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刘国钧故居里的老管家

( 八桂堂 )

现在到青果巷的游人第一个找的都是盛宣怀故居，从《胡雪岩》或《乔家大院》中获得的想象很快破灭——盛宣怀故居只是大杂院外的一个牌子。但所有人都会热心指引，“大宅门是刘国钧故居。可惜你进不去”。作为常州旅游手册上首先推荐的“名人故居集中地”，青果巷被描述得颇具水乡气质，名门毗邻，出过不少前朝官宦和文人。但走进一看，狭小细长的巷子勉强走一辆车，早晚喇叭声不断。临街是老店面，理发椅子上还是铜钉，三轮车夫扯着“收锅收盆咧”的长腔。常州的河是早填了的，既然京杭大运河失去了航运作用，城内小河道就不如马路实用。每个细弄堂里都是杂居的院落，完全看不出来曾经是七进以上的园林。江南大户人家不见踪影。

与上海人对盛宣怀津津乐道的态度不同，在常州讲“盛宣怀”要遭耻笑的。巢长福很自然地说盛宣怀的字，“杏（常州话念hang）荪”，仿佛是一个邻居儿子。盛宣怀是地道的常州人，盛家的旁支到现在还住在青果巷，离刘国钧故居不过200米。“你要看盛杏荪故居，恐怕要白跑的，那个房子已经杂居着十几户人家，破落。再说挂了牌子也不是真的。盛家的子孙都饿死在留园的门槛上了。”巢长福将一个长长的门闩拔出来，为了汽车出入方便，刘国钧故居已经改造了原来的木结构的高门槛。整个大门高约3米，门口电铃一碰，整个房子铃声大作。青果巷里最扎眼的就是这里。采访两次，都见到附近上年纪的居民聚在巷子里乘凉聊天，73岁的巢长福和他们没有往来，他说:“老太爷、老板娘就是看中我这点:自爱。”

刘国钧在常州被称作“刘国老”，有时干脆省略姓氏。民国年间的大资本家不少，但家族财富延续至今发扬光大的，屈指可数。刘家在1948年将一部分资产转到香港，成立了东南纱厂和中国染厂。中国染厂由女儿刘璧如与女婿查济民经营，在此基础上，创办兴业国际集团和名力集团。香港豪门集体携第二代到北京与领导人会面，刘、查都在其中。因此对于首富，常州人都要算笔账。“上世纪50年代，刘国钧在常州公私合营计算的净资产量是4000万元，是中国的纺织大王。无锡的荣家是面粉大王，7000万元外加3000万元银行债务。”巢长福举出数字时，表情自豪。民国年间，常州的税收占中国1/70，轻工业居首位。刘国钧在解放前创办的大成纺织，是中国纺织业的龙头，大成一家的纱锭占全国的7%，织机占20%。灯芯绒是刘国钧从日本偷学回来的技术，也因此在抗战中成为京九线唯一被日军炸毁的纺织厂。大成的4个厂1954年全部变成常州国棉厂。常州的轻工业发展至今，都仰仗刘国钧在上世纪前30年打下的基础。

刘国钧故居现在的面积基本保持了原样。但是2003年原本是花园的地方新添了三栋西式小楼。分别名为“迎宾”、“锦绣”、“兴业”。“这是为了让老板娘、老板、还有刘家海外的子孙回来住的。”老管家说。为了查询一个数字，巢长福极不情愿地开了锦绣楼的门。没人住的大宅干净极了，空调恒温18摄氏度，中间长案有一座刘国钧的小铜像。“谁来我都没让看过。央视的说来拍一个镜头，我被缠得没办法打电话去香港，香港不同意。老板娘说:‘爹爹说过要盖楼给朋友元老住，兴业楼就是这个意思。’”和新楼对应的是明代名宅“八桂堂”，最早是诗人唐荆川的，后来卖给了瞿秋白的叔祖，瞿秋白就出生在最后一进的“天香楼”。瞿氏败落，卖给了刘国钧。瞿秋白一家搬去瞿氏祠堂居住，祠堂成为现在常州最完好的故居。“我们私人花了240万元修好的八桂堂。”巢长福气呼呼地说，坚决不同意文管会要在门口挂文物保护之类的牌子。“钱又不是他们出的。居然还要在门口挂瞿秋白故居的牌子！我们当然不同意了！”

