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马:一场越来越畸形的狂欢

( 民国初，上海跑马场内挤满了观众 )

1951年，人民政府将跑马场的土地收回。1936年落成的豪华建筑物跑马厅，还在跑马总会手中，但是由于不能赛马，毫无收入。1954年，欠下了大笔地税和人员工资的跑马总会告别了上海，将一切动产不动产交给了政府。在上海已经流行了近百年的跑马活动终于结束。人们遗忘历史速度之快让1970年来访的英国人哈瑞特·萨金特难以忘记，当时跑马总会已经是采光不好的图书馆大楼，神色困惑的图书管理员告诉她，自己不知道这里是跑马总会所在地，但他很喜欢这里的景色，在窗口可以看见绿色的人民公园——100年来的跑马场已经不再存在。

而现在，图书馆已经搬迁，这里已经是新的上海美术馆所在地，华美的清水红砖墙已经清洗干净，大楼一角搭着中国式的层叠木结构——是某个中国艺术家的实验作品。一点看不出这里曾经的影子了。不远处的江阴路当年是跑马场附近的马房所在地，居民的房屋里外墙上还有大量拴马的铁环——不过这也是两年前的事情，这批马房也已经被新的高楼所替代。

1848年4月17日，英国人在上海的第一次赛马活动开始，这是他们建立租界后又经过4年的努力才达成的“一件盛事”。那次赛马很轻松，骑手转了个圈，从树丛后面的大杨柳出发，又绕了个大圈。当时“高鼻梁”战胜了“快吻我”，一匹马逃出了跑马场，就此不见。而马夫穿着中国传统服装游行的照片也刊登在当时英国人办的报纸上。报纸还写道:“运动高于一切，我们的所作所为当令英国的大赛高手叹为观止，运动是我们至高无上的目标”——跑马当之无愧地成为侨民在上海最早开展的运动项目。

当然，中国人不觉得这是运动，他们觉得这和唐朝的马戏没什么不同。他们写的“竹枝词”里夸赞的是登台观看的“夷女”，要不就是骑马的骑手的彩色衣服。与其他运动不同，中国人很早就被允许登上看台观看跑马比赛了。1870年的《上海新报》上，有外商刊登广告，华人专用看台已经搭好，上座2.5元，下座1元，而且还提供饭食，购买票的人不用分男女，“登楼时男女绝无阻拦”——所以，跑马又成为最早有女观众的现代体育运动。

晚清的中国观众很是捧场。当时的赛马假日里，因为大量华人聚集在西藏路的泥城浜岸边，所以常常有人落入水中。附近的居民写信给工部局投诉，说参观的人的马车太多，把他们门口的路都堵住了。

( 曾经的跑马场已变成人民公园 )

历史学者罗苏文根据当时的地图发现，1848年的跑马场并不是后来的那个，“在河南路南京路附近，更靠近外滩的地方”。随着地价升高，跑马场也不断搬家，至少搬了三次家，不断地西移，现在宽阔的湖北路，当年也是马场的跑道。而最终落户的现人民广场的跑马场是最大的一个。当时周围有很多河流，所以常常出现骑手连人带马跃入河中的场面，中国的文人观众因此很幸灾乐祸地写道:“末日还须看跳浜。”

跑马场所选择的都是当时的农田所在地，以至俄国作家冈察洛夫来中国时感叹:“这些欧洲男女，毫无顾忌地在中国人的田野里纵横驰骋。”

这些外国人迷恋跑马到了什么地步？哈瑞特·萨金特访问了上海跑马总会的一些会员。他们于20年代开始在上海参加跑马活动。乔治·斯图尔特刚来上海时，爱上了一个白俄姑娘，买了一匹中国的小种赛马，结果他一有空就去骑马，基本在每天凌晨5点去遛马，半小时后，他从寒冷的稻田中回来。姑娘的名字不记得，小马的模样还一清二楚。

