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个华人足球会和“足球王国”
作者:贾冬婷香港
( 1947年,香港星岛足球队在英国比赛结束后进行手球友谊赛 )
“最初的木球比赛,要连打5天,击球者身穿一尘不染的白衣服,观看者悠闲地坐在一旁喝茶。普通人谁有这份闲情逸致?”香港足球总会副会长韦基舜对记者说。香港木球会1951年成立,是首个英国本土以外的木球会,球场建于中环旺地遮打道,英国人圈子的中心。1841年香港沦为殖民地,英国人甫一踏上这个广东省边上的荒凉海港,就带来了本国刚刚兴起的运动——足球、赛马、游艇、木球、高尔夫,但这些贵族化运动大多只在英国人的俱乐部中开展,作为上流社会社交方式的一种。
浸会大学体育学系雷熊德副教授认为,开埠初,香港人对“锻炼”和“康乐”——体育运动的两个目的——并没有概念。不用锻炼,因为沦为殖民地的香港没有自己的军队,不需要练兵;不懂康乐,因为社会尚处于动荡期,俱乐部时间和金钱的花费又是他们无法负担的。
足球和赛马却是例外。这两项运动策源于英国,当它们带着强烈的宗主国特征被引入香港的时候,最初也只在英国人圈子里流行,但很快,因为它们的多阶层参与性,逐渐被渗透到华人社会。
足球的传播始于英国士兵和外侨球场外的一群旁观者,他们是附近英文书院的学生,日后,又成为第一支华人足球队——南华会的创始人。华人球队的足球成绩越来越好,特别是他们在与英国人球队比赛时的屡次胜利,更激发起了这个殖民地社会深藏着的民族主义——足球在当时的香港,是华人为数不多可与洋人抗衡的项目之一。这种民族主义,又反过来激发华人球队取得更进一步的胜利,以至于偏于一隅的香港的足球水平在中国、甚至亚洲都一枝独秀,香港更一度成为亚洲“足球王国”。
赛马则以另一种方式向普罗大众传播。在可以容纳上万人的球场上,共同为一项比赛呐喊,给人以“华洋共处”的幻想。但真正的阶层却仍然是泾渭分明的——无论是在看台座次上,还是在初期马会成员的名单上。界限模糊是在这项体育运动中加入赌博之后,华人开始热衷起来,为“以小博大”的香港梦想。赛马更在此后的150年间发展成香港的生活方式乃至香港的象征。
( 李惠堂 )
像很多城市一样,香港的基督教青年会也在传播现代体育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康乐体育部执行干事伍建新对记者说,基督教青年会在必列者士街的第一间会所,建立了香港第一个室内体育场馆。因为空间有限,篮球场长度较小,从一边跑到另一边几乎没时间思考。而且,还在二层模仿美国的一间会所,建造了弧形的室内跑道。这里还有第一间室内游泳馆,采用英国制式,用英尺计算,游一会儿必须马上转身,因为转身多,在这里计算的成绩都比较好。韦基舜说,或许因为被水包围的缘故,早期香港人还有“宁欺山,莫欺水”的恐惧心理,游泳只在洋人俱乐部进行。从基督教青年会的这间游泳馆开始,游泳也进入了香港人生活中,后来香港还涌现了夺全运会五枚金牌的“美人鱼”杨秀琼。但香港的基督教青年会也有其鲜明特征,分为“港青”和“西青”两部分,原本语言不同,活动分开,香港“回归”后两者的界限才没那么明显了。
20世纪初,香港民间的体育会在体育传播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港英政府则基本上是缺位的。直到1951年,为了对外参加国际比赛,中华业余体育协会暨奥委会成立,基督教青年会、南华体育会、维多利亚游乐会是创会会员。
( 19 世纪 70年代,在香港跑马场上玩耍的女人和孩子们 )
第一个华人足球会和“足球王国”
“在香港这个华洋共处的社会,初期华人处处不如洋人,但足球却比得过。”香港足球总会副会长韦基舜说。在这个意义上,第一支华人足球队——南华体育会是香港足球兴起和短暂辉煌的缩影。
( 1911年 4 月,在威海卫国王饭店运动场举行的一场足球赛 )
英文书院学生眼中的洋人游戏
1842年英国人登陆香港之后,也带来了在本土刚风行起来的游戏——足球。十几人激动人心的运动让英军在这个边缘小岛上生活不那么单调,各种足球队陆续在驻港英军和外侨中成立,每到闲暇时就在空地上比赛。香港第一项足球锦标赛是1897年举办的“特别银牌赛”,由当年成立的香港足球会主办。1908年,香港的公开足球联赛即“寻常杯赛”也开始举办,奠定了香港足球运动的基石。
