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的西班牙音乐

( 法雅 )

文化符号总是阴差阳错，比如歌剧《卡门》中激情洋溢的斗牛士进行曲，现在被很多人认为是西班牙气质的象征。其实它是法国作曲家比才在临终前一年完成的作品，比才甚至并未到过梅里美在他的原作中描述的安达卢西亚，他捕捉的只是戏剧化了的西班牙气息。这部歌剧1875年3月3日在巴黎喜歌剧院首演时观众反映极为冷淡，评论家的批评极为刻薄，由此曾深深伤害过比才。他死于首演后的6月3日，先是呼吸道感染，后是心脏病。他生前当然没想到，《卡门》后来能成为歌剧经典中的经典，在全球各个角落受欢迎程度远超过意大利人威尔第的《茶花女》或普契尼的《蝴蝶夫人》。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法国作曲家对描述西班牙氛围有一种天然喜好。比才创作《卡门》时，拉罗刚完成为小提琴与乐队而作的《西班牙交响曲》，拉罗是西班牙裔法国人，一般都认为是《西班牙交响曲》触发了比才对安达卢西亚氛围的想象。比才之后，1883年，追求声音色彩的夏布里埃创作了乐队狂想曲《西班牙》。1887年，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在它影响下作了《西班牙随想曲》。再之后，1907年，拉威尔又作了《西班牙狂想曲》，德彪西的钢琴曲中也充满西班牙氛围。西班牙为什么令这些追逐色调的作曲家如此着迷？就因为它有丰富的色调重叠，民间舞曲中又充满迷人的节奏。

相比这些随想曲、狂想曲，西班牙本土作曲家的创作却往往没有那样夸张的热情，相反多在清冷的沉思中充满内省。一般人理解西班牙音乐中的符号，第一是在炽热阳光下昂首阔步的斗牛士进行曲，第二是吉卜赛女郎在摇摆中妖娆舞动着胯部的哈巴涅拉舞曲，第三才是吉他静静弹奏出的那种遥远而充满历史感的忧伤。这三者中两者都来自《卡门》，实际是被传奇与夸张化的西班牙。第三者才是真正美丽的西班牙，最有代表性旋律的是罗德里戈（Joaquin Rodrigo）的《阿兰胡埃斯协奏曲》，尤其是第二乐章那种带着迷惘对已经逝去岁月的难舍难分，特别撩拨人心。阿兰胡埃斯是一处西班牙中央高地，距马德里47公里。罗德里戈自己解释此曲描述的是:“笼罩在戈雅的阴影下。融合了贵族与平民的18世纪宫廷的样子。”我每次听它，总感觉那是雪线中整齐肃穆排列着的落叶松的那种感觉，悠远的沧桑似乎就是那飘零着的雪的精灵。西班牙气质其实不在那种巨大的鲜红裙摆舞动之中，罗德里戈是纯正的西班牙人，他3岁就失明了，最后却一直坚持活到近80岁，于是我就在这首协奏曲中听到一种失明者的坚毅。西班牙还有一位著名作曲家卡维松（Antonio de Cabezon，1510～1566），也是先天失明。

比罗德里戈还重要的西班牙本土作曲家首先是阿尔贝尼斯（Issac Albeniz，1860～1909），然后才是格拉纳多斯(Enrique Granados，1867～1916)与法雅(Manuel de Falla，1876～1946)。这三位，在我看，最有味道的作品都是为钢琴而作。阿尔贝尼斯最有名的是钢琴组曲《伊比利亚》——西班牙半岛的拉丁名称;格拉纳多斯最有名作品是钢琴组曲《戈雅之画》与《西班牙舞曲》;法雅最著名的作品是改编自舞剧《三角帽》的《西班牙庭园之夜》。我由此觉得，西班牙历史的最好叙述工具也许不是吉他，而是钢琴。钢琴所表现的对历史的凝视与对民族悲剧性的内省，相比吉他更有一种沉着的力量。

这几位西班牙民族作曲家中，阿尔贝尼斯排在首位，如果比较一下作品，马上就能找到清晰的结论。我觉得阿尔贝尼斯的作品最能通过沉静探到西班牙历史深处，所以也在晶莹中最有风雨剥蚀的感觉。他的《伊比利亚》，我最喜欢第一首《回想》——一首安达卢西亚民歌与第三首《塞维里亚的圣体祭》。与法国作曲家天然迷恋西班牙色调相对应的是，西班牙作曲家也本能地对法国人的抒情气质入迷。阿尔贝尼斯在抒情气质上是最接近弗雷的，他与德彪西算同时代人，我常常觉得，他的钢琴曲，某种意义上是超越德彪西的，只不过在音乐史上，民族音乐的地位总被现代主义所贬薄。

