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道芬堡——迟到和不合时宜的英雄

( 正在拍摄的电影《瓦尔基里》 )

德国前总理科尔和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容克在施道芬堡就义的班德勒大街国防部大楼前，面对450名国防军新兵发表讲话，颂扬施道芬堡的行为是“人类正义，良知在面对暴政时的勇敢回应”。由布莱恩·辛格执导、汤姆·克鲁斯主演，以刺杀行动代号命名的影片《瓦尔基里》，也于当天在柏林开机。虽然德国著名导演、曾执导过《窃听风暴》的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克等一些德国文化名人竭力欢迎他们的好莱坞同行，声称《瓦尔基里》是对于德国的正面形象宣传、十届世界杯也比不上，然而包括施道芬堡之子伯托在内的许多德国知名人士，仍然对此表示抵触。很明显，克鲁斯饱受争议的科学教信徒身份只是一个幌子，施道芬堡代表的不仅是德国人引以为傲的高尚传统精神，同时也是一道更为隐秘的历史感情伤疤，如果我们企图对此做出更深刻的了解，那么就必须首先把目光投回到施道芬堡进入历史的那一天中去。

7月20日

1944年7月20日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五。相信辛格的影片也会将叙述的开始放在中午12点半左右，镜头首先对准的是东普鲁士腊斯登堡阴暗、潮湿的密林深处，被称为“狼穴”的希特勒大本营会客室。施道芬堡上校冷静地把他仅剩3个手指、戴着皮手套的左手伸进皮制公文包，拿住一把金属镊子，打破了一枚英国制定时炸弹的击发系统——腐蚀性的药水开始浸泡一根细细的金属线，一旦后者断开，撞针就自动弹出，击发雷管——然后走进了闷热、拥挤的会议室。正用颤抖的右手拿着放大镜观看军用地图的希特勒冷淡地和他打了招呼，周围是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将军，总参谋长凯特尔将军和国防军、党卫军的20名军官。没人注意这个独臂上校不动声色地站在距离纳粹元首右侧的桌子旁，把公文包放到桌子底下，距希特勒腿部不到2英尺的地方。12点37分，施道芬堡迅速离开了会议室，和另一位密谋集团的同志、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弗里茨·菲尔基贝尔碰面。12点42分，一声巨响从会议室中发出，随即是一片火光，烟尘和碎片，谋杀似乎成功了。

然而，在柏林班德勒大街补充军司令部里，以陆军办公室主任奥尔布里希特为首的密谋者却在犹豫踌躇中白白浪费了爆炸之后大本营与外界通信隔绝的3小时。由于不能从菲尔基贝尔的电话中确认希特勒的确实死讯，他们无所事事。按照“瓦尔基里”计划，一旦行刺成功，密谋集团要立刻展开一切工作:动员补充军占领柏林各处通信枢纽，逮捕希特勒其他得力助手，通知其他城市驻军协同起事。但当时没有一个人能明确当下任务，反而是法国驻军中的密谋分子行动得迅速而有条理:施道芬堡的表兄霍法克中校和他的长官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立刻逮捕和禁闭了巴黎全部1200名党卫队和保安处官兵。而柏林方面直到施道芬堡本人下午15点45分降落在柏林附近的伦格斯道夫机场并打电话催促后，才开始了慢腾腾的行动——此时致命的错误已经酿成，大本营和柏林的通讯已经得以恢复:密谋分子寄予厚望的国内补充军司令、谨小慎微的弗里茨·弗洛姆将军骑墙派的本色，在与大本营取得联系后立刻表露无遗，他决定与这些密谋分子划清界限。

接下来的4小时是一段充满灾难、阴谋、背叛的时光，被反抗组织派遣前往帝国宣传部逮捕戈培尔的大德意志警卫营营长奥托·雷麦少校在宣传部长本人的办公室电话听筒里亲耳听见了元首嘶哑、神经质的声音。这个不问政治、以服从为天职的军人立刻接受了新命令，在柏林实行戒严，并阻止其他不可靠的部队进入首都，使得许多踌躇不定或正要投向反抗组织的军官停止了行动。最终，包括弗朗茨·赫尔伯中校在内、几个奥尔布里希特将军的下属决定充当第三帝国的救星，他们带着武器进入补充军司令部，释放了弗洛姆，逮捕了施道芬堡等人。晚上20点40分左右，施道芬堡、奥尔布里希特等4位反抗集团的核心人物在司令部院内的一堵墙前被行刑队匆忙枪杀，这位年仅37岁的上校在枪声响起的一刹那喊道:“我们神圣的德国万岁!”

( 爆炸后的“狼穴”会议室，勃兰特上校无意间将炸弹皮包移至会议桌底座另一侧的举动，救了希特勒   )

被孤立和怀疑的良知

如果“7·20”刺杀最终成功，历史进程将会有怎样的改变？战后，美国陆军情报局检视了纳粹关于“7·20”刺杀事件的遗留档案，以及两位刺杀希特勒密谋集团的幸存者、中央集团军参谋费边·冯·施拉勃伦科夫少校和纳粹德国谍报处工作人员汉斯·伯恩德·吉斯维乌斯的回忆录。他们不得不承认，如果施道芬堡上校成功，毫无疑问将挽救成千上万名盟军士兵和德国公民的生命，并且一个没有被完全摧毁、肢解的德国无疑对欧洲安全和稳定更为有用。毫无疑问，对于纳粹和希特勒的本质，德国的精英分子既没有像盟国宣传的那样浑浑噩噩，对纳粹政权始终抱有幻想，也不是企图通过投机式的政变，让德国逃脱战败命运带来的惩罚:在1944年，密谋集团就对希特勒进行了不下6次的谋杀尝试。早在1936年，德国外交部副部长恩斯特·冯·魏茨泽克就试图劝说英国首相张伯伦支持德国内部关于改变现政府的努力。1938年9月，以前陆军参谋长路德维格·贝克将军为首的反抗集团就进行了第一次尝试，计划由埃尔文·冯魏·茨莱本将军指挥1个装甲师开进柏林，将希特勒逮捕公审，甚至处决。格哈德·冯·施维林上校在1939年1月，与英国情报处少校、后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陆军情报局局长的肯尼斯·斯特朗会面时，直截了当地指出，第三帝国政府的终极政治目的在于征服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希特勒是改变现状需要消灭的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个”。

