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环岛日记（续）

( 居住在阿里山山区的邹族原住民举行传统的祭祀活动 )

“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这句话是去年台湾地区最红的电影《练习曲》的广告词。这部讲述一个喜欢音乐的年轻人骑自行车环岛经历的电影代表台湾地区参加了今年的奥斯卡评奖。虽然没能获奖，却在台湾掀起了一股自行车环岛热。可是，如果你试图模仿主人公，背着背包骑车环岛，你的腰肯定会大吃苦头。我就是这样。当我终于从台北骑到高雄时，后腰肿起一块，屁股被磨得生疼，依靠止疼药才能继续前行。

为了节省体力和时间，我决定从高雄坐火车穿过中央山脉，直奔东海岸，这样可以省掉危险的南回公路。台湾的火车班次很多，随时可以买到当天开往岛内任何一座城市的车票。火车上都是客机式的单向座位，车厢里从来不放音乐，便于乘客自己选择娱乐方式。

3个小时后，我和随车托运的自行车一起横跨台湾，到达台东市。这是一座悠闲的城市，无论是行人还是汽车，速度都远比台北慢许多。台东市区很小，街道呈规矩的井字形，路边偶尔还能见到日据时代遗留的日式建筑。据当地人说，原来这里住着很多原住民，居住条件和卫生条件都很差。后来日本人发现了台东附近的知本温泉，把原住民的房子拆了重建，将市区重新规划成现在的样子。他们还修建了下水道系统，改善了卫生条件，台东这才逐渐变成了一座现代化城市，吸引了大批原住民前来落脚。

其实，原住民曾经遍布整个台湾岛。考古研究表明，大约在1万年前，来自中国南部和南亚诸岛的原始人便漂洋过海来到台湾定居，他们就是台湾的原住民。15世纪时，闽南人大量移民台湾，把原住民挤到了山上，这就是“高山族”名称的由来。后来经过原住民的多次抗争，国民党当局这才给他们正了名，并正式承认了13个原住民族群。目前台湾原住民大约有48万人，占总人口的2%，其中阿美族人口最多，大约有13万。其他比较大的族群还有泰雅族、排湾族、布农族和卑南族等，而台东地区正是后3个族群的主要聚居地。

到原住民家做客

( 九份街头的小吃摊点 )

既然到了台东，就一定要去原住民家里住几天。朋友介绍一个排湾族制陶师傅，名叫阿亮。他40多岁，面相和善可亲，除了头上戴的花帽子有点异样，看不出和汉人有何不同之处。如今的台湾，除重大节日外，原住民已经不穿民族服装了。

阿亮家位于台东县初鹿乡，整个部落依山而建，各家之间距离很远，但有一条质量很好的柏油路用于彼此联系。部落里的房子都是砖房，所有现代化设施应有尽有，除了自来水。“这里依山傍海，降雨很多，山泉流也流不完，比自来水干净多了。”

( 卑南族民歌手胡德夫 )

晚上阿亮请我吃饭，头一道菜是烧酒鸡，就是用自制的高粱酒炖山鸡，鸡汤里的酒精含量肯定超过了啤酒。第二道菜是熏山猪肉，肥而不腻，香气扑鼻。第三道菜是红烧飞鼠，这是一种濒危动物，台湾当局明令禁止捕杀，只在原住民“大猎祭”时网开一面。但原住民一直试图推翻这一禁令，他们认为打飞鼠是祖先传下来的手艺，相当于本民族的文化传承，不能丢。事实上，最近这里刚发生过一起警民冲突事件，当地警察在巡山时拘捕了几个打猎的原住民，而且还非法搜他们的身，引起原住民族群的抗议。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万一飞鼠打光了怎么办？”我问。

“不会。我们从来不去深山里打飞鼠，只在外面打，所以打到的都是些逃出来的飞鼠，深山里的原始种群不会受影响。”

阿亮的理由听上去很合理，但是不少学者仍然担心失去控制。台湾“农委会野生动物保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李雄略曾撰文说，台湾原住民早就不用祖先传下的办法打猎了，他们使用现代猎枪，杀伤力比土枪大很多。虽说打猎属于传统，但传统也不是不能改变的。

