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背景的香港教授们

( 童庆生，香港大学英语系终生教授 )

绝大多数在香港各大学任教的有内地背景的教授，大多在内地读完本科后去欧美留学，然后于1997年前后来香港任教，正好填补了当时大批台湾学者退休后的空白。

香港各大学内地背景的教授，只是国际化人才引进方式的组成部分。按照《南华早报》的描述:“他们从80年代就离开中国，还保留了那个年代清简的中国学者特征，和现在的中国国内学术圈人的风格迥然不同;但又因为个人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背景，与欧美教授也不尽相同。”

从50年代开始，香港的大学为招收世界各地人才，开出了高薪待遇。可是现在，一切都在急速转变:教授与公务员待遇的完全脱离，只是其中的变化之一。

香港各大学内地背景的学者有什么共性？岭南大学的许子东开玩笑说:“唯一的共性大概就是都看凤凰卫视。”

“清贵”的身份

( 香港理工大学图书馆。尽管网络遍及校园，传统阅读仍然是大学生们主要的学习方式 )

90年代在美国拿到终身教职后，王庆节有一种隐约的孤独感。他说，“我是研究比较哲学的，当年在美国做哲学教授的最强烈感受是，美国和我不相干，中国和我也不相干”。“从那天起，就能够看见未来20年的样子。”

到香港地区，至少生活有了变化的可能性。2000年，王庆节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从蜿蜒的山路上行，一直走到山腰中的哲学系，“我喜欢香港中文大学的环境，你与城市如此之近，又如此之远”。更主要的是香港的特殊位置，和内地很接近，但大学制度又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我不太敢一步跨回内地，从国外直接回内地高校的，基本上是学经济、工科或理科的比较多”。

( 1月23日，关颖珊来到香港大学出席由龙传基金主办的“杰出华人讲座系列”，并与300名学子对话，分享其人生经验 )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传统也吸引他，钱穆、牟宗三等算是这里的第一代学者，而来自台湾的、在海外接受教育的学者算是第二代。

虽然他在回归后才到香港，但是香港的大学还是遗传了一些旧有观念，例如对大学教授的尊崇，“按照港英政府的旧观念，官学是‘一体化’的，对待大学教授也像对待殖民地官员一样，高薪养廉”。在两岸三地学者中，香港的教授待遇最好，也最受尊重，“在香港，教授和会计师、律师属于同样阶层，而在美国，会计师和律师的收入要比教授高得多”。在住房昂贵的香港，给他配备的公寓就有100多平方米，那是香港普通人家终生奋斗的住房目标。

( 第五届沪、港、台赛艇比赛上，来自香港大学的划艇选手 )

房子太大，一个人住，光打扫卫生就要花费很大精力，所以他选择了在校外不远处租房，不住学校的住房，学校则提供一笔每月数万港元的住房补贴，“在香港当教授，金钱问题肯定不会是后顾之忧”。即使是助理教授，月薪也和香港一流公司的白领收入相当。

在香港大学英语系任教的童庆生1992年来港大时，这种被尊崇的感觉很强烈。他来之前，学校只有一个教中国艺术史的老师有内地的高等教育背景。香港的大学一直奉行国际化的聘请原则，一个职位空缺，是在全球公开招聘，他是在英国报纸上看见广告，到英联邦大学联合会去面试的。

香港大学的教师国际化程度之高让他惊讶，英语系不大，教师人数始终在10人上下，却来自多个国家，国际化程度高的背后是这里吸引人的待遇，不少欧美名教授也会在退休后到这里教书，“收入高于本国，他们在这里的职位一般是‘讲座教授’，既受尊敬，又能赚到第二笔高薪”。

更让他满意的是这里的服务设施，完全围绕教授转，学校有“教授治校”的传统，“拿图书馆为例，你需要什么书，他们就帮你订什么书”。他知道英国出版了一套“1700年前英国书籍”的微缩胶卷，提出申请，“后来才知道，即使订阅这套书的电子版，每年花费也要3000英镑”。但是图书馆工作人员二话没说就帮他订了。因为研究15世纪英国小说，他在网上看中一些二手小书店的旧书，只要开出书单，工作人员都不会皱眉头，“那些小书店连正规收据都没有”。

