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新意:竞赛,兴趣与生存之别

( 正在最后一搏的高考班学生 )

坐车到麻城市，再到宋埠镇，离袁新意的家还有10公里时候，就没了公路。土路两边到处是裸露的岩石，直到现在骑摩托车也得走一个半小时。从上初中开始，袁新意不知道在这条路上来回走了多少次。那时候，他父亲每周也会走两趟这条路，骑自行车驮上60斤大米到镇上去换回30块钱，供他上学。踏着这条坑坑洼洼的山间土路，袁新意一路走到了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领奖台，走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

袁新意出生的村子叫宋埠镇古城山村，由于地处雷区，直到现在，“一遇到暴雨就不得不把家里的电话线拔掉”，父亲袁永和在电话里不好意思地跟记者解释。小时候的袁新意，在父亲眼中的印象是，“爱琢磨道理——别的小孩疯跑着玩的时候，他就在路边看蚂蚁搬家，一看就是半天”。

小学六年级时，袁新意到镇上去参加“华罗庚金杯”数学竞赛，“觉得自己不如镇上的小孩。”初一时参加麻城市数学竞赛，考试前一天，数学老师跟他说:“明天如果下雨，就不去考了。”结果，第二天，天气晴朗。虽然最后没有得奖，但正是这一次比赛，让袁新意觉得“不能再这样糊弄下去了，要好好把数学竞赛搞一下”。

父亲到镇上赶街，袁新意跟着去买了本书——《初中数学竞赛同步辅导》，靠这本书，到初二时，他获得了麻城市数学竞赛一等奖。后来，宋埠镇中学来“挖人”，提出了“很有诱惑力的条件”——减免学费，但袁新意却不愿离开当时就读的龙井中学。当时才15岁的他给出理由听起来让人有些感动——“我觉得是袁老师（袁新意当年的数学老师）培养了我，离开，有点对不住他。”除了这个说得出口的理由，在袁新意的心里还深埋着另一个理由，那就是“觉得自己是农村娃，有些害怕到镇上，没亲没故的，会很孤单”。

古城山村离宋埠镇有10多公里，都是乡村土路，骑车要两个多小时。眼看暑假就要开学了，一天父亲刻意把袁新意带到镇上，想让他去宋埠镇中学报名，可袁坚决不去，“任父母怎么劝都没有用”。正在父母一筹莫展时候，却发生了另外一件事——从小与袁新意“稳居班级前两名”的邻村孩子刘欢转学去了宋埠镇中学。这件事显然要比父母和老师的劝告更有用，“我担心他转过去后学习比我好了，很没面子”，于是，袁新意决定转学。

( 袁新意在哥伦比亚大学数学楼前 )

谈起这些，袁永和仍然感慨自己当初的决定是对的。虽然自己只读到小学四年级，但袁永和知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要打洞，读好书就能考出去”。儿子不仅是“考了出去”，还拿了金牌，上了北大，又到美国读博士，这让父亲打心眼里骄傲，虽然他说自己会在乡亲面前注意自己的言行，“到现在，我从来不问别人家的孩子成绩怎么样，免得人家不好意思”。

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黄冈中学后，看到挂在校园宣传栏里的王菘和库超的照片，袁新意才意识到，“原来语文课本上提到的那个学校就是这里啊，自己到了一所竞赛名校”。

( 袁新意的父母 )

虽然觉得自己“在穿戴、文娱活动、闲聊足球等等方面都跟黄冈的孩子差距很大”，但袁新意的数学成绩给了他最大的自信。第二年，他就成为当年黄冈中学唯一一个进入数学冬令营的高二学生。高三时，袁新意以第三名的成绩进入国家队名单。2000年7月份，在韩国大田进行的第41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袁摘得金牌。

从古城山村到黄冈中学，到北京大学，再到哥伦比亚，袁新意一路靠的是数学竞赛，直到奥赛金牌让他完成了“最后一跃”。但是，袁新意说，“同样是数学竞赛，意味却不同”。

小学六年级，袁新意第一次听说“竞赛”一词时，“连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都不懂”。由于从小家境贫困，父亲不允许袁新意跟别家孩子比吃比穿，“只要跟人家比，要零食、要新衣服，肯定挨打”。打得最厉害的一次，袁新意还记得是在他读一年级的时候。当时村里刚有一个邻居买了台黑白电视机，一天放学后袁新意到他家看电视，晚饭做好后父亲喊新意回家吃饭，但由于看电视入迷，他没有听见。后来，父亲拿着一根棍子找到邻居家，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地抽了小新意一顿，“打得多厉害已经记不得了，只是后来听母亲说有好几天都不能走路”。

