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教授

( 香港大学的就业指导让进入社会的学生更加“实用” )

三联生活周刊:您和夫人为什么觉得一间屋不能有两个念物理的呢？

朱经武:做物理要全身投入，如果两人每天都做十几、二十个钟头，家里有小孩的时候照顾起来比较困难。当然也有人做成的，比如袁家骝、吴健雄夫妇两位，两个都做得很好，而且也有孩子。

三联生活周刊:超导研究的波动这样大，是一种偶然性吗？

朱经武:是的，一般讲，科学突破都是量子跳跃（Quantum Jump），而不是逐步改进。所以我觉得缪勒他们的功劳还是很大的，那时我们也在这条路上，只是晚了一步。其实氧化物超导在1974年就发现了，杜邦公司有一位阿什利，已经发现了一种钡铅铋氧氧化物材料，阿什利找到的这种材料（转变温度）是13K，这是非常不寻常的。那时候我也在研究这个材料，他的材料出来后，我马上从他那儿拿了一个样品，发觉里面有些特别的性质，所以我们也在朝那个方向走。其实缪勒也是从那里开始的。

三联生活周刊:您怎么看超导的应用前景？

( 香港理工大学学生公寓。两名学生共一间寝室，豪华装修，就像星级酒店 )

朱经武:现在面临一个问题，这个技术慢慢成熟，可以用了，但这里面就要真的花钱，要花很多钱。某种程度看，这需要政府支持。2002年，美国能源部就考虑建设一个覆盖北美的超级电网系统，用超导材料做。当时估计需要投资5000亿美元，希望花10年到50年的时间完成。这种东西基本上没有一家公司可以承担，要是建成，就把全世界最大的工业——能源工业全部改观。不过这个计划现在搁置了，我们讨论的时候是美国政府有上万亿美元的（预算）盈余，现在是万亿美元的亏空，因为进了伊拉克。

三联生活周刊:您现在是怎样指导超导研究的？

朱经武:我基本上在这边也做，我的PC在这边，把校长的工作做完我就管这个，每天早上都看研究进展，给他们写信。我晚上看到的问题，邮件过去，第二天早上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答案。平均差不多一个月，我也会去一次。

三联生活周刊:超导中心会因为您不能全职投入而放慢进展吗？那边的得克萨斯州政府，他们为这个超导中心出了钱，现在会着急吗？

朱经武:不过我很幸运，在那边几位同事都是很不错的人，我们不仅做超导，还做其他方面。得州政府到目前还是非常支持。我们在那里的工作跟能源也很有关系，比如说燃料电池，因为燃料电池那些电极的材料跟超导材料非常相似。还有一些传感器技术，都是在这里出来的。

三联生活周刊:您走出当校长这一步前，曾拒绝过类似机会，比如1988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邀请，一开始也拒绝了香港科大，您是怎样选择的？您当时说:“我从没想过要当校长，但这是个绝好的机会，好得没法拒绝。”为什么这样说？

朱经武:到学校看过以后，我的确觉得，假如一个人要当校长，没有一个学校比香港科技大学更好。因为它没有历史包袱，政府、同学、老师都希望这个学校变得更好，而且老师的阵容非常强，仪器和环境也很漂亮。董建华先生之前跟我谈，他说香港正好经济转型，要通过高科技手段维持香港的繁荣，希望科大变成帮助香港经济转型的火车头。我觉得一生里有这种机会很值得一试。我在大陆出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工作，香港这个地方什么人都能来往，假如我到这里促进这三方面人民的互相了解，也很有意义。

更重要原因是这个学校真的非常灵活，当时我建议只拿75%的薪水，给我留下25%的时间回去做研究。学校董事会主席说:没有不是全职的校长，我们给你全职，但我们愿意给你充分的自由度，你只要把这里的工作做完了，可以去做你喜欢的事情。结果发觉还是挺不错的。

三联生活周刊:科学家怎么做校长？有什么不同？

朱经武:基本上是相似的，其实我常常觉得做事情，基本等于一个做人常识的运用。当然我不是管理的专才，但我自己有个很简单的原则，我当校长基本上只跟我的管理层讲应该做什么，为什么要做，从不讲怎么做。假如出了大问题，我就把它当成是我的问题，然后一同去解决。很幸运的是，我有3位副校长，还有几个院长，他们都是非常能干的人。