当晚，我和阿亮以及几个原住民朋友围坐在篝火旁，喝着自酿高粱酒谈天说地。原住民生性热情好客，喜欢开玩笑，和他们聊天是一种享受。我了解到，这个阿亮早年当过兵，退伍后做了牧师，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学会了制陶，便自创“九鸟陶烧”工作室，生产陶器。我参观了阿亮的工作室，里面堆满了还未上釉的半成品，形状千奇百怪。

“我以前做的都是普通的水杯水壶，属日用品。”阿亮说，“后来大陆的产品一进来，售价不到我的1/10，我就转型，改做艺术品。”其实阿亮本来就喜欢艺术，曾经创作过不少装置艺术作品，其灵感大都来自排湾族的祭祀器具。

据阿亮介绍，台湾当局设立的一个基金会，每月向艺术家支付3万元新台币（约合7000元人民币）的工资，外加1.5万元新台币的材料费。“这个基金听起来不错。”阿亮说，“可是申请人必须提供一份详细的企划书，很多原住民传统艺人都不知道怎么写这东西，所以这笔钱很难发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

我去的那几天，正赶上阿亮的妻子在面试新工人。阿亮告诉我，最近台湾经济很不景气，大量蓝领工人失业。当局为了照顾这些人，颁布了一个特别政策，鼓励下岗工人再就业。工人第一年的工资都由当局支付，从第二年开始才由公司负责。阿亮正需要人手，便利用这个机会，招了3个下岗工人，让他们学烧陶。

第二天一早，阿亮委托一个猎手带我上山参观“巴兰遗址”。这个猎手不仅脚步轻快，甚至连手机铃声都调成了青蛙的叫声。这座山名叫“浅山”，有近1000米高，山上植被茂盛，但全是次生林。半小时后，我们来到半山腰的一处开阔地，茂盛的野草中，隐约露出几堆碎石。拨开草丛，我发现这是一堆加工过的石板，像是房屋的地基。猎手告诉我，这里曾是排湾族的一个村庄，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考古队从这里挖出过不少古物，但挖完后一走了之，这块地没人照顾，荒芜至今。

“只要给我一点钱，我愿意定期来打扫，把这里整理出来供人参观。”他说。临走前，他点了3支烟，一一放在遗址前的一块大石头下面，那里已经有了一个简易的祭台，上面放着3只小酒杯。台湾原住民喝酒前都习惯先用手指蘸酒洒到地上，连续3次，分别代表祭天、祭地、祭祖先。

下山后，阿亮带我去拜会当地原住民公认的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老，名叫马来盛。他是卑南族最后一个大头目马智礼的孙子，因为这层关系，他在整个台东原住民部落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大家都尊称他为马老师。

马来盛家坐落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山谷中，门前屋后有溪水流过。他在院子里挖了一个游泳池那么大的养鱼池，随时可以吃到新鲜的鱼。马来盛的妻子为我们烧了一条，鱼肉肥厚多汁，鲜美之极。

“这块地方本来就是我们卑南族的，可现在当局还要向我们收地税，这是不公平的。”马来盛嗓音洪亮，中气十足地说，“前几天我还见了马英九，他承诺如果当选，会专门为原住民制定特殊政策。”

马来盛非常善于利用政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大概是祖先传下来的本事。据他介绍，他祖父马智礼是福建一个黑帮头目的儿子，当年随父亲逃至台东，加入了卑南族。马智礼长大后成为一名出色的猎手，并被推举为卑南族大头目。日据时期，为了减少性命损失，马智礼带领卑南族归顺了日本人，后来又以同样的理由归顺了国民党当局。他还主动向竞争对手布农族妥协，双方因此结束了长达近200年的部族仇杀。正是由于马智礼的远见卓识和出色的外交手腕，只有1万多人的卑南族才得以幸存下来。

“其实马来盛说的也不全对。”离开马家后，阿亮对我说，“日据时期日本人提出‘以夷制夷’的政策，卑南族充当了日本人的杀手，杀死过很多排湾族和布农族的人，所以现在仍然有不少人对卑南族有意见。不过总的来说，现在的台湾原住民是非常团结的。”

阿亮开车带我到著名的初鹿牧场。这是一块丰饶的草甸，当年卑南族和布农族争的就是在初鹿牧场的放牧权。初鹿牧场还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因为这是进入花东纵谷的必经之地。原来，台湾的东海岸地势十分奇特，沿海是一条长形山脉，叫做“海岸山脉”。这条山脉和中央山脉之间有一个狭长的山谷，北起花莲，南到台东，因此得名“花东纵谷”。由于海岸山脉挡住了来自太平洋的台风，因此这个山谷气候温和，水源充沛，宛如一个世外桃源。