无论是西式小楼还是八桂堂，树木繁多却一点落叶也看不见。正厅能看见的地方都是主人家的东西，不知道哪里是巢长福生活的痕迹。

( 刘国钧的财富 来自常州下属郊县的刘国钧全靠自己打拼。刘国钧的父亲是现实“范进”，在科举考试中为了争取第一个交卷，忘记写下前一次应试文章开头的五句话，这是清朝防作弊的方式。评卷者认为他“临事不定”，刘父因此精神失常。刘国钧1887年生，从小就靠买卖点心养活家人，15岁开始到各种店铺当学徒，19岁与人合股开店，原始资本2万元。8年后，刘国钧的资产已经达到400万元，随后与人合办机器织布厂。刘国钧的纺织厂在民国年间一直保持奇高的利润率，当时国内纺织业的利润率是4%～5%，刘是16%。刘国钧自己后来在“暴利和盗窃国家财产方面”的一份检讨中说“我们成本比别人低，但我们的售价一向比别人高，我们就是这样无耻地追逐高额利润”。刘国钧解放前全家转移香港地区，1950年国庆前回大陆，他坐火车一路北上到上海，看到中国到处都在建设，“思想有很大震动”。 1954年公私合营以后，刘国钧担任了许多政界职务，尽管依然对实业充满热情，但能指点的只剩下在香港和国外的公司。他的实业靠女婿查济民，自己一直忙于开会，想培养小儿子，却没能培养起来。他曾为长子在香港置办东南纱厂，但最终还是被长子卖掉。刘国钧从60年代起定居南京，1978年在南京去世。刘家儿子大都在国外去世，查济民则在今年3月刚过世。查济民和刘璧如的两个儿子在香港商界不仅继承家业，还各自担任亚视董事长、银监会副主席等职务，查家已经继承了刘氏的财富精髓。 )

“老板娘是要讲英文的，最喜欢我的小狗。”巢长福的老板娘是刘璧如，“小姐长得白细、漂亮，本来不愿意嫁给查济民，查济民长得矮，皮相不好。还是个毫无根基的穷小子，和刘家一点渊源也没有，就是在厂里做工的。可是老太爷看上了查济民，当时刘家已经是江南大户了。我们老太爷是炸油条的出身，没有门第观念的，让夫人去给小姐做工作。”

有关刘璧如和查济民的爱情故事，有三个版本。巢长福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刘璧如的不情愿，而在另外的版本里，一是刘璧如自己看上了查济民，逼迫父亲同意。二是两人在父亲安排下相处了一段时间结婚，感情很好，后一种说法来自给刘国钧写传记的世交李文瑞。李文瑞说查济民并不矮，年轻时也很漂亮。但巢长福对另两种说法不屑一顾，他坚持自己认定的高贵和传统:“老板娘是我最佩服的人。她懂管理，和查济民的本事不相上下。”

( 2006年的青果巷河道，临水人家，典型的江南水乡建筑 )

出身织纱工人的巢长福一直认为自己是刘家的人。“过去，所有在大成厂工作的人都这么想，我的师傅，那些厂里的元老们，过年的时候来给老太爷拜年，老太爷给个红包，里面一张支票，最少相当于一年的薪水，夫人再给太太们一个红包，里面是一点自己纺的毛线和两个金戒指。”

尽管解放前已经有了瑞士和德国的织布机，师徒传帮带的关系还是使刘国钧的厂子充满人情味。“只要有本事的，老太爷就送去英国、日本留学。大成送出去的留学生有几十个。”而刘国钧的小舅子是仓库看门的。巢长福说最好的例子就是查济民了，“一个浙江来的打工仔，和老太爷一点关系没有”。

( 八桂堂天香楼 )

事实证明了刘国钧的眼光，刘家的三个儿子才干人品远不如查济民。刘家大儿子没有做生意的头脑，一生无子;二子从美国念书回来，一身洁癖，长年与妻子分居;老三则更是有名的纨绔子弟，在上海住院时与护士结婚，而护士又以跳舞闻名。“为了让查济民更有身份来匹配小姐，老太爷让他做重庆分厂的厂长。”当时查济民只有24岁，却一个厂扩大为两个厂，另一个就算作了自己的。李文瑞说当时厂子的总工程师是刘国钧高薪请来的，刘每个月拿240块，而总工程师的年薪是5000块。

“刘国钧没有当的官，后来给荣毅仁做了。”巢长福显然没搞清楚情况，他还在为刘国钧在1978年当选前一天去世遗憾。其实在1948年第一次的举棋不定，决定了刘国钧的仕途不会走得太远，他后来多次坦白说:“我为什么要离开这里，惭愧得很，是因为我那时还没有见到共产党这样好的政策，同时又受了反动派恶意宣传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1950年9月20日刘国钧从香港回到常州，在国庆讲话时刘国钧就说，“在旧社会工厂，我自信有相当的能力和几分把握”。50年代刘国钧不断检讨自己的思想，他说:“我承认我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很强的人，自从跨入社会谋生时起，就怀着一颗向上爬的心。对于我从一个穷小子爬到大成纱厂的总经理的发展过程，我感觉十分满意和骄傲，对人说起来，我办纱厂是为了国家社会，实际上完全为了自己。我虽然不想穷奢极欲地生活，但是办厂是我最大的嗜好。”

