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之后，西方这样走进中国

( 达·伽马 )

1415·里斯本，往南

严肃、简朴，远离宫廷，终生热爱航海却从未跟他的航海人员一道远航过，这是亨利王子的一般事实。对这位葡萄牙王子，他同时代人，也包括他自己，按编年史家的说法，似乎更相信占星家对他命运的预言，“这位王子必将从事于多次伟大而辉煌的征服，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必将发现别人所不曾发现的事物”。布尔斯廷虽竭力搜罗，但关于他个人的细节极其有限，“为亨利撰写传记的人形容他的生活犹如僧侣，据说他终身不娶。他死时，人们发现他身穿苦行僧的粗毛衬衣”。除此，《葡萄牙史》里唯一提到的仅是引自一处来源的八卦消息:“他同时代的一个鲁莽人无意中泄露，说他有个私生女儿，并且对她特别钟爱。”由此而观，无论当时，还是流传下来的形象，亨利王子都被“刻画得太坚强方正了”。也因此，布尔斯廷的解释难以颠覆:“近代的探险是一种运用思想的冒险，以个人的想象为动力，然后它才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航海探险。探险的倡导人必然是个独自苦思冥想的人。”

亨利王子的登场时间，一般历史叙述者将其定在1415年的休达之战。

经年征战后，亨利王子的父亲、葡萄牙国王若奥一世终于与卡斯提尔在1411年签订友好条约。按照骑士传统，若奥一世计划举行一次长达一整年的马上比武大会，邀请欧洲各地的骑士参与，“比武者将会给三个刚成年的王子在公众面前表现骑士气概的机会，以取得骑士称号”。而亨利与他的两个哥哥“要求给他们一个表现真正基督徒勇气的机会，发动一次东征，以讨伐直布罗陀海峡对面的非洲商业中心与穆斯林据点休达”。

这次战争的结果，21岁的亨利王子与先遣队最先攻进休达城，并亲自将军旗升起。一天之内，战斗结束了。战争的结果之一，是被点燃激情的亨利王子又组织了一支舰队，声称要从异教徒手中夺取直布罗陀海峡。若奥一世在舰队出发后，制止了这次远征。自此，亨利王子离开里斯本皇宫，一路南行到达葡萄牙最南端，也即欧洲的西南顶点——圣文森特角。亨利王子在此居住40年，亦在此地完成他“航海家”的宿命。

(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抵达杭 州，浙江巡抚宴请使臣 )

历史学家为了方便记忆之故，将1415年的休达之战定义为葡萄牙海上扩张始点。但是，亨利王子离开里斯本，并由好战青年变为“航海家”，其间转折，历史研究者并未给予任何答案。比较而言，检索葡萄牙历史记录，亨利王子的二哥佩德罗远比他更喜欢旅行。晚至1428年，佩德罗游历欧洲10年后回国，将其搜罗的一册《马可·波罗游记》与一份世界地图送给亨利王子，“因此亨利王子大受鼓舞”。马可·波罗的东方中国，带给亨利王子什么？

更仔细地检查休达之战的各种信息——休达大约有2.4万家商店，销售由南方的撒哈拉非洲与东方的印度群岛运来的金、银、铜、丝绸和香料。“亨利王子第一次在这里看到蕴藏在非洲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财宝。”很有可能，也是因为这次战役，亨利王子接触到了伊本·拔图塔与他的《游记》。被称为中世纪最重要的穆斯林旅行家伊本·拔图塔（1304～1377），由离休达不足百公里的城市丹吉尔出发，开始了他一生长达12万公里的行程，甚至“奉苏丹之命前往不信奉伊斯兰教的中国充任特使”。他清晰明确地记录了“阿拉伯商人乘中国船从马拉巴尔海岸前往中国的线路”。

( 托勒密 )

对这位“独自苦思冥想”的王子而言，或许究其一生，能够为其提供比印度更遥远的东方——美丽中国的信息，也只有马可·波罗与伊本·拔图塔。中国，是他想象的世界的尽头？这其实无法确定。如何到达印度，他都没有找到答案呢。

亨利王子时代的欧洲，托勒密用希腊文写成的地理学手稿终于被译成拉丁文，因而得以广泛流传——托勒密未必被后世论述者正面对待，原因很简单，《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15世纪，更精密的观测使托勒密的地心体系变得过于复杂，以至于它的正确性受到了怀疑并最终由哥白尼的日心体系所取代”。

( 1861年，法国《世界画报》 上，画师威廉·亚历山大笔下的 中国军队。按照《停滞的帝国》作 者阿兰·佩雷菲特的说法，乾隆 设想通过沿途不断举行的军事操 演炫耀天朝的军事势力，但中国 军队落后的武器装备和训练却激 发了英国人截然相反的念头。马 戛尔尼在日记中说，如果他们是 作为敌人来到这里，所遭遇的抵 抗绝对不会超过半小时 )