袁永和面对记者不好意思地说，“就这么一个孩子，读书好，将来出去才行。读书不好的话，就要干农活，种地必须要勤劳，吃不得苦头怎么行”。为此，父亲从小就对袁新意要求很严格，“5岁开始放牛，7岁就下地插秧、拔草”。

父亲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后来学了木工的手艺养家糊口，一天能挣1.5元。上初中时，每个周六回家，袁新意都要下地干活。周日下午返校时候，带上2元。“但他总花不完，一星期也就花1元。”父亲解释说，那时候学校食堂没有卖菜的，“每次从家里带上4斤米，两罐头瓶子咸菜，一星期的伙食就够了”。

上了黄冈中学，由于离家远，搞竞赛也比较紧张，袁新意一个学期才回家一次。每次都是先从家里花5元坐车1个小时到镇上，再花13元坐3个多小时的车到黄冈。虽然是小城，可黄冈的消费并不低，每顿饭“不吃好的也得3元”。平时很少出来买东西，偶尔买件衣服也是跟同学一起到地摊上去挑便宜货，袁新意为此还拿过一段时间每月60元的助学金。当时，家里还没有安电话，与家人的沟通只有靠写信，每次考试取得好成绩后，袁新意都要第一时间写信给父亲。“只听说过高考”的母亲当时觉得“到处去比赛，花钱多还不能上大学”，甚至反对孩子搞竞赛，为此，袁新意没少跟家人顶过嘴。每到这时，袁永和就对妻子说:“我没读出来，不能再耽误了儿子，只要他能读，我就一定要供养。”

但是，到儿子上高三的时候，袁永和心里开始着急起来，“因为看他的成绩能考得上，但我供不起啊”。那时候，借钱也是件难事，“老百姓都没多少钱，到农村信用社去贷款，他们需要担保人，可人家一来看我们家这土房子，就没人敢担保了”。因为整天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来钱，袁永和曾一度因为压力过大而患上间歇性癫痫，“有时候白天干着活，不知不觉就晕倒了”。后来，多亏袁新意在韩国的比赛中拿了金牌，获得2万元奖金，这让父亲“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说起曾经参加的大大小小的数学竞赛，袁新意认为“是它们帮我选择了数学这条路”。但同时他也承认，“很多和自己一起参加竞赛的选手后来对数学就麻木了，甚至是厌倦。我想，他们是被push（推）得太厉害了”。

在被“push得太厉害”的孩子中，有一个是袁新意在黄冈中学的同班同学。据袁新意回忆，当时刚进九班，有一个来自黄冈市区的同学整个高一一年都比他厉害。那个同学家境不错，父亲是黄冈师范专科学校（现在的黄冈师范学院）的物理教授，从小就让他参加各种竞赛。当时，两人下课后经常在一起讨论未来的理想，“他想搞计算机，但我那时候并不知道计算机是什么，就觉得是很神秘的东西”。所以，多半时候，袁新意只是一个倾听者。后来到了高二，那个同学因为“从小参加竞赛太多了，后劲不足”而出现了滑坡，当教授的父亲甚至会在晚自习的时候偷偷来学校，隔着窗户看儿子是不是在认真学习。

在哥伦比亚大学，除了学习，袁新意还担任本科学生的微积分老师。他上课时“要不停地讲例子，不能讲理论，要不然学生听不懂”。同时经历过国内和国外大学教育的袁新意对此深有感触，“在中国，老师讲完就走，学生主要是听;但在美国，从本科开始，老师就会take care （照顾）到每一个人，确定他们的兴趣和方向，有了研究的性质”。

现在，儿子在美国读博士，每年还能给家里补贴几千元，但袁永和说他们从来都不想要，“儿子工作还没有着落，将来还要买房子。我们是农民，时时刻刻离不开劳动，50多岁还能干得动活，不想给儿子增加负担”。因为眼睛花了，所以也不能干木匠活了，现在只能在家照看着3亩多稻田。老两口的身体也开始不好起来，妻子患有胃病、心脏病，每年的医药费也得2000多元。“我们乡下人，不能去大医院看，就从村里的小诊所随便拿点药吃吃就行。再说了，农民活那么多年干吗，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对孩子也是个负担。”跟记者说这些的时候，袁永和语气很平静。

说起在美国的生活，袁新意告诉记者:“在这里，很多人学数学就是源自兴趣;而在中国，很多人学数学，更是为了生存。” 竞赛生存数学黄冈中学袁新意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