( 运河穿过青果巷而过 )

巢长福和他的师傅们后来经历了一次次改造。1954年以后大成的4个厂成为常州国棉厂，“工人的待遇特别好，一个月可以拿到五六十块钱”。那时常州的国棉厂占常州经济收入的40%。常州的领导干部大都从纺织工人中提拔，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都是国棉厂的职工。喜欢办厂的刘国钧闲不住，说要求自己再去广东办一个厂，和常州国棉来比赛，还提出原材料的进口问题，都被否决了。刘国钧60至70年代一直在南京担任江苏省副省长。“他自己生活俭朴，吃咸蛋都不切开，吃不完拿张纸盖上。对人却特别大方。”

巢长福依然在厂里工作，有时他要护着自己的师傅，有时要堵着大门不让人冲进来，“他们都说我是中间派”。这时的刘宅被分给了老百姓居住，巢长福说，住进来27户人家。他自己也搬走了。刘家的子女大都迁居香港，只有小儿子一直留在刘国钧身边。70年代，香港原本租借大屿山的一家外国银行要撤走，周恩来通过关系找到了查济民，查济民投资买下了这座荒山。1978年，93岁的刘国钧在政协选举前一天病逝。邓小平特别发表声明，“不再增补”。

( 青果巷后河 )

巢长福并不一味夸耀老板。对于江南富户他很有看法。“荣德生的名声为什么好？他60岁生日给无锡修了60座桥。我们老太爷，在社会贡献方面确实不如人家。盛宣怀就更差了，修常州的铁路把常州人的祖坟都挖了，常州人都是讲姓氏门第的，而且对于当地没有什么贡献，当然，盛宣怀的洋务做的是好的。”

“等到1987年，厂里派我去尼日利亚工作。”巢长福一直等待着再好好干的机会，“我们的香港公司一直都在扶持我们。”由于香港公司与非洲早建立了合作关系，大量常州国棉厂的员工被送往国外。“每个员工出国都要经过香港，老板和老板娘都要请我们吃饭，我光是香港也去了二三十次。”

( 刘国钧故居鸟瞰 )

1995年国棉三厂被香港大成买了回去。“只雇48个管理人员，按照香港的办法经营。”刘家老宅也还到刘家。巢长福被老板娘信任，又回来做管家。“他们要回来也是带着厨子，我只要看房子就行了。”巢长福住在最靠近大门的侧面小房间里，他说每年清明老板娘都会回来，带着孩子们来给老太爷扫墓。也会给当地的公益事业捐款。因为刘家宅子还依然保留，子孙们可以不用住宾馆，这让老板娘很欣慰。“盛家子孙也回来看过，他们还有人在日本开餐馆或者在国外工作的，但是一看老宅子没了，就是盛宣怀出生的宅院和他给自家修的大花园都没有了，本来要待一个礼拜，结果待了两天就走了。”

老宅与改造

刘家的宅子是1946年刘国钧租下的，晚清买下此宅的瞿秋白家族当时已经败落，只能住在宗祠里。1948年刘国钧以长子之名买下整个院落，保留瞿家的八桂堂原有格局，院中几百年树龄的8棵桂树至今还在开花。

( 盛宣怀 )

这是个保留较好的五进房屋，旁边带一个花园。堂中红木家具和雕花门窗异常精美，所有门窗的刻花均为“两面同向”，都从广东韶关买来。刘国钧1958年赴南京任江苏省副省长以后，刘家有几间房屋被改造，住进了平民。此后刘家唯一在国内的小儿子一直跟随父亲左右，老宅成为刘家人回来时的歇脚地。此后不断住进新房客，最后刘国钧将红木家具全部捐给常州市政府，这些家具现在还摆在常州市博物馆展出。

1987年刘宅归还刘家，因房子已经破旧，刘璧如自己重新修缮，修复所有门窗，但修好的八桂堂和天香楼虽仍然漂亮，却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生活需要。于是在旁边花园里另外建造三栋西式小楼，大门重新砌造。很多文物专家对此颇有质疑，认为没有保护原有宅邸的古典风貌，这也正是刘家不愿被称为“文保单位”的原因。而对于每年要回国一次的刘璧如而言，2000年完成老宅改造后，子孙们回来再也不用住宾馆了。 常州故居常州博物馆老管家盛宣怀刘国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