对亨利王子航海梦想而言，托勒密才是真正的“难题”。托氏的地图，明确无误地说明:南下绕道非洲东航，不可能到达印度和中国。因为，赤道以南的非洲，是一大片向四面八方延伸的南大陆，唯有东北隅与亚洲大陆的上缘相连。结果使整个印度洋与中国海连接成一个广大的内陆湖，人们要由海路向南，再由东进入亚洲，当然是不可能的。如果由《哥伦布传》来验证与对比，哥伦布西行的真实理论支持，显然来自托勒密。在托氏地图里，由于他低估了地球的周长，又高估了亚洲向东延伸的范围，两者结合起来，使取道大西洋时，发现亚洲与欧洲的距离并不像想象的那样近。做一个有趣假设，如果托勒密当时正确的绘制了世界地图，印度与欧洲真实的距离要比想象远得多——哥伦布还会坚持他西行之旅吗？新大陆什么时候才会被“发现”呢？

那个时代，“修正”托勒密地理的尝试并非没有。在亨利王子晚年，1444年，曾到达斯里兰卡与苏门答腊的威尼斯商人冒险家尼科洛·康蒂，在旅行35年后回到家乡。“他在这几十年东行中，已经不信基督教。因此教皇犹金四世命他向其秘书陈述沿途全部见闻以示忏悔。这次忏悔的成果成为那些年欧洲人对南亚的最佳记述之一。”康蒂真正影响欧洲旅行家与冒险者的，其实只是来自他的一个臆测:“绕道非洲可能抵达东方香料群岛。”据说，15世纪的世界地图制作者“都欣然领会康蒂的陈述”。由此出现新的世界地图，非洲被绘制成一个独立的大半岛，印度洋不再是内陆湖，而是一个外海，可以由水路进入，绕经非洲大陆可以到达印度和中国。这差不多已经接近真正的世界版图模样了。有趣的是，这些已经颠覆托勒密地理的新的世界地图，其首页仍鲜有例外地说明该图集是“据托勒密原图”绘制，“出版商要仰仗托勒密的名气，以显示其成果之真实可信”。

( 1861年英国《伦敦时报画 刊》刊登的插画，描绘为了支付 与英法联军之役的赔款，清廷官 吏将大批银两押送到天津 )

康蒂的“臆测”以及据此绘制的新版本的世界地图，恐非亨利王子将葡萄牙帆船方向定为南行的决定性因素，最多帮助他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而已。因为，按时间顺序，1424年（康蒂回到威尼斯前20年），往南，葡萄牙帆船已经开始尝试穿越博哈多尔角。

真正的问题是，在笼罩性的托勒密地理背景下，亨利王子为什么会选择往南——一个被判定无路可通的方向。

( 19 世纪英国著名画家阿罗姆绘制“大庾山 口”的铜版画，大庾山口位于江西广东交界 处，为南北商人必经之地，过去英国商人由 广州北上，常经过此地 )

亨利王子的史官佐佐拉记录的理由是:“第一个目标是进入未知世界，第二个目标是寻找祭司王约翰。”现代的旅行者去到亨利王子曾经居住40年的圣文森特角的城堡，只能看到城堡废墟上的一座灯塔，“站在这荒无人烟的悬崖峭壁上，或许能够体会到这种景色对于这位厌弃宫廷生活、离群索居的王子所起的感染作用”。与稍后的哥伦布以印度群岛为目标的航行不同，亨利王子，即使他有美丽东方的中国与印度的知识，他真实的目标仍然令人疑惑。佐佐拉解释说:“他希望了解位于加那利群岛以外的土地的性质……他认为，如果他本人或者其他君王不想获得那种知识的话，那么不会有任何海员与商人敢于尝试，因为显然谁也不会自找麻烦去航向一个不一定有获利希望的地方。”

结果，开始南向航行的线路，在接近100年的坚持之后，葡萄牙终于到达中国。

( 20 世纪初法国画家绘制的清兵铜板画 )

1488·好望角，尽头

知识累积至今，在布罗代尔写作他的《15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时候，大西洋变成一个简单问题，“大西洋在地图上呈现三个巨大的海风和海浪圈，三个广阔的‘椭圆’。只要学会利用顺风和顺水，航行不费什么力气。风力和水力会带着你在大西洋上往返。维京人曾在北大西洋顺利地航行一周;哥伦布也是如此，他的三条船一直漂到加那利群岛以及更远的安得列斯群岛，中纬度的风于1493年春又将它们送回，先到纽芬兰附近，后又经过亚速尔群岛。在偏南的海域，另一个风圈先把船带到美洲海岸，又把它送回南非顶端的好望角一线。确实，这里有个前提条件:找准风向，抓住顺风后，就不把它放走。”同样，“印度的往返航线也服从某些简单的规律。动身去印度时，全靠北信风，随后又在南信风的推动下前往巴西海岸。回来时，先利用经线上的南信风，又侧向利用北信风，直到接上中纬度的风为止。从这个角度看，由几内亚返航的线路，船只返回欧洲时，必须远离非洲海岸”。

