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和她的上海

( 40 年代末，外国侨民离开上海 )

“我出生在北京，所以我叫陈丹燕。”三四岁的时候，陈丹燕随父母来到上海。她的父母都不是上海本地人，父亲在当时唯一一家和波兰合作的外贸公司做党委书记。她从小跟着父亲出入组成外滩天际线的一幢老楼，父亲的办公室最早是渣打银行大班的办公室，现在那幢建筑叫“外滩18号”，它的地面仍是陈丹燕记忆中的样子，黑白双色的马赛克仿佛蟒蛇撑开的肚皮。在新书《外滩影像与传奇》中，陈丹燕把第一章写成了小说的形式，里面的那个小女孩，讲的就是她自己的故事。

很多年后，在君特·格拉斯的故乡，波兰城市格但斯克，她见到父亲当年的秘书、波兰人拉拉小姐。老太太说：“抱歉，我不能再给你一粒苏联的太妃糖了，那个国家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陈丹燕的父亲在“文革”时期，每天仍必须穿着西服上班，到了中午，就悄悄换上中山装去中国员工的食堂接受批斗。“她跟我讲，‘你父亲以为波兰人这边不知道，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明媚的春日下午，陈丹燕坐在长乐路陕西路路口星巴克内的紫色沙发中笑着说。拉拉小姐还对陈丹燕说，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是在上海度过的。那种愁肠别绪，陈丹燕在为《外滩影像与传奇》搜集资料的时候，经常从一些曾经在旧上海生活过的西方人的回忆录中读到。

“觉得我的书是唏嘘旧上海的没落，是一个很大的误解。”陈丹燕说，“我想我比较喜欢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上海，因为它很沧桑，因为沧桑而显得可爱。如果生活在40年代的上海，我未必会喜欢，我觉得它太嚣张。我一贯喜欢走下坡路的城市，它给人更多是感情上的感受，和过去的光鲜闪亮对比，落差中有很多故事。如果一个城市太兴旺，机会很多，它就充满欲望，我不喜欢。这和个人的趣味有关系。”在陈丹燕的感觉中，上海最禁锢的年代是在1972年《上海公报》发表那天结束的。那天以后，上海的孩子们纷纷开始学手艺：英文、乐器，大人们对他们说，总有一天会用上的。

陈丹燕的语音温软，慵懒地靠在沙发里。10年前，她的“上海系列”中的第一本书《上海的风花雪月》发行，其中描述的那种生活方式特别满足刚兴起的小资阶层对精致生活的想象。里面提到一位郭家小姐，陈丹燕陪她去吃饭，走在路上，感觉自己像个男人，“粗声大气，笨手笨脚，面容坚韧，慌慌张张。而她不是，80岁了，依旧洋溢着爱娇与精美”。10年间，她显然越来越向后者靠近。可以说是应读者要求，后来又专门为她写了一本书，就是《上海的金枝玉叶》，“那本书我写得并不满意，我太喜欢她了。她人性中复杂的地方，我都不忍心写”。

“上海女人对欲望有特别的感应力和抵抗力，因为她在这个欲望中成长，她知道什么东西是她不要的。”陈丹燕说。郭家小姐从小生活在江苏路的大房子里，仆役成群，晚年住在和别人合用的公寓里，拒绝子女和亲友的帮助。她没有回到老宅的梦想，只是不断地扔掉东西。许多她扔掉的东西被人收去当古董卖，有人劝她保留一些，她说：“从前我有一栋房子，现在我只有一间屋，我没有地方放。从前我有很多东西，许多珍贵的东西，现在已经全没了，剩下来的蹩脚货，我没有兴趣保存。”

( 上海外滩公园旧时景象  )

“她的抵抗力非常强大。大家看到的都是她多么漂亮，曾经多么富足，充满欲望的眼睛看到的都不是我想要她看到的东西，我也没办法。人们总以为穷人是坚强的，富人是软弱的，其实我写的就是她怎么能成为一个像钻石一样透明和坚强的人。我的编辑编我的书，10年间我们也成了很好的朋友，有时我写得很累，她给我鼓励总是说，想想那个老太太吧。”书出来以后，陈丹燕去香港地区做演讲，第一个人的发言她印象特别深刻，“看了你的书才知道上海还有这样的女人，在我的印象里上海女孩都是跑到这边来抢老公的”。