如今的初鹿牧场，却早已被台湾当局收归，并被开辟成一处观光景点。牧场内修建了很多咖啡馆和小商店，却见不到一头牛，草地光滑得像是一块修剪过的高尔夫球场。

著名的卑南族民歌手胡德夫小时候就在这里放过牛。那时他每天都要赶着牛，穿过齐腰深的牧草，草叶上的尖刺在他身上划出多道伤痕。长大后，他和李双泽一道发起了“唱自己的歌”的新民歌运动，被誉为“台湾原住民民歌之父”。为了纪念儿时的初鹿牧场，他曾经写过一首歌，名字就叫《牛背上的小孩》。歌中唱道:

终日赤足，

腰系弯刀，

牛背上的小孩唱在牛背上。

马来盛告诉我，台湾当局已经答应把初鹿牧场归还给原住民，不知道胡德夫记忆中的小孩是否还能再回到牛背上。

都兰传奇

都兰是位于台东市北边10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那里原来有个糖厂，后来因为进口更划算，台湾全面放弃了甘蔗种植，糖厂便被废弃了。我刚到这里的时候正是大年初三的晚上，糖厂烟囱下的小广场上人头攒动，鞭炮声此起彼伏。广场旁边是一排废弃的仓库，里面正在放电影。那是一部当地原住年轻人自拍的DV短片，这批人自发成立了一个松散的组织，叫“拉千禧”。原来，台湾原住民有个古老的风俗，年轻人长大成人后都要举行一次成人礼。这批年轻人都是2000年成人的，属于同一个“阶级”。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已经离开了台东，去其他大城市工作，可每年春节都要回到家乡团聚，共叙乡情。

电影放完，部落里的老人出来讲话，用的是原住民的母语，可在场的大部分年轻人都听不懂。台湾原住民没有文字，文化传承只能依靠口口相传。日久天长，如今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已经彻底汉化了。

“拉千禧”的隔壁，是糖厂的2号仓库，50多米的长度，外加5米的高度，使得这间仓库非常适合举办艺术展。事实上，很多艺术家都看中了糖厂的仓库，把这里变成了类似北京“798”那样的艺术家聚居区。阿美族女艺人鲁碧·司瓦那从台湾“文化艺术基金会”申请到一笔资金，在2号仓库举办了一个名为“回家的路”的装置艺术展览。她用台湾特有的漂流木为材料，加上玻璃和少量金属片，制作了一批造型张扬的根雕作品。

“我在外漂泊多年，终于能回到家乡生活，感觉真好。”鲁碧小名“豆豆”，司瓦那是阿美族的姓，“我们原住民本来都有自己的名字，后来当局强迫我们取汉名，有人干脆就用掷骰子或者扔飞镖的方法为自己挑个汉姓。”

豆豆和男友就生活在糖厂里。她在仓库的一角搭了个灶台，自己做饭吃，晚上她和男友就睡地铺，冷了就点篝火。同样，对面的4号仓库里也住着一位排湾族艺术家，他叫撒古流，不但擅长木雕、陶雕和石雕，还喜欢画画，曾经以原住民的祭祀仪式为蓝本创作了很多绘画作品。撒古流和胡德夫都是台湾原住民艺术家中的佼佼者，两人早在1999年就曾经跟随台湾原住民代表团访问过大陆。这样一位重要的艺术家，至今仍然在糖厂仓库打地铺。

4号仓库旁边有个小木屋，原住民歌手达卡闹和妻子侯米在这里开了一家工艺品商店。达卡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布鲁斯大师，曾经走遍了台湾，到处卖唱，并自费出版过一张唱片。可是他年轻时不知自律，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结果身体被搞垮了，现在只好戒酒戒肉，回到家乡和妻子开了这家小店，过起了悠闲自在的退休生活。小店专卖民间手工艺品，只要侯米喜欢，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作品拿来放在这里寄售。有趣的是，侯米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堆台湾竞选用的小旗子，把布拆下来做成包装袋，既环保又省钱。

