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天改变生活

( 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节目主持人窦文涛 )

电视，或者说谈话节目已经改变了一小群人的生活，把他们从幕后推到台前。这些人中有学者、心理医师、媒体从业者、和电视业熟稔的人……一个个变成了准名人，甚至是被主流观众能识别的真正名人。于丹、易中天、周孝正、董路、李承鹏……他们从策划到嘉宾，再到主持人，打入了电视圈。在“百家讲坛”频频露面的高中历史教师纪连海，在休息室里悄悄问北京台主持人高潮东:“你们做一期节目大概给多少钱？”北京台的一档新节目“感动时间”要请纪连海主持，已经录了几期样片，门外汉的纪连海连酬劳都没搞清楚就一头扎了进来。制片人看中的不是他的历史知识，“我情到深处会哭，激情迸发，他们就看中我这个了。”纪连海说。

高潮东的命运也大抵如是，他原本在雪莲羊绒衫厂工作，在招聘中考入北京交通台，专职给司机们讲段子，他的懒洋洋的京腔、朴素的风格和体面的外形，使他在北京台主持了“首都经济报道”，去年正式调入北京台，而且立刻受重用，主持领导非常重视的“我爱我的2008”和奥运倒计时节目，在大规模引进外省主持人、搁浅本地元老的北京台，不免有人感叹:“潮东好运气。”

职业嘉宾

这些人被称作职业嘉宾，每天在各台的录影棚之间串场子，进门、化妆、点钱（车马费）是三步曲，他们和制片人、其他嘉宾宛若亲兄热弟。史航亲眼见过，有两个熟练型嘉宾来了，制片人不好意思说:“对不起，有个重要嘉宾时间很赶，能不能让他先录，你们等一会儿？”那两个嘉宾非常大度地同意了，相约去附近捏个脚，两小时后再来。史航评价说:“这也是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刘仪伟主持的三人对谈节目“耍耍流星锤”在星空卫视播出，制片人束焕对请到合适的嘉宾非常挠头，有些人被称为“保底嘉宾”，在关键人物请不到的时候，必定要有几个能说会道的好朋友来救场。在台本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字眼:某某某（必须请到），某某某（备用嘉宾）。即便是保底嘉宾，也来去如风。有一场李承鹏已经化好了妆准备上场，突然接到北京台直播节目的求救电话，他只有先让录播节目等等他，去赶那个场子，做完那场后，他又去了央视的“足球之夜”，最后再杀回来。

史航也有类似经历:在北京台同时约几个节目谈策划，谈话中间还被小姑娘编导打断:“对不起，史老师，请您为我们‘龙的传人’说几句鼓劲的话。”职业嘉宾可以适应各类型节目，史航的专业是电影，但他同时在“搜城记”中谈时尚、在“大家看法”里讲法律，他还谈过相亲、家用电器的变迁、大学生择业等漫无边际的话题。最离谱的一次是“手机江湖”请他谈“手机中的性骚扰”，他提出的反骚扰办法是把《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周润发的一段台词下载进手机，放给流氓看，那句台词是:“朕不给你，你不能抢。”

( “我爱我的2008”节目录制现场 )

在记者打电话提出采访时，史航的第一反应是“又请我谈杨丽娟吗？”他已经在三四个节目中用不同角度阐释过这个事件。这远不是最厉害的，他曾经发愿在10个节目中抨击《满城尽带黄金甲》，“结果只去了七八个，还毙掉了一个”。这就是职业嘉宾的忙碌生活。他并不是最忙的嘉宾，人民大学的教授周孝正，反复出现在各类和他专业无关的节目里，从情感到市民生活;东方卫视的晚间新闻常有上海大学的教授顾骏出镜，要知道这是个直播的日播节目。嘉宾做着做着会越来越职业化，史航现在成了内蒙古卫视“麻瓜看电影”的主持，体育记者出身的董路手上有不止一档节目，和特异功能作对的司马南自从当了“实话实说”嘉宾后，也成为专业主持。

成为电视人的最大变化就是重视形象了。董路会一直拎着熨得挺括的衬衣而不是卷起来，生怕揉皱了上镜不好看;纪连海也学会了在包里塞一件备用衣服，免得到时抓瞎。史航说，他人生的极大改变就是终于树立了卫生观念和途径。以前他做节目时穿着被黄色袜子染色的深灰衬衫，让制片人猜疑是特殊设计，如今买了不少色彩鲜艳的出镜服装，“我有时觉得自己站在半空中，看着一个胖子拎着衬衣四处做节目”。嘉宾换件衣服还属于正常，有的主持人准备梳头化妆比看稿时间长，大量工作花在灯光打得是否漂亮、坐姿调整得是否优雅，有时不惜打断谈话的气场。凤凰前主持人梁冬说:“观众会记得这场嘉宾穿什么衣服？布景是怎样的？电视对形式感的追求产生了偏差，真正的重点是形式不阻碍内容的传达。”制片人宋彦利也持相同观点:“全世界都是‘谁在说’，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那些包装大过内容，布置豪华的谈话节目往往是主持人弱，内容不足以吸引人。”