( 迪亚士 )

以此规律来研究葡萄牙船长们的探索，或许真实的海上航行的难易，取决于认知。

以葡萄牙地理位置论，它并不濒临地中海，其间隔着西班牙——远离中世纪唯一的通航之海地中海，直到亨利王子时代，定论仍是葡萄牙处于最为不利的地位。不过，以葡萄牙的历史形成而论，他们的祖先是凯尔特人、伊比利亚人与英国人。他们甚至还与非洲人和亚洲人通婚——“有点类似小型的美国”。在这个有基督教徒、犹太人和穆斯林，各族杂处的国家，布尔斯廷论证的优点是，“不同来源的体格、智力、气质、传统、审美观念与文化修养互为补充和丰富，提供了种种能力和驳杂的知识，这是远航至大海而又返回家园所必需的”。

( 19世纪铜版画，画中帆船 是仿16世纪达·伽马船队的船型 )

葡萄牙船长们沿非洲海岸南下，最初的挑战来自博哈多尔角。这同样也挑战亨利王子。

博哈多尔角，位于非洲西岸，在加那利群岛的正南，西撒哈拉的西岸。在1424至1434年10年时间内，亨利王子15次派出船队去穿越这一海角，结果全部失败。船长们描述:“这个神秘的海角附近，海浪冲击着从悬崖峭壁上崩塌下来的红砂土，凶险的红浪滚滚，成群的沙丁鱼在浅水穿梭洄游，把漩涡间的水搅得浑浊不堪。在那一片荒凉的海岸上，毫无存在生物的迹象”——这不正是世界尽头的景象吗？“博哈多尔角是人们思想上的一个障碍，对探险家来说，是他们遇到的许多原始障碍的一个典型。”此后，博哈多尔角成为一个象征性名词。

( 19世纪下半叶，英国插 图画家笔下的黄埔港。从1757 年开始，清政府实行“一口通 商”，只保留粤海关，规定凡载 洋货入口之外国船“必须下锚 于黄埔”，当年粤海关黄埔挂 号口便设在黄埔港，按照《粤 海关志》记载，1789年，外国 商船泊于广州，共计 83 艘 )

细察亨利王子航海史的事迹，他坚持葡萄牙船只必须穿越博哈多尔角，是为数不多的显性功绩，而同时，它的成功，对心理上的影响至深。1434年，曾经失败过的船长埃亚内斯在重酬之下，再做尝试。这次他接近博哈多尔角时，转向西面航行，不去冒这个众所周知的海角之险——宁可放弃紧贴海岸的航行惯例——然后他又转向南航，发现这个海角已被抛在后面了。亨利王子终于为他的船长们排除了畏惧的心理障碍。

越来越南，也越来越远的葡萄牙航船，有了真正修正地中海航海经验的机会。

( 1861年，法国画刊描绘 的中国人各种容貌 )

地中海的传统，决定其贸易利润多寡的，是其船只大小。帆船所载货物越多，获利也就越大。大约在1450年，威尼斯已有600吨以上的方桅大船。与这种越来越大的帆船相对应，一成不变的是——“从腓尼基人到希腊人，从伽太基人到罗马人，各民族历来使用四方形船帆。”但从航海专业的角度分析，四角方帆最大的挑战是逆风航行能力，葡萄牙发现了替代的三角帆——“老式威尼斯方桅大船在逆风倾侧到67度以上就不能航行，而三角帆的轻帆船在倾侧到55度时仍能逆风航行。也就是说，在同一距离内，威尼斯的船若要抢风调向5次，新式船只要调向3次。这样便可以节省大约1/3的时间与距离，也就是缩短几个星期的航程。”

亨利王子在他的圣文森特开辟了自己的轻帆船制造中心。1430年，亨利王子的轻帆船完成，这种小型帆船采用搭接结构，使用艉舵，共有三根桅杆，扬两篷四方帆，一篷拉丁帆;拉丁帆侧对船身，与桅杆呈倾斜状，能轻松地调整船的方向。四方帆面对船身，用于兜住船后吹来的风。这种轻帆船终于可以更容易“找准风向，抓住顺风”。此后，这种轻帆船“成了探索者的标准船只”。哥伦布去发现新大陆，3艘船只——“圣马利亚号”、“平塔号”和“尼娜号”，都是按这种设计制造。

( 19 世纪英国著名画家阿罗姆绘制的厦门城东南的曾厝坡景象 )