三联生活周刊:有点类似于文官制度？

朱经武:分层负责，我从不做micromanagement（细节管理）。我只把系统定下来，做决策。但是在决定要做什么，为什么做它的时候一定要有足够的沟通，就像我们2005年推出2005～2020策略发展计划的时候，花了一年时间跟各方面讨论。

三联生活周刊:您总是说大学排名不是绝对的，但似乎排名又对筹款和招生有直接影响，您会把排名作为工作目标吗？

朱经武:我不会把它当做工作目标，当做一个参考是很好的，比如伦敦《金融时报》把我们排在很前面，我们很高兴。但我跟我的同事讲，我们的工学院排名全世界第17，假如我坐下来写的话，可以很容易写出17家或者27家工学院比我们好。当然我们有特色，在某个方面可能是好，但我们不能完全信这些数字。

三联生活周刊:您觉得大学会无形中受排名的导向吗？

朱经武:有些人真的是朝这个方向走，很不值得。但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假若纯粹为排名去办教育，我觉得是失败的。

三联生活周刊:您曾说科学这个东西都是从犯错里得到的，科大的历程中走过弯路吗？

朱经武:我们很幸运，正好以前没有包袱，弯路比较少。当然也有遗憾，比如我们很希望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有本科，但因为从一开始政府的规定就没有。其他的，我们学校早期资源很充足，比如建校时提供了六七千名学生的经费，1991年第一天开门时招进来只有200人，这样富余的资金就可以找最好的老师，买最好的仪器。下一步就没有这个优势了，与别的学校一样公平竞争，香港各大学的经费一般都是照人头算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为科技和学术争取支持，比美国难很多吗？

朱经武:也不见得。开始香港没这个传统，3年前政府推出匹配捐款项目，就是你募到一块钱，政府给你多少钱来匹配。这样鼓励之下，发觉香港这些有钱人还是相当积极，比如说李兆基先生捐了我们4亿港币，我只去跟他谈了一次而已。

三联生活周刊:高等研究院希望吸引各领域的科学家来开展最纯粹的尖端研究，这显然与纳米材料和生物技术等前景明朗的领域不同，会不会在资金支持上难度更大一些？

朱经武:我们这个高等研究院是仿照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来建立，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立后，整个欧洲学术重镇就移到美国去了。我们是希望我们这个建成后，变成整个世界学术的磁石。但有不同的地方，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基本上是做纯粹理论和基础研究，我们除了这两样，也要做应用和实验的研究。

三联生活周刊:香港科大既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培养企业家和管理者，有可能身兼二任吗？就像您这样。单科突进也是您所愿意接纳的人才之一，科大有办法把他们变成全面人才吗？或者好的科学环境完全可以让单科天才各得其所？

朱经武:我觉得训练通才不容易，训练特殊人才更不容易。我们希望能保持足够的弹性，因为以后这个社会需要的人是多方面的，我们尽可能地全能教育。我们现在计划成立一个创新技术管理学院。这些人应该知道什么是重要的科学，什么是好的科学，什么是好的技术，这个技术应该怎么成品化。假如这些学生有兴趣在商业方面的话，我们也训练他们。不仅仅训练科学的专长，也训练做企业的专长。

三联生活周刊:您每天工作多长时间？如何度过闲暇时间？

朱经武:很难讲，一般来说我这个工作其实就是我的消遣。我早上大概7点多钟就开始，一直到晚上20点多钟。

三联生活周刊:没有娱乐？

朱经武:目前是没有，因为我的娱乐就是看我研究的东西。周末也在这里，我差不多是7天都在这里。

三联生活周刊:夫人没有意见？

朱经武:没太多意见，她也习惯了，因为她父亲当年也是这样，不过她父亲当年是在家里，我是在学校。而且她也有她自己的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以后有什么打算？做研究还是做管理？

朱经武:我想最后我是要回去做研究，因为我现在还在继续，其实我在那边原来有9个博士生，现有还有6个。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香港的高等教育缺乏的一点是弹性还不够，体现在哪里？

朱经武:现在他们希望能改变。比如说大学学生的分配（专业培养计划），完全由政府决定，他们会搞人力资源调查，觉得某一方面缺人，就要增加学位。我觉得有的时候，当你真正去研究去调查，决定这一方面可能缺人的时候，可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三联生活周刊:您也提到过想在内地独立办学，您觉得现在这个前景如何？

朱经武:在内地独立办学我们也想过很多，但是现在因为内地有些章程的规定，独立办学可能要等一段时间。 香港科技大学专访校长三联生活周刊教授朱经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