加政府共向8.1万多名中国移民征收了总计2300多万加元的“人头税”。经过“平权会”20余年的努力，2006年，加拿大总理哈珀于6月22日在议会举行“人头税”平反仪式，正式就歧视华人的“人头税”政策向全加华人做出正式道歉，并公布平反方案。

王裕佳说，他认为他所做的一切，包括拍摄《张纯如》这部纪录片在内，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使华人得到社会尊重。“平反‘人头税’，使华裔得到社会尊重；维护‘二战’时日本侵略中国的史实，也同样会得到加拿大社会对华裔的尊重。”

纪录片《张纯如》的结尾，是张纯如生前的一段演讲，那段话是这样的：“人类表面上文明起来了，但他们还是如此容易就被挑动自相残杀。”她说：“国际政治和金钱总是会凌驾于人类权利之上，但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改变世界。”

记者：上世纪40年代，曾经有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报道，包括美国主流媒体在内，但后来这些报道在50年代后都消失了。这是为什么？

王裕佳：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看到了这样一个机会，扶持日本能有效制止共产主义在战后远东的蔓延。中国共产党1948年实际掌控中国政权后，国际上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就比那之前弱了很多，甚至到了1951年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中，很多条款都实际上偏袒了日本，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地位。这个“和约”是一个大笑话，它的签订没有得到两个在战争中最重要的国家——中国和朝鲜的同意，尽管这两个国家是战胜国。再后来，日本经济恢复，许多国家都想赢得日本的支持，而中国的国力太弱了，在国际事务上没有任何影响。而既然中国当时没有什么影响力，别的国家也不想出头替中国说什么。所以，慢慢的，这么重要的话题就在国际主流媒体上消失了。

记者：对您来说，帮助大家重新来认识这段历史，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王裕佳：我们的观众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加拿大人，以及各国的华裔，但很多人对重提这段历史很冷漠，这令我深为失望。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能面对这段历史时如此冷漠，似乎不愿意再记起。所以，在过去的10年里，我一直在不断努力重新唤起他们对这段历史的兴趣，这是个大问题。同时，从政治上，中美政府也都不希望这段历史被忘记。所以我才能拿到如此丰富的影像资料、采访资料，而在多伦多、纽约、洛杉矶，我们的展览都是头条新闻，尤其是我们这部电影。

记者：在您的经验中，什么样的主题能超越国别、种族、肤色，唤起各国观众的共鸣，能被他们普遍接受？

王裕佳：我们的展览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相信我们的方向和看法是正确的，我们不把这些话题当做国家的话题，而是全球的话题、世界公民的话题、和平的话题。所以我们并不想单纯表现中国对日作战，我们想唤起北美的人们对中国人民的尊敬，让人们能够更加和谐，而不是相互仇恨。

记者：多伦多“史维会”是一个非政府支持的独立民间机构。对于独立机构，你们怎么平衡独立立场和金钱支持呢？

王裕佳：我们从没收到过任何一个政府的金钱，因为我们认为能够畅所欲言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钱都来自个人，我们不做任何政治宣传。我们希望人们要和谐，不要互相仇恨，这样历史才不会重演。我们的钱一半用来拍这部电影，另一半用来让各国的教师到我们的机构培训，让他们能从死难者、幸存者和研究者那里了解历史。我们发现有很多关于纳粹大屠杀的资料，但是关于中国的却很少，现在弥补这一点还不算太晚。我们要让人们对此进行研究，也要帮助受害者，屠杀的受害者、生化武器的受害者、被迫劳动的受害者。我们还要把研究成果出版发行，做成音像制品。我们在多伦多建有关于“二战”亚洲史的资料库，所有研究者都可以在那里找到资料。

记者：您怎么看待中日双方一直以来争执不下的数字问题？影片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很多日本右翼势力否认这个数字，甚至污蔑中方编造证人证词。

王裕佳：在我自己看来，数字并不是非常重要。重要的是要告诉人们，人类，不论是德国人、日本人还是哪国人，在某些情况下会做出可怕的事情来。如何对待他人的生命，这依然是我们需要探究的东西。

记者：我认为日本人确实在某些方面做得很精确，值得中国学习，比如原子弹爆炸遇难者的统计就做得非常详细，精确到个位，而且每一个姓名他们都刻在了纪念碑上。

王裕佳：我认为这确实是个遗憾。

记者：影片的最后20分钟有这样一段话：“人类表面上看上去文明了，但他们还是很容易被操控互相残杀。”张纯如在演讲中也说过，“国际政治和金钱经常凌驾于人类权利之上”。你如何看待这个主题？

王裕佳：我觉得看待这个事件的视角非常重要。这部片子有两个重要的视角：第一，任何人在特定的情况下都会对他人非常残酷，这是人性的黑暗面；第二，每个人都有机会改变世界，我们可以帮助政府。我认为这部电影有很多日本需要学习的东西，因为他们的右翼和媒体让很多人不知道真相。而对于国际政治、金钱和人权的关系，我要通过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教育年轻人，告诉他们个人可以改变世界，个人可以引起战争，也可以结束战争。张纯如是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人。■ 加拿大经济王裕佳加拿大加拿大历史南京大屠杀多伦多军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