另一位原住民歌手的情况要稍微好一点。她叫巴奈，父亲是卑南族，母亲是阿美族。她继承了父母亲的优点，生得浓眉大眼，身材高大。她从小跟随父母到处流浪，长大后在西餐厅驻唱多年。“那时我就是一件会发声的家具。”巴奈评价自己的“餐厅歌手”生涯时这样说。过去她叫“柯美黛”，曾经签约“滚石”唱片长达6年，却一张唱片也没录。后来她离开“滚石”，恢复了自己原来的名字，在台湾著名的独立唱片公司“角头唱片”录制发行了一张名为《泥娃娃》的专辑，在海峡两岸的民歌爱好者中引起了广泛注意，从此演出邀约不断。可她却在即将成名的关头选择了隐退，和家人一起搬到都兰，用2500元新台币的月租租下一间破旧的小平房，自己刷墙，自己打扫，自己做饭，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巴奈请我去她家吃饭，她亲自下厨，做了几样野菜。“原住民不但会唱歌，而且也最会挖野菜了。”她说，“尤其是阿美族的老人们，都知道哪种野草最好吃。”

“你为什么不去大陆演出呢？很多人想听你唱歌。”我对她说。

“为什么要去巡演呢？”她反问道，“都兰山清水秀，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平时和朋友们弹琴唱歌，高兴了就去海边游游泳，巡演哪有这里舒服？”

巴奈的房子坐落在都兰部落的一个小村子里，背靠高山，一出门就能看到大海。她经常和女儿一起到海边玩，享受大自然赐予的快乐。《泥娃娃》中的很多歌曲表达的主题都是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反思，她绝不想再回大城市，当一件“会发声的家具”了。

“你写过歌吗？”巴奈问我。

“我不识五线谱，不会弹吉他，也不会……”

“不对！”巴奈打断了我的话，“歌不是来自五线谱，而是来自你的生活。”

原来，她和朋友一道在都兰村发起了一个“写自己的歌”的运动，鼓励都兰居民把自己心中的歌写出来。她还准备和几个音乐家一起举办一个都兰民歌节，让音乐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里。

其实，原住民的生活里永远不缺音乐。第二天下午，巴奈带我去山上的“月光小栈”听歌。这里原本是日本人为伐木工盖的工房，后来电影《月光下我记得》选在这里拍摄。摄制组走后，留下了一幢经过重新改装后的漂亮的小木屋。有人把它承租下来，改装成咖啡馆，登山客爬到这里时总会停下来喝杯咖啡，看看远处的大海。

这里会不定期地举办演唱会。那天演出的主角是一对名为“大大小小”的卑南族夫妻档，丈夫汪智博是台湾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苹果日报》的台东区负责人。夫妻俩演唱了很多原住民创作的歌曲，其中有一首名叫《长堤》，是一位名叫麦尚的阿美族歌手写的，此人虽然常年漂泊在外，却总是想起家乡的观海长堤。歌中唱道:

山它依然没变，只是多个隧道。

水它依然没变，长堤越筑越高。

风它依然没变，那么令人逍遥。

我也依然没变，只是有点苍老。

思乡，是台湾艺术家最喜欢表现的主题，因为这个小岛上生活着太多背井离乡的人。无论是当年出于各种原因被迫来台的外省人，还是为了生计去大城市打工的原住民，乡愁都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天渐渐黑下来，我站在山上向东望去，远处的绿岛亮起了一排灯光，好像是漂浮在天堂里的一艘小船。胡德夫曾说，中国真正的东大门在台东。真得感谢台东的原住民们，他们把中国的东大门建设得如此美丽。

美丽的台湾东海岸

告别了台东，我继续沿海北上。台东到花莲的这段海岸线非常漂亮，电影《练习曲》的大部分镜头就是在这里拍摄的。一路上虽然天气不好，总是阴云密布，但也正因为如此，一路上很少见到游客，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面对整个海滩，真是一段非常难得的经历。

台湾有漫长的海岸线，但奇怪的是，真正建在海滩上的人工建筑却非常少。原来，台湾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处于戒严状态，所有海岸线都有军队把守，普通民众不得走近。阿美族自古以来一直以海为生，当局的戒严政策把阿美族的这一历史传承生生切断了。现在的阿美族年轻人对海都陌生了，不会打鱼，不会冲浪，甚至不会游泳的都大有人在。

不过，这样做的好处却是保护了台东海岸线的自然景观。我一路上没有看到一座工厂，除了某些地段安置了三角形的水泥消波块（俗称“肉粽”）以外，大部分海滩都保留了原始样子，没有遮阳凉亭，没有尖顶草棚，没有人行道。