传奇亨利完成了他所能完成的一切——确定方向、克服心理障碍、改造船只，至此，发现之旅最重要的准备已经就绪。

1487年，迪亚士率领两艘船只（一艘载重50吨的轻帆船与一艘储藏船）出发了……“他们一行人把帆桅收起，顶着北风在惊涛骇浪中漂泊海上。经过13天，船只已被风暴刮得远离海岸，漂向大海。船员们刚刚饱受赤道酷热的煎熬，都惊惶失措。船又小，海上又冷，同他们到过的几内亚等陆地不同……他们都以为已无生还之望。风暴过去后，迪亚士又满帆东航，但是航行好几天仍不见陆地。于是他转而向北航行，突然望见高山。”——1488年2月3日，迪亚士和他的船只终于停泊在莫塞尔湾，约在今开普敦以东370公里。就是这场风暴，葡萄牙船长发现自己已经绕过了非洲最南端——这里后来被命名为好望角。

( 容闳 )

哥伦布后来自己描述说，在迪亚士回国接受葡萄牙国王接见时，他正好在场。这是他第二次尝试说服葡萄牙国王资助他按托勒密的指南西行去找到印度之际，迪亚士的成功使哥伦布“不得不转向其他尚未找到绕过非洲那条航线的国家争取支持”。而《葡萄牙史》对这段故事的描述，显然不那么客气:“哥伦布能为国王效劳的事，似乎没有多少是国王自己所不能办到的……为什么要花费大量的报酬去资助一个外国人呢？”

至此，在亨利王子辞世28年后，一切变得皆有可能。

( 1864年法国《画报》刊载英国随军画家兼 记者查尔斯·沃格曼的北京街景铜版画 )

1498·印度，起点

与迪亚士出发同时，葡萄牙国王决定再派出一路陆路探索者，去寻找祭司王约翰。亨利王子的计划再一次被重新执行。

对于亨利王子时代的欧洲人来说，祭司王约翰——作为东方的象征，其影响力远远超过马可·波罗与伊本·拔图塔对遥远东方的描绘。《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释义是:“祭司王约翰:传说中信奉基督教的东方统治者。据说他是聂斯脱利派信徒，是国王兼祭司，统治‘波斯与亚美尼亚以东的远东’。”在这个故事流传200年后的15世纪的葡萄牙，传说中的祭司王所在地，已从“极远的东方”转移到了埃塞俄比亚了。对于亨利王子与葡萄牙国王而言，祭司王约翰的重要性，“如果真有一条海路可通印度，那么得到一个基督教联盟就更为理想，也更为重要，因为它不但有利于十字军东征，还可以在将来进行贸易时有一个停靠站”。

葡萄牙国王选择科维良与帕瓦作为陆路的探索者。这段经历是葡萄牙史里极为光彩的一段——科维良的同时代人赞扬他“通晓基督徒、摩尔人与异教徒所讲的各种语言”。科维良与帕瓦选择的是欧洲经地中海到印度以及东方传统线路。

传统的西方与东方联系，是一条既连续又断裂的线路。除了传说中的完全陆路的丝绸之路外，另一条则经南中国海、印度洋、阿拉伯海，沿波斯湾而至巴士拉，或经红海而至苏伊士。之后弃船登陆，穿越波斯和叙利亚，或经由埃及。但是无论采取哪一条路线，欧洲的法兰克或意大利商人只要从地中海的一些港口东行，就会发现前面的道路已被封锁——线路到此断裂。穆斯林很乐意在亚历山大或阿勒颇、大马士革跟他们进行交易，只不过穆斯林土耳其却不准欧洲人越雷池一步。史称“中世纪的铁幕”。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马蹄征服欧亚后，由于其实行低关税，欧洲通往印度与中国之路被打开，但是埃及的通道仍掌握在穆斯林手中，对欧洲人一直是禁地。过往的商品总被伊斯兰教的马鲁克族苏丹课以重税。因此，印度商品辗转到意大利商人之手时，已是原价的3倍了。

马赛尔·莫斯的观念很极端:“推动社会迅速发展的力量并非来自生产:奢侈风尚才是伟大的动力。”17世纪中叶之前，布罗代尔列举欧洲饮食的奢侈品，胡椒排第一位。当然，后来更公允的综述将胡椒、肉蔻、百里香、生姜……等称为香料，而共同放在奢侈品名下。当时的烹饪书籍表明，“对香料的癖好席卷一切:肉、鱼、果酱、汤和高等饮料莫不掺入香料”。

1650年之后，胡椒虽然不再享有奢侈品之名，相对位次降低，但其绝对需求并未大幅降低。显然，印度的香料、中国的丝绸以及阿拉伯的香水，是东方线路得以诞生，并促使寻找印度的航海线路最重要的因素。