( 罗德里戈 )

三位作曲家中，阿尔贝尼斯与格拉纳多斯的寿命一样，都活了49岁。其中，格拉纳多斯的死令人感叹——他在被邀赴美国途中，乘坐的船在英吉利海峡被德国潜艇的鱼雷击中，救上救生艇后，见妻子还在水中又下水去救，结果双双淹没。

西班牙音乐的缺憾是在阿尔贝尼斯之前，从巴洛克到浪漫主义时期，近300年几乎没有出现一个著名作曲家，那是被意大利、德国音乐的话语权影响覆盖的结果。但在文艺复兴时期，他们有值得骄傲的莫拉莱斯(Cristobal Morales，1500～1553)与维多利亚(Tomas Luis de Victoria，1548～1611)。莫拉莱斯比佛兰德人拉絮斯（Orlande de Lassus，1532～1594）早出生32年，比意大利作曲家帕莱斯特里纳（Giovanni Pierluigi da G.P.Palestrina，1525～1604）早出生25年。维多利亚则比意大利作曲家蒙特威尔第(Claudio Monteverdi，1567～1643)早出生19年。

( 格拉纳多斯 )

如果听过莫拉莱斯的作品，你会清晰感到迪费（Guillaume Dufay，1400～1474）、奥克冈(Johannes Ockeghem，1410～1497)或者若斯坎(Desprez Josquin，1440～1521)对人声的表现能力如何在莫拉莱斯那里出现了质的变化，他处理的多声部变化充满细腻的魅力。但在音乐史上，在佛兰德乐派与威尼斯乐派之间，帕莱斯特里纳的作用掩盖了莫拉莱斯与维多利亚。因为莫拉莱斯1535～1545年在罗马教皇的唱诗班当过歌手，维多利亚也在罗马成为过帕莱斯特里纳的学生，所以他们都被归入帕莱斯特里纳的影响之下。其实这两位大师对复调的处理，与意大利作曲家的处理方法绝不相同。他们后来都因不喜欢意大利喧闹的环境而回到了故乡，莫拉莱斯最后长眠在马拉加大教堂，维多利亚长眠在马德里的德斯卡尔扎雷亚尔修道院。

我总以为，西班牙音乐的重要性是在概念化的音乐史叙述中被低估了的。如果从宗教音乐源头去考察，你会发现西班牙的莫扎拉布（Mozarab）圣咏的演唱其实比其他种圣咏类型的表现要丰富。我以为这是东西方音乐元素比较丰富地交汇的结果，而且这种圣咏在欧洲保留的时间最长，直到1071年才被罗马圣咏替代，而高卢圣咏在8世纪末就被罗马圣咏替代了。音乐史上说，从罗马圣咏到安布罗斯圣咏，最后由格里高利统一，是一个进化过程。但现在回过头，我以为，恰恰是这种不断粗暴推行的统一，消灭了本来极其丰富的音乐生态，所以音乐史迫切需要重写。

我曾经听过一张令人震撼的西班牙早期音乐，那是索菲—安达卢西亚宗教仪式，作曲家是Al-Shusbtari(1212～1269)，我查不到有关他的资料。仪式开头是雄厚拉长得像野兽嚎叫一样的男声，伴奏乐器，无论是鼓还是拨奏乐，都充满灵魂的力量。这应该是拜占庭、北非与西班牙本土融合的产物，作曲家接近巴黎圣母院的时代，于是就被巴黎圣母院乐派的重要性掩盖与抹杀了。所谓音乐史，就是以一个时代一种趣味的过滤史，过滤出一种概念化，以一种趣味可以统治一个世纪。现在如果重新再想恢复一个个人才重叠的时代，已经几乎不可能了，因为很多不符合这种趣味的东西已经被消灭了。

西班牙除了有著名的作曲家，还有最有名的歌唱家:三大男高音中占了两名——多明戈与卡雷拉斯;女高音中最有味道的，最起码也有两个:安吉莱斯（Victoria de Los Angeles）与卡巴耶(Montserrat Caballe)。如果对比意大利、德国的歌唱家，你也许会感觉到德国、意大利的音乐传统与西班牙的音乐传统有极其明显的差别。我更愿意从卡雷拉斯与安吉莱斯所体现的那种游刃于高音与中音之间的美丽音色来寻找西班牙音乐的传统遗传，那里有细腻的对抒情线条把握的能力，那不是刺目而强烈的阳光的感觉，他们的浪漫其实不是夸张的放肆与放荡。 西班牙音乐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