去年台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民意测验，台东海岸线被评为台湾旅游景点第一名，第二名是同样位于东海岸的花东纵谷，第三名才是日月潭。台湾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西岸远比东岸发达。过去东岸人都一心想着去西岸挣大钱，可现在留在东岸的台湾人都意识到环境对于提高生活品质的重要性。他们联合起来拒绝任何可能造成污染的工厂迁来，无意中为台湾人民留下了一座未经污染的后花园。

我沿着海岸线骑车北上，沿途经过了不少景点，比如加母子湾、三仙台、石雨伞和八仙洞等。不过，这些风景都以奇形怪状的礁石吸引游客，意思不大。相比之下，我对游客更感兴趣。在加母子湾，我见到3个孩子正在捡贝壳，可他们的父亲却指着沙滩上的一只被晒干的海星说:“你们看，这只海星就是被人从海里捡上来的，结果它饿死了，所以你们玩完之后一定要把贝壳送回大海里去，大海才是它们的家。”

在三仙台，我遇到一个单身骑车环岛的小伙子。他是一名“大二”学生，因为对前途有些迷茫，干脆申请休学一年，在小学里做老师，一到假期就出来旅游。我曾经在海外见到过不少这样的台湾人，辞职出来旅游，走遍世界。“这种做法在台湾很普遍。”小伙子对我说。

在海边骑了两天之后，我决定离开海岸线，去花东纵谷看看。于是我在长滨市左转，沿着玉长公路翻过海岸山脉，穿过一条长达2660米的隧道，进入了这片神奇的山谷。放眼望去，周围都是稻田，插秧刚刚结束，娇嫩的秧苗在细雨中轻轻地摇摆。

花东纵谷出产的水稻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尤其是富里县出产的大米，据说是日本天皇的指定用米。富里水稻全部采用有机方式种植，不用化肥和农药。我发现，台湾商店里卖的大米都会标明详细的产地，具体到某乡某村，甚至有些品牌还会在包装袋上印上种植水稻的农民的照片。

骑着骑着，路边的油菜田逐渐多起来。金黄色的油菜花随风起舞，煞是好看。一位小吃店老板告诉我，这些油菜田其实是处于休耕的状态，因为油菜好管理，几乎不用施肥。另外，油菜浑身是宝，油菜花可以观赏，油菜叶子可以食用，油菜子可以榨油，剩下的茎秆埋入土里就是很好的有机肥料，来年再种水稻就可以不用施肥了。

看来，台湾的农民早就知道了休耕的好处。

我在花莲附近的光复乡住了一天，遇见了3位神奇的人。第一位名叫傅元阳，他身材魁梧，肤色黝黑，满脸络腮胡子，脑后系着马尾辫，活像一个屠夫。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曾经是台湾最有名的跆拳道教练，曾经培养出两夺奥运冠军的台湾选手陈怡安。

“我早就不做教练了。”傅元阳对我说，“现在改养蝴蝶了。”

原来，傅元阳在体育界摸爬滚打多年，厌倦了“胜者王侯，败者贼”的生活。他曾经在台北动物园做过一阵义工，喜欢上了蝴蝶，想为蝴蝶做点什么。2001年，两场台风把光复乡变成了一片沼泽。傅元阳利用这机会，说服地主租借了一块荒地给他。这里曾经是一个苦花鱼饲养场，至今还能见到很多水泥砌成的圆形养鱼池。他在这片废墟上建立了一个蝴蝶养育基地，人工种植了大量蝴蝶爱吃的花草。他还修建了一个网室，把蝴蝶卵放在里面，待它们孵化成蝶，再释放到大自然中去。

“我这个蝴蝶园的经营理念和动物园很不同。”傅元阳解释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公众宣传生态保护的知识。我绝不偏向那些好看的蝴蝶，我所做的就是恢复这里原有的生态系统，把原本就在这里生活的蝴蝶重新招回来。”

他让蝴蝶在野外随便活动，也不刻意清除蝴蝶的天敌。他经常组织孩子们来这里参观，向他们灌输生态平衡的理念。他不收门票，靠积蓄和讲课的收入维持生活。他利用台湾当局针对残疾人的特殊政策，雇用了30多名残疾人和弱势员工，由当局给他们发工资。这一切，都是为了圆他的一个梦。

“我想用蝴蝶做例子，教会当地人怎样和谐地和大自然相处。”