科维良和同伴寻找祭司王约翰的过程，正是这条香料与丝绸之路微观而具体的行程。他们从巴塞罗那乘船到那不勒斯，然后到达罗得岛，在此装扮成穆斯林商人到达亚历山大城，然后前往开罗和红海口的亚丁港。科维良与帕瓦在此分手，帕瓦径直去寻找祭司王约翰（此后却杳无音讯），而科维良则启程去印度。两年后，科维良从印度乘船西行至波斯湾的霍尔木兹，然后到达马达加斯加岛对岸的东非索法拉港，并北返至开罗。在这里，科维良完成了对阿拉伯航海事业和印度贸易情况以及欧洲与印度间贸易状况的评估……并将其写成一封重要信件，由葡萄牙国王派出的使节带回国。他也在此接受国王之令，寻找祭司王约翰，并于1493年到达埃塞俄比亚。在埃国，科维良相信自己已无法回国，便娶妻生子。

迪亚士对好望角的发现——绕过非洲到达印度由此被证明是可行的线路，以及科维良对印度贸易的考察结果，看起来再没有任何阻力可以阻挡葡萄牙的成功了。

1497年7月8日，瓦斯科·达·伽马和他的船队从里斯本启程。这支船队有两艘各载重100吨、吃水甚浅的方桅船，一艘重约50吨的三角帆轻帆船，还有一艘载重约200吨的储藏船，其所载粮食可供3年之用……船上还有神父一名，并按惯例随带几名囚犯，这些人被认为是可以牺牲的，如遇性命危险时，可以派上用场。船队海员总计约170人。

一年后（1498年5月22日），达·伽马的船队到达预定的目的地——印度半岛西南沿岸的卡利卡特。船队一位海员的航海日志记录了他们与当地人相遇时刻:

这几艘船聚集在一起，船长（伽马）把一名囚犯送到卡利卡特岸上，跟随他去的人把他交给两名来自突尼斯的摩尔人，他们会讲卡斯提尔语和热那亚语。他所听到的第一句欢迎话是:“老天爷，你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他们问他离家这么远，要找些什么。他回答说，我们是来寻找基督徒和香料的。他们说:“卡斯提尔国王、法兰西国王、威尼斯大公为什么不派人来呢？”他说，葡萄牙国王不许他们这样做，摩尔人说他做得对。谈话之后，他们把他带到自己的住所，给他面包和蜂蜜。当他吃完这些东西重返船上时，有一名摩尔人同来。此人登上船就说了这些话:“你们真幸运，真幸运！这里的红宝石、绿宝石多得很。你们真该大大感谢上帝把你们带到有这些珍宝的国家来！”我们听他说的话，大为惊奇，因为我们真没有想到在离葡萄牙这么遥远的地方，居然能听到有人讲我们的语言。

两年后，达·伽马返航。出航时的170名船员，仅有55人生还。

先前埃及苏丹为了抬高胡椒价格，把每年的胡椒进货量限制在210吨。达·伽马找到印度后第5年，里斯本的胡椒价格已降低到只有威尼斯货价的1/5。埃及与威尼斯之间的贸易被摧毁了，“亚洲的财富，即神话中的东方宝藏，正在涌入西方”。葡萄牙人的发现，将商业集散地与文化传播中心从封闭的地中海，转移到辽阔的大西洋和遍及世界的一望无际的各大洋的海岸了。

真正进入印度后，葡萄牙人发现，印度的卡利卡特，确实是印度海岸上的主要集散地，但在漫长的香料之路上，它只是重要的站头之一。另一个大的商业中心马六甲则位于好几星期的航程之外。真正的香料产地，并非印度。

所以，对葡萄牙人而言，印度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1557·澳门，并非终点

达·伽马发现印度航线，最幸运的是他在肯尼亚找到了阿拉伯领航员伊本·马德内德。

从里斯本出发，绕过莫桑比克海峡，达·伽马跟他的船队差不多仍按“地中海式惯例”:尽可能紧贴海岸航行。不过，到达肯尼亚，马德内德上船后，他们开始朝着东北方向航行，但很快，他们“抓住”了印度洋的季候风，顺利地抵达卡利卡特。布尔斯廷考证阿拉伯人的航海，“起初，从埃及和红海前往印度同样是沿着海岸航行的。在人们发现季风并加以利用时，航运大大发展。季风是一种随季节变化而变换风向的风系，是印度洋上的特征。从天文学的观点来看，季风是由陆地、海洋、空气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形成的。也就是陆地与海洋冷热差异的结果。在印度与东南亚一带，某个季节的风向与另一个季节的风向彼此相反，这就给印度洋上的东航和返航提供了方便的动力。”——大约在公元80年，阿拉伯人就发现了这一奥秘。