“有人说我的书写的不是上海人，其实这些书，讲的都是某个街区的故事。”在哪儿度过青少年时代很重要，陈丹燕的社会身份就是一个上海女作家。上大学之后，才发现并不是每个上海人都一样，她说的上海话发音和从黄浦区来的就有差别，生活细节的讲究上也有所差别。基于此形成一种族群的认同，她家住在常熟路拐进来的五原路，她买了摄影师马良的“马戏团”系列中的一幅作品，“那是在我们家附近的弄堂里拍的，觉得很亲切”。陈丹燕的丈夫从事出版工作，女儿在国外学艺术，生活在她身边的时候，女儿每次的叛逆都像打在棉花上，“她说要戴鼻环，我说你顺便舌头上也弄一个好哇，她说不行，怕烫”。

( 陈丹燕 )

1982年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陈丹燕曾经从事儿童文学创作，90年代以后，转入成人文学创作。但直到游记和纪实文学，她的那种敏感、温婉的叙述才受到广泛注意。写完《外滩的影像与传奇》，她去了北极。游遍世界各地，如今她更沉迷于大自然的神奇造物中。她大约是在4年间写就了《风花雪月》、《金枝玉叶》和《红颜遗事》，而《外滩的影像和传奇》她写了6年，因为想有更多的创造，其中有两三年的时间都埋头在资料搜集中。

在美国讲学的一年，陈丹燕大多时间待在图书馆里。美国大学的图书馆可以调阅全世界170多个图书馆的资料，条件得天独厚，但也带来一个问题，直到书写完4/5，才发现那种西方视角的叙述，有“政治不正确”倾向。西方人对中国解放前的那个冒险家乐园的留恋，大多来自一种殖民地情结。这个问题仍有些许痕迹留在书中，这也是使她感到矛盾的地方。去做采访，身在和平饭店，她闻到了想象中的鸦片烟的味道，而接受文化建构少的服务员们则说：“现在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房子，而且是个好看的房子，这就够了。”恐怕也只能这样想，否则精神上非常受折磨。他们向她津津乐道于和平饭店的鬼故事和1991年的通宵化装舞会，他们第一次看到了好房子用起来是什么样的，几天工作吃睡在饭店里都没有怨言，而参加舞会的400名客人其实是海外的殖民地爱好者。

在第五章，可以感到陈丹燕有个明显的校正。她选定几个采访目标，一位是M on the Bund餐厅的老板M女士，一位是李景汉，还有一位是年轻的记者杨俊，她在1997年第一次报道了外滩老楼里壁画的发现情况，通过她的讲述让读者认识了已经去世的总工程师陈植，在20世纪50年代的改建中，他主张给壁画刷上涂料使其得到保护。M on the Bund餐厅是坐落在外滩的上海地标性餐馆，外国人喜欢它，本地人则对它感情复杂。传说中服务员怠慢用中文点餐的顾客，但实际上你在餐厅用中文也没有问题，而的确存在某种势利，不是装模作样用英文点餐可以解决的。M是在香港和上海开餐厅的澳大利亚女人，她在香港旧牛奶公司楼上的餐厅M on the fringe，是个亲切的所在，陈丹燕形容说“带着一股在60年代度过青春的人特殊的旖旎又无羁的趣味”。M对采访她的陈丹燕说，来上海餐厅的人有那种联想，这只能说他们心中自有难抹去的殖民印象，但很难自圆其说。也可能和两地服务员的自我意识不同有关，一旦在上海某些场合当上服务生，气场决定他歧视本地人，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陈丹燕以她作家的素养，写起那些被曝光过度的人，仍有她独到的一面。她写李景汉“长着一张秀气但精明的脸儿，眼睛里有种腼腆与锋芒并存的光芒”，见过的人，大概都会觉得精准。李景汉被称为是外滩荣耀的复兴者，现在主持翻新位于北京前门东大街的钓鱼台前门宾馆，但你不能说他“复兴北京”。“复兴”这个词，只属于上海。“这是上海不同于别的城市的地方。在上海出现怀旧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因为它发展的轨迹是往回去，越过1949年，回到41年以前的世界第五大都市的荣耀中，包括官方的语言都是‘再创辉煌’。它有过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年代，想恢复如前。但这是个错觉，非租界时代的国际化，真的是要靠你自己的实力和魅力，外观是那个外观，但核心不是那个核心。”

“这块土地是有原罪的。”陈丹燕坦言对上海心存好奇，但无法由衷地爱它。外滩的建筑以前有一种暴富者炫富的花俏在里面，只是过了60年，大家看习惯了。“上海精神上特别特殊的地方，是它像个混血儿，又是那么个来历，这是这本书面临的很核心的问题，就是你在什么角度接受它。它的那种华丽始终有种被迫性在里面。上海非常物质主义，天生爱物质，这个没有道德判断。对我来讲，这个城市吸引我是它能在这么短的历史这么戏剧性地变化，这种反复和复杂，对一个作家来讲很有看头。”陈丹燕继续写着上海的传奇，下两本书的主题定在“和平饭店”和“外滩公园”。 上海陈丹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