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情的国际差别

（文 / 小贝）

《华尔街日报》前驻外记者帕梅拉·杜克曼（Pamela Druckerman）忠告那些背叛男人的女人说:“不要表现得太快乐。如果你在淋浴时从来不唱歌，现在千万也别唱。”在阿根廷工作时，经常有男人勾引她，这让她对男人的偷情行为产生了兴趣。她赴日本、俄罗斯、南非、法国、印尼、美国、中国等10个国家20来个城市调查偷情行为，写了一本书，名为《翻译情欲:从东京到田纳西的偷情规则》（Lust in Translation）。她说爱的语言是超越国界的，不用翻译就能懂，但是各地对“通奸”一词都有自己的叫法，世界各国对此都会使用欺骗掩饰之词，因而需要翻译。

《经济学家》的书评说:“美国人怀着负罪感去干，俄国人随随便便地干，非洲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干，法国人习惯性地去干。关于偷情的说法要么毫无新意，要么非常古怪。而帕梅拉·杜克曼的研究却极具思想性，且带着破除迷信的精神，值得广泛译介、阅读。”

她费了很大力气才得到关于各国偷情行为的统计数据，是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为艾滋病研究而搜集的。数据显示，通奸最猖獗的是非洲国家。在多哥，37%的已婚或跟女友同居的男人承认在过去的12个月中有另外一个性伙伴。最怕老婆的是瑞士男人(3%)和澳大利亚男人(2.5%)。

她破除迷信的结论是，被认为生性浪漫的法国人偷情的比例反而略低于美国人，在法国只有3.8%的男性与3.1%的女性承认自己曾经对配偶不忠，美国夫妻偷情的比率是男性3.9%，女性3.1%。法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更重要的区别是，法国人认为偷情是一种“很遗憾的过失”，而非不可原谅的背叛行为。美国人只要偷情之后负罪感就特别强，身心饱受折磨，要向对方道歉、表示悔悟，更为奇怪的是，还要向爱人讲述偷情的细节。美国人把发现爱人偷情跟“世贸双塔”的倒塌和亚洲的海啸相提并论。

她将这种情况归咎于美国的开国元勋，向美国人灌输对放荡、不道德的恐惧感，使他们相信“美国的强弱系于公民的道德健康”。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人在离婚、同性恋、婚前性行为、同居等性问题上变得比以前更加自由，但美国人对通奸行为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民意测验显示他们认为通奸比克隆人还严重。原因之一是离婚变得更加容易，人们对婚姻的期望更高，更不能忍受背叛。

( 《翻译情欲：从东京到田纳西的偷情规则》 )

说美国人偷情的比例不高，但在华尔街工作的人是个例外。那些银行工作人员每周工作80个小时，于是就认为他们有权享受生活的乐趣，乐趣之一就是女人。这在公司文化里是允许的。另外，贫穷国家的人比发达国家的人不忠的比例高——这里要强调的是穷国而不是穷人，富人偷情的比例很可能要高于他的同胞。在贫穷国家人们以为男性的力比多很强大，他们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再者，穷国的男性比妻子更有权势，偷情是他们表达自己的权力的方式。

花心的芬兰人对于他们的行为感到非常自在，也许因为芬兰媒体对这种事不带道德批判，也许因为他们热爱旅行。芬兰人乐意回答有关性事的调查，因为登门拜访的问卷调查员可能衣着很像护士。一个俄国油漆推销员告诉杜克曼:“在俄国，人们说，‘一桩好的风流韵事使一个家庭更加牢固。当你花时间和另一个女人相好，你会对妻子产生负罪感，于是会更加善待她’。”

让她感到惊奇的是，美国男人总是说自己的婚姻是多么糟糕，以此为自己的偷情行为辩护。但是中国男人在找情人的时候会夸奖他们的媳妇，以表现自己是个好人、好丈夫，尊重女性。

这样的调查不会得出准确数字和深入的分析，好在作者比较风趣，在全球各地，出轨的最大“危险因素”就是身为男人，而只要是个女人就具有察觉丈夫偷情的本领。她写道:“在法国电影里，偷情只不过表明你是主角。”在接受一家杂志采访时她说:“我遇到的几乎所有发现他们的爱人偷情的美国人都会瘦掉很多。我称之为偷情节食。我跟我丈夫开玩笑说，如果我变胖了，他应该去跟别人偷情来帮我减肥。”

有人说:“《翻译情欲》的语调带有一股新婚女士的自鸣得意，我希望读到她的续作，等她跟脏盘子、未结的账单、起火的锅打了10年的交道后看她会怎么写。” 偷情国际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