与别处大学相比，“从最微小之处，就能看见差别”。港大的教授办公室门口虽不像中大那样挂着教授姓名，但室内的舒适度明显高于中大，童庆生的高大办公室里，4米高的大书架上堆满了书籍和类似于贾科梅蒂作品的小摆设，墙上挂着小幅的英国版画，是一个知识分子理想中的书房。

由“清贵”转向“清流”

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刘笑敢觉得，这两年，香港的大学教授不再像以往那样被当成“清贵”，只能称之为“清流”。“香港的有钱人太多了，教授阶层哪里能被称为‘贵’，最多就是清流罢了。”周末办公室人员休息，他只能用自带的开水瓶泡茶喝。

2001年到中文大学任教的刘笑敢发现，香港各大学正在经历对教授待遇的重新考辨。“那几年，香港经济不好，教授待遇一直滑坡。”他来中大几年，只经过一次加薪，加了5%，却经历了3次减薪，一共是减少了10%。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园里，教职员联合会打出的“坚决要求加薪”的标语也随时可见，而童庆生所在的港大经历的是“冻薪”。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港大校董会的决定不仅是冻薪，还对教员人数严格控制，英语系一直控制在10人之内，“按照香港大学的规矩，拨给系里的经费就是人头费”。发放薪水之外几乎没有剩余，结果每个老师都要带几门课，像童庆生，这学期就给学生开了4门课，“又不像内地高校有课本，每门课的讲义都要自己写出来”。

香港的大学最流行的论调是说:大学就像超级市场，学生是顾客，来超级市场选购课程的商品，老师是当之无愧的售货员。

刘笑敢之所以在这种环境下还选择中大，是因为中大规定60岁退休，从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那里退休规定是55岁，“更是完全的官僚化体制”。“而且中大的学术环境好，同事都是一流学者，视野和胸襟都很开阔，大家各自有自己的专业领域，不像很多大学，同事会互相嫉妒。”作为学者，所追求的只是良好的做研究环境，“两岸三地比起来，香港的大学还是有最优越的学术环境”。

初来中大，还是很不顺利的，教授名额严格控制，最早时刘笑敢是被当做“客座教授”聘请的，“香港的大学把教授的名额控制成为金字塔的顶端，非要很长时间才能得到，而得到后，没人能轻易放弃”。所以现在年轻人很难迅速得到教授的职位，“这也是香港各大学很难留住年轻人的原因”。

结果来了没多久，一位讲座教授退休后不想延期，“对我实在是意外之喜”。但是程序还是要照走，拿出职位对全球招聘，他把自己的材料重新整理应聘，“理论上要是有匹黑马出来，我就要走人了”。幸亏没有有力对手来竞争这个职位。

“以往香港的大学教授的待遇确实高。”同事拿的补助费用中甚至包括子女往英国留学的费用，住房津贴也是终身的。到他进来时，这些优惠没有了，住房补贴也逐步减少，像他这种终身教授，也仅只补贴10年——“退休了，不能住学校的公寓，也没钱在这附近住。”住房的阴影始终是外来者的困惑。香港完全没有把学校公寓卖给教授的做法，不像内地。不过内地老师买断学校住房的做法，他觉得很不妥当，“那些教授退休后，住在学校里边和周围的将都是他们的后代”。

“小猫三只四只”的学术讲座

余英时得了国际社会科学界的最高奖项“格鲁兹奖”，香港报纸完全不做报道，传媒普遍不知道这奖是什么，“不像诺贝尔奖出名”。在香港，一般大学教授是寂寞的。

王绍光喜欢香港中文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还在耶鲁大学任教时，他就经常飞来香港中大查资料，“这里比耶鲁的图书馆还要对我胃口”。耶鲁的图书馆14层楼高，关于当代中国的资料摆放混乱，找一本书要上下几遍楼。“东西方世界中最好的当代中国资料中心”成为他来中文大学任教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原因吸引我，就是香港离北京只要3小时”。做当代中国研究，离开太远，总觉得心中不安。

与内地的近距离，使他立刻发现内地和香港教授的区别所在。“在香港当教授，和美国相比较已经热闹多了，可是和内地教授相比，又寂寞多了。”王绍光同时还是清华大学的兼职教授，在北京时，总是闲不下来，“不断有各种会议来找你，也有各种演讲找上门来，包括云南、贵州的大学，完全顾不过来”。而更不间断的，是各部委找上门来的课题，不容推却。