( 1918年落成的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必列者士街会所,拥有全港首个室内体育场馆 )
英国人之间的球赛吸引附近英文书院的学生到场观看,他们也买了橡皮球,开始在空地上踢。1904年,英文书院里爱好踢球的学生发起了一个校际比赛,参加者有湾仔书院、育才书社、皇仁书院等,不过上场的只是英国籍学生,华人学生只在一旁摇旗呐喊。此后踢球的人多了,华人学生球技突飞猛进,在校际比赛中初露锋芒。南华体育会创始人莫庆当时正是这些华人学生中的一个,他在回忆文章中提到:“余在本港拔萃书院求学中,常与各同学驰骋于绿茵场上,而志同道合者,复有圣士提反书院、育才书社、湾仔书馆各校友……其时吾人相约练习,乃在大坑学界足球场。”
第一支华人足球队“与英人角技”
拔萃书院学生莫庆身材高大,办事精干,人称“莫老庆”,而他还拥有另一个美誉——“第一个踢足球的中国人。”这源于他在1904年和唐福祥、郭宝根、梁冠英、冯平、梁铭石等各校爱好足球的学生发起成立了“华人足球队”,这是香港的第一支华人足球队,也是我国第一个足球组织。南华体育会现任主席许晋奎对记者说,南华会当时的创会宗旨,是以锻炼体魄,振起雄风,一洗“东亚病夫”耻辱为目的。活动范围,则以参加足球比赛,与西籍球员角技,为国争取声誉为荣。当时香港华人从未有体育团体,球类锦标赛全部被英人所占有,南华足球会得风气之先,各校足球人才,闻风向往,均尽罗致。1910年,莫庆又发起成立了南华足球会。
确如莫庆他们在创会时宣称的那样,南华会初生牛犊不怕虎,常和英国球队比赛。莫庆还因球队制服观瞻的原因,慷慨解囊为全队添置颜色新颖、美观大方、合体适穿的运动服,以壮队威。南华会创会会员梁早如回忆说:“时青年学子,热爱足球,故团体活动,亦仅限于足球,初未为侨胞所重视,及与驻港海陆空军作友谊赛,迭显雄风,遂另眼相看。”
足球会的曙光和挫折
1911年,南华会迎来了第一次振奋人心的大事件——第一届全运会在南京举办,南华会的主力代表华南区参加足球赛。这届由几个传教士组织的全运会分华东、华南、华西、华北、华中五区进行。华南各地各项体育运动尚未普及,而香港得风气之先,就由香港派运动员代表华南参赛,足球队中,则基本全是华南会会员。这是香港华人第一次赴外地参加体育比赛。其实,其他各区的足球才刚刚萌芽,华南队轻易地就获得了足球冠军。回到香港后,这一支华人球队就更为港人所关注,而这一年更多与英军球队比赛,多获胜利,由此声名鹊起。
但也是在这一年,南华会作为学生社团的一大隐患暴露出来——因为会员多是学生,经济能力有限,所以初期南华会一年的会费只有1块钱,几十个会员加起来,总收入也不过几十块。另外,学生会员离校后,或出外经商,或留学国外,各奔前程,无暇顾及南华会了。财力人力都不能支撑,南华会被迫停办。
这时的南华会断续如游丝,创始人莫庆也已投身商界,无暇兼顾,他提议将南华会成员分散到其他团体中踢球——琳琅幻境社和孔圣会。琳琅幻境社是香港有名的社团,他们的主旨是“现身说法,粉墨登场,去做白话剧,来移风易俗,警惕世人”。除了话剧,该社还参与体育、音乐活动。南华会成员的加入,增强了它的足球力量。孔圣会则是香港历史最久的孔教集团,主旨是宣扬圣道,教人遵守儒家道德,也有会员爱好体育,爱好足球。直到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办,香港又当仁不让地代表中国参赛,与上海东华队对决,获胜归来,获得“老虎队”的威名。这些“老虎”多是南华队的前会员,他们又张罗着重振南华会,找到了赞助商,并正式更名为“南华游艺会”。接着他们又派人参加香港公开的乙组赛,正式和香港的英国球队竞赛,这是华人与洋人正式比赛的起点。1920年,南华游乐会正式易名为“南华体育会”,莫庆为副会长,也是实际负责人。
“球王”李惠堂和足球黄金时代
梁如早回忆说:“南华会在成立后20年间,足球队在国际及本港,可谓极一时之盛。就以本港而言,在当时球坛上,以海陆军为最强;海军每一战舰,则有一强队;陆军则自行组成数队劲旅;相率加入赛会,竞逞英雄;如炮兵队、工程队、船坞队。此外文员方面,复有香港足球会、圣约瑟西洋会、警察队等。如此列强,但我南华足球队,在人才极盛年代,竟能屡挫诸雄,且曾有多次获银牌赛和联赛冠军,甚至连年蝉联锦标,不可谓非难能也。”
