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蒂
作者:薛巍( 理查德·罗蒂 )
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6月8日死于胰腺癌,享年75岁。他的主要著作有《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实用主义的后果》(1982)、《偶然、反讽和团结》(1989)、《筑就我们的国家》(1998)。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凯在他6月19日的文章中写道:“当商学或者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想思考这两个学科的理论基础时,我推荐的是6月8日去世的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这一建议会让罗蒂感到吃惊。他是美国自由主义者的模范,没时间、也没理由考虑商业和金融。他最重要的著作是近30年前出版的《哲学和自然之镜》,驳斥了科学家能找到一面自然之镜,反映世界的样貌。”对理查德·罗蒂来说,用来测试一个模型、一种思维方式或一套理论的,不是看它是否正确反映了现实,而是看它能否带来期望中的结果。重要的不是寻找对的东西,而是寻找有效的东西。而经济学家往往嫉妒物理学家,声称他们的经济理论正确地反映了现实世界。但对于复杂、多变,其结果依赖于人和人之间的互动的经济领域来说,每个人认识的都只是他所看到的世界的样子。“经济学家经常声称经济理论说了什么或者预测了什么。但是经济理论永远都不会持有一面反映自然的镜子。好的经济学命题针对的是特定的背景。不存在普遍的经济法则,只有一些趋势和倾向。”约翰·凯要想说明这个问题,建议经济学家向杜威学习已经足够了。
罗蒂最有影响的著作则是在出版《哲学和自然之镜》10年之后写的《偶然、反讽和团结》(Contingency,Irony and Solidarity)。这本书流布甚广的原因是它写得明白易懂,文风的转变又是因为罗蒂哲学观发生了转变——这时他认为“文学批评在民主社会的高级文化中地位越来越显著,已经逐渐取得过去被宗教、科学和哲学所占有的文化角色。整个文化要诗化,而不是理性化或者科学化”。罗蒂自己身体力行,不仅从哲学系转到比较文学系任教,他自己的著作也已经诗化了。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应Slate之邀写的怀念罗蒂的文章中讲的就是他的这一转变:“35年前,理查德·罗蒂把自己从一个其传统令人受到束缚的职业中解放了出来——不是逃脱分析哲学这个学科,而是把哲学带上了一条他独辟的蹊径。罗蒂纯熟地掌握了我们这一职业的技艺。在跟他最优秀的同行戴维森、普特南和丹尼特等人辩论时,他总是能提出最巧妙、最复杂的论证。但他从没忘记哲学不能忽略我们的生活提出的问题。几十年来,罗蒂总是能提出新的见解,这种创造性源自这位浪漫的诗人不再把自己隐藏在学院哲人的身份背后。他那令人难忘的修辞技巧和完美的句子一直在准备用新奇的意象、出人意表的概念和新词汇让读者为之一震。”
从古希腊开始,哲学家或者说形而上学家们就开始推崇理性和感觉、单一和杂多、一般和个别、本质和现象、部分和整体、静和动、必然和偶然、永恒和短暂、彼岸和此岸等这些成对范畴中前面的那一个,就如同在光明和黑暗中一定会选择前者一样。罗蒂等反讽主义者则全面反对形而上学,认为应该接受后者,追求前者没有必要且白费力气。形而上学家和反讽主义者的区别包括:形而上学家认为,人的道德性就在于人有理性、信仰上帝或掌握了真理,反讽主义者认为面对非人的东西,我们不再有能力通过获取和转化来超越偶然和痛楚,在面对世界时,人类所能期望的唯一的力量是承认偶然和痛楚。在死神即将降临时,形而上学家担心的是他是否已经超越了动物性,反讽主义者担心的则是他是不是一只具有独特性的濒死动物。形而上学家认为同情心在于人同此心的普遍的人性,反讽主义者的同情心只针对身边亲近的人。哲学究其根本是人类的形而上学冲动的产物,这种冲动难以泯灭,海德格尔说尼采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罗蒂只能又指出海德格尔的学说仍带着形而上学的尾巴。
《偶然、反讽和团结》这部著作可以当做一部当代西方哲学史来读,罗蒂在阐明自己的观点时综合、点评了当代西方主要的哲学家们的观点。比如他说:“福柯是不愿成为自由主义者的一位反讽主义者,哈贝马斯是不愿成为反讽者的自由主义者。”
( 《哲学和自然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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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然、反讽和团结》 ) 理查德·罗蒂罗蒂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