运用季风规律最杰出的阿拉伯人,就是自称为“怒海之狮”的伊本·马德内德——他以熟谙如何在红海与印度洋的惊涛骇浪中航行而著名。

幸运的不仅是由马德内德领航而发现印度，而真正到达印度后，葡萄牙人发现，穿过马六甲海峡的南洋群岛，才是欧洲人所需香料的出产地。比印度更重要的，是马六甲。

严肃的历史论著这样描述:马六甲异乎寻常的幸运是印度与中国会合的产物。中国在南洋群岛和印度洋的海上扩张，历时30多年;印度所起的作用更大，也更早——马六甲的崛起直接渊源于印度的商业扩张。原因很简单:印度商人给苏门答腊和爪哇带来了胡椒树这份厚礼。自从马鲁古群岛被纳入商业网内，岛上陆续开辟了种植园，马六甲与生产香料的各岛屿建立了定期关系。印度商人每年派8条帆船到马鲁古群岛收购八角茴香，到班达群岛收购肉豆蔻。

葡萄牙的印度总督阿尔布克尔克1511年率领他的舰队，攻占了马六甲。路易斯·托马斯对此的评论是:“马六甲被征服，为葡萄牙人打开了通向南洋群岛和远东的海域门户;战胜者夺得马六甲后，不仅统治着一座富庶的城市，而且主导着一个商业网:各条通商路线以马六甲为枢纽，并在该地相交。”而且更重要的是，传说中的中国，已经不远。

大概能够与科维良的那封关于印度的信件相似的是葡萄牙药剂师皮来资在马六甲（1514年）写下的关于中国的那本书:《东方记——从红海到中国》。皮来资的材料来源，当然主要是由亚洲商人提供。在书里，皮来资写道:

中国是一个伟大、富饶、豪华、庄严的国家，拥有极多的土地与人民，还有许多城市和塞堡。附近各国每隔若干年便派遣使者，带着最珍贵的东西前去送礼，但均可获得比礼品价值多一倍的还礼。广州是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但是只有带着中国发的证件才能在此贸易。

也正是因为这本书，皮来资获得了作为葡萄牙使臣前往中国的机会。1520年1月，皮来资使团一行30人获准由广东启程北上。中国学者研究证明，皮来资能够获得这一机会，“根本原因是他们使用了贿赂手段”，“当时最受武宗皇帝宠信的官员江彬也被买通，终使皮来资等人被允许入京”。皮来资当年5月到达南京，正好这时明武宗朱厚照南巡也到了南京，皮来资与火者亚三被引见于明武宗。所谓火者，系明代闽粤豪门往往阉人以供驱使，被阉者称为火者。作为皮来资的翻译，对这位火者亚三，黄鸿钊的《澳门史》描述:“火者亚三通晓番汉语言，能说会道，向皇帝大谈南洋各国的种种奇异风俗，武宗‘喜而留之’，‘时时学其语以为乐’。”稍后，皮来资一行到了北京。一切看上去很顺利。

在北京，皮来资一行，“或驰马于市，或享大官之馔于刑部，或从乘舆，珍膳享于会同馆，或同仆臣卧起，而大臣被诬者，皆以桎梏幽囚，意颇轻侮朝官”。麻烦的问题出现了。原马六甲国王的儿子、宾塘王公的使者到了北京，向礼部送交马六甲控诉葡萄牙“夺国仇杀等情”的政府文书。皮来资的骗局因此被揭——“皮来资使团除了通过贿赂打通关系之外，整个使团成员还全部‘以白布缠头，如回回打扮’，‘假充满剌加（马六甲）遣礼使臣’。他们利用中国与马六甲的朝贡关系，骗取信任，以便明朝同意与葡萄牙占领下的马六甲建立贸易关系，然后再谋求建立中葡之间的正式关系。”显然，皮来资一行失败了。《葡萄牙史》论及这一过程，评论很有趣，“（皮来资）是尝到中国人的高傲滋味的第一个欧洲人”。

不过，皮来资仍深刻地误导了葡萄牙人。他在书中很轻蔑地写道:“中国人懦弱非常，易于制服，只要从马六甲派出10艘船舰，就能从海岸攫取全中国。”皮来资失败后，明朝军队与葡萄牙舰队，在广东屯门、新会西草湾;浙闽的月港、浯屿、双屿港先后战斗。1549年，浙江巡抚兼督理浙江福建海防军务的朱纨，终于“全闽海防，千里清肃”。而这一时期，海禁已过于严厉。这其间真实的矛盾，仍在大一统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结构之内。真实的沿海地方现实，明人张燮叙述:“顾海滨一带，田尽斥卤，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货，固得捆载归来;贫者为佣，亦搏升米自给。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路，若辈悉健有力，势不肯抟手困穷。于是所在连结为乱，溃裂以出。其久潜踪于外者，既触网不敢归，又连结远夷，向导以入。漳之民始岁岁苦兵革矣。”

变通选择，仍由广东开始。在朱纨清肃海防之前，广东便解除海禁，1535年，市舶移往澳门，从此澳门成为正式对外贸易港口。不过，解除海禁仍有例外，“如佛朗机（葡萄牙）国，即驱逐出境，如敢抗拒不服，即督发官兵擒捕”。葡萄牙远东贸易船队船长索扎（1556年）在写给葡国国王兄弟路易斯亲王的信中也坦陈，“我们葡萄牙人在华名声扫地”，“皇帝获知我们在私下贸易，他恩准一切商人纳税贸易，唯独心肠狠毒的佛朗机，即葡萄牙人在禁之列。佛朗机被视若无法无天的强盗、逆贼”。