那些小种马和英国马不同，来自蒙古草原，在长江下游的马市上出售，体型虽小，却强壮有力，一匹50英寸高的马能驮一个140磅左右的壮实男人。

自己驯马很难，小马怕洋人，哈瑞特·萨金特说:“中国的马夫既怕小马又怕洋人。”要把马训练成坐骑要花一个月时间，即使过了一个月，也要几个人抓住它，以防它突然逃跑。当时上海街头常见的事情是:欧洲男人骑在马上在街头狂奔，他们集中精神，很害怕自己从马上掉下来。“跑那么快，不是他们蔑视行人的存在，而是一般的小马根本不听使唤。”

哈瑞特·萨金特采访的班格尔勋爵是上海跑马总会的终身会员，尽管加入的会费很昂贵，他却觉得很值得。他在马市上挑选了一匹毛茸茸的小野马，花了25英镑。当时也有几个人合买的，他们靠抽签来选马，幸运的人会选到好的赛马，而运气不好的人就只能得到一个坐骑。马厩和马食当时一周的花费是5英镑，“对于上层的英国侨民而言，几乎人人都养得起”。

洋行大班们当然更喜欢养马。美国人霍桑的《出卖上海滩》中写道:大班几乎个个养马，怡和洋行的大班马房最大。最开始时候，是马主自己骑，并不用骑师替代，后来赌马产生了，才盛行骑师制。

当时娱乐标准认为，跑马是符合白种人标准的。观看的侨民至少要准备三套服装，而哈瑞特·萨金特访问的一个男人告诉他妻子，在他没有发财之前，她只能买6打看马赛时候专用的手套。

如果马能得胜，那么可以以10倍价格出售，“那又得重新训练一批小马”。班格尔勋爵说，他靠此赚钱不少，但是他的乐趣更在驯马上。英国人科特斯的著作《中国赛马》记载着当时的名马，赛马学校的格瓦洛夫骑着他白色的小马16天内从上海到南京跑了个来回，每天45英里，而阿德来上尉传说中没长舌头的冠军马能跑20个小时不停止。

上海跑马总会大楼于1936年落成，巨大的钟楼成为标志。里面配备有大理石的楼梯，保龄球馆和土耳其浴室，女宾专用楼梯在一边。咖啡厅里的壁炉像一个网球场那么大——为什么这么夸张？是为了和外滩的上海总会竞争。

这里是当时上海最有钱的人的“家园”。嘉道理勋爵回忆童年时在那里无意中听到某个大人物的丑闻，来宾们在巨大的长桌旁就餐，长桌上放有一个大得出奇的银碗，里面满是鲜花，曾经有位男宾和一位上海社交名媛打赌，看她敢不敢跳进去，她立马答应，喊当时俱乐部的西崽把花和水都换掉，重新装满了香槟，“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她踩上了桌子，纵身跃入了银碗”。

而众多的关于骑师和一些女人勾搭的新闻更是成为小报的最好材料。“这些骑师们退役后很多都成了流氓，要不就是无所事事，穷困不堪。”

为什么跑马总会迅速成为堕落、奢侈的标志？还是和赌博有关。从诞生那天开始，跑马场周围就挤满了赌博的人群，哈瑞特·萨金特说:“最早时候，赌注就下得很大，设局坐庄的年轻人往往坐在角落里。不参加豪赌的女人们也小赌，她们赌雨伞，赌扇子，包括自己头上戴的帽子。”而赌博越来越公开化。1909年前，赌博是采用挂牌定额分彩的方式，各个赌博摊点的老板向跑马厅交纳保证金后在场内设摊开赌，盈亏由摊主自己负责；而1909年后，跑马总会开始自己发行各种彩票。根据30年代的统计，一场赛马，跑马总会的门票和彩票发行的收入至少10万元。每年合计700万元。抗日战争前，跑马总会的盈余还有2000多万元。 畸形跑马场上海狂欢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