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现代人何以抵抗本体性焦虑

( 安东尼·吉登斯 )

专家们的可信任度

吉登斯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是他们家第一个上了大学的人，在剑桥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他说是布朗把他引入了政界，使他得以见到电影明星、在白宫欣赏史蒂夫·旺德和埃尔顿·约翰的双钢琴演奏。

吉登斯早年在赫尔大学学习的是心理学，他在从事社会学研究时，经常考虑社会结构及其变化与人们的心理之间的相互影响。换言之，他会考虑社会的微观层面——个人的心理感受和身份认同——同国家、跨国公司和全球化宏观图景的关联。这两个不同的层面被他之前的传统社会学理论区别对待，因而没有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

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对信任的讨论就既涉及心理层面，又涉及社会层面。对他人的信任是一种持久而经常性的心理需要。在前现代社会，一个你与之打交道的人是否可以信任，可以通过比较长时间的交往来加以确定。而在现代社会，交往的面扩大了，交往的时间也是短暂的、临时的，甚至这时我们对个人的信任除了我们熟悉的、活生生的个人之外，还有可能是一个永远都不会与之见面的人，或者是某领域的一名专家，这是我们判断他是否值得信任的标准是看他从属的机构，或他的职业，换言之，一种抽象的体系。

比如人们都很信任媒体、信任老师和教科书。在教授孩子们科学知识的过程中，传授给孩子们的不仅是技术发现的具体内容，更重要的是培育出更一般的社会态度，尊重所有技术知识。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知识在原则上被认为是不容置疑的。只有当一个人置身于科学领域中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他才有可能知道那些足以引起怀疑的问题，也才可能充分意识到科学中被宣布为知识的东西也有可能是错的。

人们信赖科学知识，尊重各类专业化技术。但与此同时，人们由于无知，由于跟专家没有私人交往，对科技专业知识也保持着怀疑。另外，经过一定的努力，人们自己也能达到一定的专业水准，变成专家。当一个人向专家咨询的时候，如果他也关注相同领域，那么他可能取代专家的位置。最后，专家们之间也会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或者他们会随着研究的进展改变观点，比如，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戒烟可以减少感染某些特定的重病的几率，然而就在40年前，许多医生建议用吸烟来增强精神和身体的放松，这影响了他们整体的可信任度。普通大众说起科技专业知识，总是敬畏交加，科技人员被认为僵化呆板，科学家则疯疯癫癫，或者缺乏幽默感，不了解普通人。所以在现代社会，个人品行对赢得信任很重要。如果空中小姐面带沉着稳健的笑容，乘客就会打消对飞行安全的疑虑，这跟用来证明飞行安全的庞大统计数字一样有效。

为了获得非专业人士的信任，专业人员幕后做的大量工作不能让外人知道，因为专业人士有时会出错。比如，如果病人对发生在病房里和手术台上的种种错误知根知底，就不会对医护人员如此深信不疑了。而现实中，没有什么技术是如此极端地精雕细琢，也没有哪一门专业知识完善到偶然因素和厄运不起作用的地步。如果顾客不知道偶然因素怎样经常性地出没于专家的工作中，或许就能让他们感到他们的安全是有保证的。所以，“专业知识就像某种不对外开放的商店，其内部人员，比如律师或社会学家，使用的专业术语仿佛是存心修筑起来阻隔外人进入到厚重的高墙”。这下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医生开药方时写的字病人几乎一个都不认识。

普通人在某些情况下，会失去对抽象体系的信任。比如如果他发现雇来的专家根本就不能正确地安装中央空调，他也许就会决定去学习相关技能后自己动手安装它。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一些糟糕的经验可能会导向某种听天由命的态度，或者干脆脱离某个抽象体系。某个听了股票交易人的建议而购买某种股票却亏了本的人，可能就会转而决定将现金存进银行，这个人甚至还可能下决心将来干脆以选择黄金的方式保证对资产保值。但是，这个人很难完全摆脱货币体系，除非他决定试着在自给自足的贫困状态下生活。

人在生活中会时常遇到不够专业的专业人士，由于对一些专业知识的无知，一个人甚至无法判断专业人士的说法是否真实，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何以能不丧失对所有抽象体系的信任呢？吉登斯说，大多数人之所以不会陷入时刻怀疑别人的地步，跟他们的童年经历有关。“一个正常人在童年获得的基本信任剂量，减弱或磨钝他们生存性的敏感度。用一个比喻来说，他们接受了一种情感疫苗，用以对抗人人都可能感染的本体性焦虑。给他们注射疫苗的是婴儿期最初的照料者，对多数人来说，就是他们的母亲。”

生活在后传统社会

吉登斯在《为社会学辩护》一文中说:“社会学首先涉及的是现代工业社会的现代性问题，现代社会的特征及其动力问题。而社会学涉及的更经验性的问题是非常真实的，在所有社会科学中，社会学最直接地涉及日常生活中的城市发展、犯罪、家庭等与我们有关的问题。”在对现代人生活处境的分析方面，他吸收了海德格尔到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简单地说，他指出，现代社会的物质条件极大改善了，但人们生活得却并不容易，现代社会中的本体性不安全水平要高过前现代社会。

乍看上去，好像是古代人经历的苦难更多。霍布斯就说，在自然状态下，人类生活是“肮脏、野蛮而短促的”。婴儿死亡率和妇女生育时死亡率都非常高，人均寿命相当低，容易受到各种传染病的侵袭。他们还很难抵御洪水、暴雨、干旱等自然灾害。由于存在着被袭击或抢劫的风险，现代城市被认为充满危险。但同前现代社会比较起来，这种暴力的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在古罗马的战乱时期，一个人大白天在街道上就有可能不明所以地遭人谋杀。

但吉登斯说，在高度现代性的社会，危险更多来自我们自己的活动而不是外界，其中一些是大灾难，如核威胁、全球环境危机、全球金融风波等。其他一些则对我们中的个体造成威胁，比如食物和药物安全、婚姻。今天，对发达国家而言内战是很罕见的现象了，而核冲突的可能性造成的危险，是以前世世代代的人从未面临过的。全球化的情况下，风险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使用燃油中央空调而没有壁炉的人特别容易受石油价格变化的影响。这些都超出了个人乃至民族国家的控制范围。

在传统社会，家庭首先是一个经济单位，婚姻不是基于双方的感情关系的，虽然它对一个美好的婚姻非常重要，但以前它并不是婚姻的基础。现代条件下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一种“纯粹关系”，遵循开放、民主、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家庭的经济角色越来越小，爱情或者说爱情加上性的相互吸引成了婚姻的纽带。而这种纯粹关系是一种随时可以中断的社会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能够为关系各方提供充分的心理回报时，它才能得到维系，而一旦有一方感到不适或需要中止，它就能够随时被打破。

面对风险，个人应该持何种态度呢？吉登斯说:“风险总是要规避的，但是积极的冒险精神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和充满创新的社会中最积极的因素。我们应该变得更为积极一些，不能过于谨慎。”■ 性焦虑吉登斯何以本体抵抗现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