在广东解除海禁22年后的1557年，葡萄牙在获得贸易权之后，终于能够定居澳门。

看起来这一贸易权仍是“地方选择”。索扎在他的信中，描述葡萄牙与中国贸易的临时性及其解决之道时写道:“在我启程之际，海道派人转告我说，若我们欲在华通商，希望我获得陛下大使资格，以便他可禀报皇帝我们系何许人也，这样便可永享太平，因为凡是在华通商，无不具有皇帝的特许且泊有定口。”

自秦始皇开始的“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在中国仍是平常规则。所以，北京，才是真正的目的地。

1601·北京，终点

16世纪，欧亚海路既通，广州的外贸如何进行？或许一个来自外国人的记录，远比中国程式化的叙述来得生动。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对1582年广州贸易的描述，显示了那个时代的一般规则:“葡萄牙商人已经奠定了一年举行两次集市的习惯，一次在1月，展销从印度来的船只所携来的货物;另一次在6月，销售从日本运来的商品。这些集市不再像从前那样在澳门港或岛上举行，而是在省城之内举行。由于官员的特别允许，葡萄牙人获准溯河而上至广东省壮丽的省会作两天旅行。在这里，他们必须晚间呆在他们的船上，白天允许他们在城内的街上进行贸易。然而，这是在许多守卫的戒备之下进行的，当地人民仍然对外国人心存恐惧。这种公开展销时间一般规定为两个月，但常常加以延长。”对应这一模式，显然，极具象征性的广交会，其来有自。

在声名狼藉的皮来资差不多被遗忘的时候，1582年，利玛窦离开印度果阿到了澳门。

这位意大利传教士早期资料有限。对他从欧洲启程唯一的叙述，来自整理利玛窦文稿的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他们乘坐一艘名为圣类思的船离开葡萄牙，于1578年到达印度果阿”。而此前，利玛窦从罗马取道西班牙，到达葡萄牙发现，他们要乘坐的印度商船已经开船。因此，在候船的一年时间里，利玛窦呆在高因盘利大学。当时欧亚海路虽通，但仍然是以“年”为单位来设计出发与返航时间。《葡萄牙史》统计，“从达·伽马的航行到曼努埃尔统治末年（1521年），平均每年有12艘船开往印度洋”，“每年有一支舰队在3月或4月离开里斯本，到9月按时赶上季候风把它们从东非吹向印度。舰队包括两种类型的船只:货船，预定第二年返回葡萄牙;战舰，打算来补充印度洋分舰队”。

利玛窦把自己在中国接近30年的传教经历记录下来，这便是后来极具影响力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整理者金尼阁说:“利玛窦神父写日记时相信，未经耶稣会总会长神父的披阅之前它是不会被人阅读的。这是这位人物的谦逊之处，因为在他的心目中，他所写的东西只不过是对他所做过的事情的叙述而已。”

1583年，利玛窦和他的传教士伙伴终于进入中国，并在肇庆住下。

利玛窦进入中国的这段经历，或许不同的角度，会有迥异的判断。相对高调的来自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技与文明》里，他的评论是:（1583年）中国南方的一些官员邀请等待在澳门的耶稣会士进入中国，这是少有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个事件。在世界科技与东亚科技相融合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在伟大的中国文化与伟大的欧洲文化更好地相互了解的过程中，这是第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

钟表和棱镜，在东西方相遇的历史时刻，李约瑟指认两件普通的物品，“可以看成是早期中西科技交流史上的两个关键因素”。而这一判断，在中国影响至深。

细读利玛窦的中国札记，确实，钟表特别是自鸣钟，是他在中国能够自由行走最无坚不摧的利器。但另位历史学者布尔斯廷公允而论:“苏颂制造水运仪象台（1090年）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故事。（只不过）耶稣会士来华时，那架超绝的钟表机械只是作为一种传奇，为极少数博古学者所知罢了。”

东西方相遇，那些具有长久性价值的瞬间，或许仍然值得讨论却未有定论。

进入肇庆的利玛窦，此后的中国故事是这样一份行程表:肇庆（1583～1589），潮州（1589～1595），南昌（1595～1598），南京（1599～1600）——在此之前他曾有过一次短暂而无效地接近北京边缘地区的尝试，最后于1601年在北京定居。史景迁总结利玛窦生命的大部分内容，用了一个精彩的判断:攀登北京高峰。“从明显的意义上说，这是绘图学上的攀登，是随着利玛窦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朝着他的目标，由南向北运动。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个攀登是利玛窦这类人语言技能不断提高的过程。在澳门时他只是一个学习语言的一年级学生，后来开始在翻译的帮助下布道。1584年他能够倾听人们的忏悔;然后他可以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讲话;1593年他开始尝试将儒家经典‘四书’译成拉丁文;最后，在没有其他中国士人帮助的情况下，他开始尝试用古文写作。”