纵观1913年到1934年,中、菲、日联合举办了10届远东运动会,中国队连续8次获得足球冠军,而这些代表成员多半是由南华会足球队队员所组成的。其中,第七到第十届比赛,李惠堂率队夺冠,他也成为有史以来最负盛名的“球王”。
在南华体育会,记者见到了“球王”的长子李炜德,他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他颤巍巍地给记者看发黄的全家福,照片上他尚年幼,父亲李惠堂则年轻英俊、身体挺拔。他说,父亲小时候在老家广东五华的空地上就开始踢球,12岁到香港,入读皇仁书院。1922年,在香港足球学校“夏令营杯”足球赛中,皇仁书院17岁的李惠堂穿着白帆布鞋出现在绿茵场上,虽然身体孱弱,但他展现出了高超球技,赛后被南华足球会吸收为甲级球员。
李炜德说,1923年,南华队首次远征澳大利亚,父亲李惠堂是队中主力。在未抵达之前,当地报纸画了一幅漫画讽刺中国队,球员有持辫入场的,有穿制服而肩铜铁的,种种样式,不一而足。但身兼文书和前锋的李惠堂一出场就上演帽子戏法,连中3球,射门技术精湛,此后“5号”和“善射将军”的名声远扬。以至于30年代的上海流行一句话:“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自此,李惠堂“球王”的别号不胫而走。
老香港人都说,当年“球王”李惠堂在香港乃至亚洲的影响力比现在的“四大天王”有过之而无不及。韦基舜还记得,50年代他曾和李惠堂一起下南洋去参加“亚洲杯”,他是领队,李惠堂是教练,但当地人对他的态度并不特别热情,而对李惠堂十分崇拜,说他们年轻时都是看他踢球的。1966年英国世界杯,时任世界足球总会副会长的李惠堂被安排在皇家包厢,就在英女王前面。
“足球王国”辉煌旧影
1923年南华足球队远征澳大利亚归来后,引发了香港人对足球空前的热情,都争相一睹球队风采。不久足球总会举办了一场表演赛,设在跑马地旁的香港会场。黄啬名在《球国春秋》中记录下这场“自香港有足球比赛以来的最动人一幕”:“这天黄泥涌道住宅后方的土山,也挤满了无数的普通观众,球场之内,只有有盖和无盖两大棚,两球门后方还陈列着许多附近穷户搬来给经济看客站立观戏的凳子。这些站凳,在当时香港足球场的看台设备还不齐全的时候是很多的,每客一毫。每逢有球赛的一天,附近穷户搬凳子到球场去卖座的,总有很多收入。这些情形,凡是香港的老球迷,都曾经历过。当时,还有一些穷光蛋,既不上山,也没钱买票入座,只是在棚座下的缝隙中窥来窥去,偷看片鳞只爪。这场比赛,南华征澳队名不虚传,果然胜了。”
香港人开始全身心投入足球比赛。一旦华洋对垒,更吸引得本地球迷为华队呐喊助威。曾经的球场主管杨先生回忆,每到周末有球赛时,差不多场场爆满。为购票,球迷甚至半夜披着棉被来排队。“球迷花一块多钱入场,真是物超所值。球迷上班受尽老板气,回到家里,又要受太太的气,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要受气。周末到了球场看比赛,付出一块多,便可以肆意谩骂,消消气。看球过后,星期一回去继续受气,多开心。”韦基舜说,那时山上有很多“山大王”,不买票爬山去看。直到1948年很多上海人涌入香港,疯狂抢票“扑飞”,开始出现黄牛票,“一张票甚至炒到300块,其实上海人并不是为了球赛,而是为了面子,可以跟朋友炫耀”。
这时候的球队和球员虽然是业余的,但韦基舜说,其实是“半业余,半咖啡”——犹如咖啡加了一半的牛奶,“班主”会私下给球员很多报酬,名曰“车马费”,有名的球员可以此为生了。香港中华业余体育协会主席黄锡林对记者说,比如50年代的“香港之宝”姚卓然,一年靠踢球可以拿到4万块,而当时做警察月工资只有150块。韦基舜说,早年李惠堂也主要靠踢球挣钱,在银行做经理基本上只是人家给的一个挂职。
香港足球兴盛时,带旺了相关的很多行业。韦基舜说,比如很多有钱人都愿意做球队“班主”,也即老板,一场比赛就能赚2万块,而且第二天报纸上一登,全香港人都认识你,马上就出名了。
当年,南华体育会要在加力连山道申请一块球场用地时,还是与皇仁书院几经竞争才终于获得,比赛日更引发场场爆满的热烈场面。当时港岛仅有的几块球场,也都要排队使用。几十年过去,当现在记者来到南华体育场旁边可容纳2.8万人的香港大球场时,场内空空荡荡,据说一年中只用到20天左右,难寻往日辉煌。 南华集团李惠堂香港足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