在香港却安静得多，“做一次讲座，小猫三只四只，哪里像内地这么热闹，一个讲座至少有几百个人听”。在王绍光看来，不习惯应酬的教授是不能到内地的，“完全和香港教授是两种风格”。

关键还是两地管理体制不同，在香港的大学当教授，给学生上课是第一位的，每学期都要给本科生上课，这是不容推却的任务。可在内地，名教授可以只给博士生上课，也可以完全不接触本科生。“我们常羡慕内地学者拿到国外邀请马上能走，我们只能在规定的学术假期才能离开。”这样的假期3年中大概只有几个月。

在内地当教授，各种学术讨论会之多，以及各种课题之繁杂，是让香港教授觉得不能接受的。他们的内地同行笑他们“赶不上行情”，在内地，要是没有学术讨论会邀请你，只表示你没有名气。

刘笑敢觉得，香港的这种寂寞状态很适合教授自己做学问，“在哈佛读书的时候，过往的名人太多，觉得不去听讲座是罪过。在香港正相反，可以完全坐下来搞自己的研究”。虽然是从内地读完大学才出去，但是他已经不习惯内地目前的学术交流方式，不久前内地同行请他到上海做交流，在上海开两天会后去苏州、再去南京，各有一场讲座等着他，“我算算，五天去三个地方，哪里能讲出什么新东西来？算了，不去了”。

现在内地的学术会议流行的“会议论文”，在他看来也是奇怪的产物，为了某次新的学术会议而提供的会议论文一般对篇幅没有要求，一两千字就可以，只要求是“新”的，其实论文是不是新发表的，在国际学术界看来，完全不应成为评判标准，“我知道一个澳大利亚的同行，一篇论文反复发表了40多遍”。所以，他在中文大学组织的学术会议，完全不要求国内的同行提供“会议论文”。

研究老子的刘笑敢被父亲和弟弟笑话，说他不像内地同行出名，没人知道他，而内地的“百家讲坛”之类的节目捧红了不少教授。“可是我真做不来那种演讲，有国内电视台邀请我去讲老子，可是我就注意着历史上关于老子有多少种注释，学者的研究办法完全不适合电视。”

内地的学术规范不适用于香港，已经是多少年的习惯，岭南大学的许子东来香港前，已经是华东师大副教授，但是香港不认这些内地的标准，“到了香港，还是从助理教授重新做起”。

许子东经常上凤凰卫视，但是他对自己上电视、接受访问的这些东西完全当成“玩意儿”，和学术不相干。他说:“有一年，广东一个刊物把我评上年度公共知识分子，我觉得这个称号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当时评上的还有几个人，王鲁湘什么的，于是我就把这个名号加到我申报正教授的材料中去，后来参加评审的人告诉我，这个称号对于大学教授的成绩考核不仅无好处，反而是负分，他们觉得我在搞旁门左道。”

在香港，一般的教授讲座始终只有几十个人听讲，王庆节的办公室门口，挂着他和杨振宁就物理学和哲学对话的讲座海报，可是即使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出现，这讲座也只有20多个学生参加，“在香港很正常”。内地的名教授来，也是只有寥寥无几的几个学生捧场。

王绍光说，在内地和香港的学术圈游走是比较好的，“一张一弛”，内地是太忙了，不利于学者自己思考，可是在香港，又太清闲了。

“最大的问题，就是香港的大学从前奉行的是尊重教授的传统，可是现在，也开始使用数字对教授进行管理了。”刘笑敢说。

在美国，刘笑敢认识的一个汉学家多年来讲授《金瓶梅》，往往每年听课的学生只有1名，可是课照开不误，而香港的教授开课至少要有10名学生，“你要说尊敬教授，那香港做的还远不如美国”。他自己开课，就很注意要吸引学生，否则学生打出的教学分数就不高。

按照香港中文大学的考试标准，刘笑敢研究的中国哲学史多年来一直招收不到研究生，“按照西方标准，孔子、孟子就不算哲学家，一定要按照西方分析方法去套他们的话，又太生硬了”。结果他后来在系里的学术委员会上和大家交流，谈到哲学论文本来就没有理工科那样的硬性标准，“就算你说你对康德有了新解释，大家也不一定听你的”。 刘笑敢大学背景香港内地港中文教授王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