( 施道芬堡刺杀行动失败后，被逮捕处决的反抗集团核心人物：施道芬堡上校 )

具讽刺意味的是，盟国在第三帝国存在的整整12年中，都对这些来自纳粹内部的反抗者抱着冷漠和怀疑的态度。1941年初，亚当·冯·特罗特等供职于纳粹德国外交部的反抗分子与英国情报部门进行最初接触的时候，丘吉尔对他的外交部长安东尼·艾登说，英国应该对此保持沉默。美国总统罗斯福长期与第三帝国内部反希特勒集团保持联系的美国战略情报局欧洲负责人艾伦·杜勒斯虽然对抵抗集团抱有同情，但从罗斯福总统，到局长威廉多诺万，都禁止他对密谋集团做出任何承诺，顶多让他们“成为盟国严密控制下的双重间谍”。

理由何在？《光荣的失败——第三帝国内部的反纳粹活动》一书的作者、英国传记作家安顿·吉尔回答说，“二战”爆发后，在战场上饱受挫折的盟国已经拒绝区分“好德国人与坏德国人”，他们渴望的不是有条件的媾和，而是对德国的彻底摧毁。尤其是在1943年1月，盟国在卡萨布兰卡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后，密谋集团更明确他们不可能在西方，或德国军队和民众当中赢取足够多的支持。前者的怀疑来自盟国对于作为整体的德国人的敌意，而后者则根植于这些挺身而出的德国精英分子乃至整个德国国民的性格弱点之中。

( 施道芬堡刺杀行动失败后，被逮捕处决的反抗集团核心人物：副官哈夫登中尉 )

根据伯托的回忆，施道芬堡在主动承担了密谋集团刺杀任务的重担后，不止一次地踌躇过，这种矛盾心理不仅来自刺杀行动遭失败后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更来自成为德国历史叛徒被唾弃的疑虑。即便是在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录后，德国民众对战争的前景也没有绝望，绝大多数职业军人还在秉承他们的忠诚誓言。很明显，即便刺杀行动成功，民众心里会再次激发类似“一战”末期“德国死于背后暗箭”的念头。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在1952年12月的德国民意测验中，只有28%的人认为施道芬堡和他的同志们成功，德国就会以更加体面的结果结束“二战”。甚至有36%的德国人认为，如果没有反希特勒集团的“破坏与泄密”，那么德国甚至可能赢得这场战争。直到60年代，随着冷战的加剧，德国逐渐恢复了它在欧洲国家中一度失去的地位和尊严，“7·20”事件才逐渐成为德国公民在集权压迫下致力追求自由和公正的象征，不过德国人似乎很难原谅西方和美国对于这些英雄行动的持续漠视和迟到的承认，《明镜》杂志评论说。

道德勇气和行动勇气

( 施道芬堡刺杀行动失败后，被逮捕处决的反抗集团核心人物：奥尔布莱希特将军 )

“施道芬堡和他的同志们缺乏的不是道德上的勇气，而是行动上的勇气。”安顿说。作为阿尔弗雷德·申克·施道芬堡伯爵的第三子，克劳斯的外曾祖父是拿破仑战争中的著名普鲁士元帅格奈森瑙，从他11岁进入了斯图加特著名的埃伯哈特·路德维希学院开始，施道芬堡就以他的领导能力、魄力和个人魅力著称。在因“7·20”事件而被牵连牺牲的反抗分子中，有着和他一样的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和理想主义者，包括莱比锡市长卡尔·戈台勒博士、普鲁士参谋本部创始者的曾侄孙冯·毛奇伯爵和另一位普鲁士英雄瓦尔登堡将军的曾孙约克·冯·瓦尔登堡伯爵。根据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的统计，在刺杀事件发生3个月内，大约有200人被处死，大部分在柏林郊区的普勒岑监狱被残酷地处以绞刑，辗转牵连者则高达7000人之多。

然而，导致这种牺牲的行动与他们抛弃生命的壮举相比，实在有些苍白，冯·毛奇伯爵为首的“克莱骚庄园集团”做的工作不过是空中楼阁地谈论希特勒消失后德国的意识形态和政府组织方式，他们不厌其烦地撰写的未来内阁名单帮了盖世太保的大忙。军队的表现也乏善可陈，“德国陆军优秀的组织动员能力和贵族高尚的荣誉传统固然值得赞叹，但它的前提条件是普鲁士现代国家形成中，对国家权威的无条件服从和命令就是一切口号的赞许”。安顿表示。确实，无论是施道芬堡的矛盾心理，奥尔布里希特、隆美尔或者克鲁格元帅的犹豫不定，还是弗洛姆的变节，都证明了德意志引以为傲的传统中致命的缺陷，然而对于这些以仅存有限的良知和能力向纳粹发难的殉难者过分苛求，则是无视历史现实的体现。至今矗立在国防部院落中的施道芬堡塑像，如同一个巨大的问号，继续拷问着今日全体德国人乃至全世界的内心。

( 隆美尔（中）因同情密谋集团而被希特勒判定有罪，最终在1944年10月14日被迫自杀 )

( 汤姆·克鲁斯饰演施道芬堡上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