我认识的第二个人名叫黄肇基，以前是一名软件工程师。和傅元阳相似，他也厌倦了紧张而又机械的城市生活，自愿到乡下，在这里租赁了一块3公顷的土地，建立了“心林农园”，专门生产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不过，他的主打产品却是螳螂。他用玉米糊饲养果蝇，然后把果蝇作为食物，喂养螳螂。螳螂专吃害虫，是一种有效的生物杀虫剂。他想通过卖螳螂，让农民不再使用农药。

他告诉我，多年前他去欧洲旅游，发现欧洲最富有的人不是工人，而是农民，这让他改变了对农业的看法。“生态农业是台湾的未来。”他说，“我觉得这里面充满了商机。”

目前他的螳螂养殖业还未成熟，他打算先利用“心林农园”生产的花生和仙草，生产有机饮料赚钱。

“你以前是软件工程师，那么你是怎么学会养螳螂的呢？”我好奇地问。

“我所有的农业知识全部来自互联网。自从有了网络，我几乎不需要老师就能学会任何东西。”

我认识的第三个人最神奇。他叫赫恪，今年快50岁了。来光复乡前，他是一名常住台北的作家，同时也是一名非常活跃的戏剧编导。他还同时兼任“台湾公共电视台”导演，以及“中研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我年轻时喝了太多的酒，把身体搞垮了，就从台北出走，流浪到了这里。”

他在光复乡的大丰村租到一个农家小院，独自一人住在里面。这所房子距离大路很远，隐蔽在树林中。院子里有3只狗负责看家，见到人来就兴奋得狂吠不已。屋子不小，但几乎没有空地，因为从地板到天花板都堆满了书，据我估计至少有3000本，其中有很多都是关于民族史的。“我住的这个村子有90年的历史了，可现在常住这里的不到1200人，大都是老人和孩子，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我搬来这里后，采访了很多老人，把这里发生过的很多有趣的故事记录下来，写成了一本地方志。”他递给我一本他写的——《一个村落的诞生》。他采用了一种讲故事的手法，记录了这里发生过的很多重大事件。更重要的是，他并不只是记录重大事件，而是把眼光放到底层的村民身上，甚至不惜为一个普通的种甘蔗的老人立传，详细记录他每日的生活和喜怒哀乐。他说:“我以前是拍纪录片的，最喜欢记录细节，只有把这些细节综合起来后，才能真实地还原生活。”

他带我去村子里转，我发现他几乎谁都认识，每个人对他都十分尊敬。后来有人告诉我，赫恪绝不仅仅是一名记录者，他还身体力行，帮助村民们重新找回尊严。他组织大家和乡里的错误政策抗争。他利用自己和媒体的关系，组织记者宣传这里的土特产。他动员自己的艺术家朋友来这里办画展，丰富了村民们的文化生活。

临走的那天，他正好要去拔牙，就陪我走到大路上。他把那本书送给我，对我说:“我希望所有看过这本书的人，都会拿起笔，把自己家乡的历史记录下来！”然后，他拿出一张写着医院地址的白纸，笑着说:“我因为酒后驾车，被吊销驾照了。”

回到台北

从光复乡骑到花莲市，只用了半天时间。在花莲住了一天后，我跳上一列火车，避开了危险的苏花公路，直达位于台湾东北角的九份。这里原本是一座金矿，早年来淘金的工人只有9户人家，无论买什么东西，都一式9份，因此得名。

1989年，台湾导演侯孝贤以这里的矿区为背景，拍摄了《悲情城市》。这部电影不但为侯孝贤带来了极大的声誉，也彻底地改变了九份的面貌。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类似云南丽江的地方，原本狭窄的小巷挂满了红灯笼，矿工们的石板房被开发成了商铺，卖起了台湾小吃和高山茶。

但是，九份和丽江最大的不同是:它距离台北只有半小时的车程，台北人可以很方便地来这里小憩片刻，呼吸一下山区的新鲜空气，再回台北继续工作。

确实，台湾很小，小到骑着自行车就可以绕上一圈。可是，也正是因为它的小，反而给人一个出走的理由。台湾的历史也不长，1000年的古迹就被视为珍宝。但是，正是因为历史短，这里的人反而更加懂得珍惜先人留下的传统，并把祖先的教诲变成前进的动力。 自行车台湾生活台湾原住民日记环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