为什么要去北京？利玛窦坚持认定的是:“只有在中国皇帝准许宣讲福音的时候，（大量皈化中国人）这一希望才能实现。”因此，北京之行上升至最优先的地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看起来，对这一中国现实的理解，外国人如利玛窦心如明镜。

之后

在利玛窦定居北京的第二年，1603年，葡萄牙修士鄂本笃从莫卧儿帝国的第二都城拉合尔出发，一路往北向东，去寻找马可·波罗描述过的那个契丹王国——后来他与利玛窦同样证明，这就是中国。1605年，鄂本笃到达他的终点肃州（酒泉），这里也是他生命的终点。鄂本笃的行程，被交通史专家张星收进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现代地理学家追查出他的路线是:通过喀布尔、巴达赫尚、叶尔羌、阿克苏、吐鲁番、哈密，最终到达酒泉。这条线路，是传统中国的朝贡之路。但外国人对朝贡制度的理解，或许与制度设计相去甚远:

按照中国和西方七八个国家的旧协定，每6年允许这些国家有72名商人进入中国。这些商人诡称是向皇帝进贡的使节前来旅行。贡礼大多是玉石、小钻石、紫色石头以及其他各种来源不一的宝石。这些假使节都是用公费到朝廷去并且返回。所谓进贡倒是有名无实的，因为谁都没有比皇帝付出的价钱更大了，皇帝认为不大方地付钱就接受外国人的礼物，那就配不上他的威严。他们受到皇帝的盛待，以至平均每人每天至少得到一块金子，远远超过他的费用。正是这个原因，商人为谋求这些使团中的一个位子而展开激烈竞争，并且向有权处理他们的商队队长赠送厚礼以取得这些位子。中国接纳来自其他很多国家的这类使节，给国库增加了沉重负担。中国人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不在乎被欺骗。

在一定程度上，这就是作为西方目的地——中国的现状。

从西方出发到中国海上之路，个人的传奇，很快便被巨大的国家身影所遮蔽。葡萄牙人垄断远东的太平日子，迅速面临挑战:1592年，两艘英国兰开斯特船经由当年达·伽马的老路突然闯到，不费力气就俘获相遇的几条葡萄牙船。一切情形很快都将改变。欧洲人把他们在欧洲本土的战争和敌对照搬到印度。马六甲这座葡占城市将丧失它长期保持的优势。1641年荷兰人攻陷马六甲后，立即使它降到次等位置。

那条由欧洲开始，穿越博哈多尔角，绕过好望角，经莫桑比克海峡进入印度洋，到达印度，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最终进入北京之路，更繁忙了。只不过，国旗的颜色在变化，在增加。

1784年2月22日，美国的“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港起航。在航行过程中，那些美国海员最迫不及待希望到中国解决他们的疑问是:中国究竟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这艘美国商船的目的地是广州。他们的到来，使原本作为始发地点的欧洲，延伸到了美国。

1792年9月26日，拥有64门火炮的战舰“狮子号”、东印度公司的容积为1200吨的三桅船“印度斯坦号”和一艘小型护卫舰“豺狼号”，在马戛尔尼的率领下，从英国的朴次茅斯港出发。他们最终与中国皇帝的礼仪之争，成为描述东西方差异最出色的样本。它经常与48年后的鸦片战争相联系。当年只有12岁的托马斯·斯当东，曾跟随马戛尔尼一同到达过遥远的中国（他的父亲是马戛尔尼副手）。而1840年的英国下议院辩论是否准备对中国派遣远征军时，托马斯·斯当东发言最后的结论是:“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必要的。”法国人佩雷菲特在他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里评论说:“西方和中国的关系并非始于1793年，而要早得多。但是1793年是长期对抗的意想不到的起点，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还没有停止对此承担后果。”

1847年1月4日，中国人容闳乘坐的“亨特利思号”帆船由上海起航，沿着当年达·伽马发现的线路一路往西，3个月后，容闳在纽约登岸，中国第一代留学生开始了他的美国求学生涯。1865年，容闳第二次从美国回中国，决定不循旧路，从太平洋回来——容闳搭乘的这艘名为“亚衣得老及司号”三桅船，由旧金山出发，到达日本横滨，然后转船回到上海。容自陈，“盖予之愿望，此生至少环游地球一次”——终于实现。1872年，在容闳的操持下，中国第一批留学幼童30人，渡太平洋而赴美国。此后，留学之路，更为坦途。 托勒密非洲联盟亨利一世非洲大陆迪亚士中国帆船西班牙帝国利玛窦西方三桅帆船走进中国马六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