( 旅游卫视的“搜索天下”节目 )

职业嘉宾的必备素质之一就是不打腹稿，机器一开侃侃而谈，“万金油型选手”。束焕说，理想中的嘉宾应该是这样的:思维快、有语言天赋、善于发挥、可以兼作正反方。为什么各种节目喜欢用前体育解说员，因为他们经过训练，会根据场上情况发挥。好的嘉宾无论谈论过多少次同一话题，都能提出新观点，并且从别人的观点中找出合理性，顺水推舟变成自己的观点。“万金油”型嘉宾还应该具备的能力是占有资料、博闻强记。束焕认为最好的职业嘉宾是“锵锵三人行”的梁文道，虽然他基本不参与其他节目，但他有责任感和学者态度，观点是发自内心。

这样的嘉宾可求而不可遇，要经过有意识地打磨。曾制作过“一点两岸三地谈”、“纵横中国”、“锵锵三人行”的宋彦利说:“遇到好主持我会心生怜爱，疼死他们了。”对待好嘉宾也如是，她和于丹开策划会时发现其出口成章，记录下来不用整理。“好嘉宾能把气场带得热乎，就像家里来了懂事的客人，后期剪辑时也干净利落。”在易中天还未出名前，宋彦利在成都看到了他写的《读城记》，当即决定:“掘地三尺也要把这人请来做嘉宾。”她用查114的办法，先是找到武汉大学，再到厦门大学，易中天从这时起踏上了名人之路。

( 从业余策划起家的电视名人—于丹 )

更多的嘉宾是制片人、主持人的朋友，如果了解“锵锵三人行”的早期运作就知道，窦文涛会给朋友们打电话，寻找选题。读报节目的杨锦麟的选题也多是在饭桌上听朋友们策划的，现在则是“百度一下，谷一个歌”。这种办法找到的选题和嘉宾一样，范围狭窄。高潮东主持的“我爱我的2008”针对市井百姓，但他还是认为，谈话节目有窄众就够了，不必讨好所有人。所以他坚持说味道很重的京腔，含糊地吞字，其实他的普通话考试得了97分，会用播音员的方式发音。窦文涛更不用说，他请的嘉宾梁文道、郑沛芳长达四五年地固定出镜，基本上是共同主持。嘉宾的单一性注定造成小圈子化和观众的审美疲劳。束焕对此也感到很无奈，他说:“新闻当事人的资源很紧张，比如谈陈晓旭的节目，我们找了她的好朋友姬玉，但她有顾虑不肯来。”“搜城记”讨论陈晓旭出家时，请的嘉宾是史航和演员李勤勤，这二人都和陈晓旭无关，唯一一个算是熟人的嘉宾也只是与陈在生意上有往来。“搜索天下”在4月1日纪念张国荣的节目中，嘉宾又是史航和一位歌手阿桑。这二人都未和张国荣打过交道，阿桑更是搞不清张国荣演过什么戏。勤奋型嘉宾如“今日影视”的制片人曾子航会在事前查资料、写谈话提纲，更多的熟手往往是到了现场才知道主题和谈话对手，临时组织语言。

束焕承认，这样请来的嘉宾、做出的节目营养不良，以前他看电视时意见多多，做了制片人后想法改变了:“节目顺利播出就是最大的真理。”他遇到过两个最不理想的嘉宾，一是叶京，本来请他来谈王朔，结果他形成一个强大的话语圈，话题在光荣与梦想、他们那代人的时代上绕来绕去。另一个是高晓松，说的话倒是有质感，却也是不按台本设计。这种嘉宾对有台本的话题性节目是噩梦，对“锵锵三人行”这种话由类节目却很适合，可以激出火花。

是什么让这些嘉宾荒芜本职工作，把上电视作为事业之重？史航给的个人答案是:“编剧一年只能上一部戏，名字也只能出现在屏幕上一次。而我去做节目，他们总得打上‘编剧史航’这几个字，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强行推广，你可以说是夜间卑鄙的营销手段。”渐渐地，成为字幕次数越来越多之后，各种机会也纷至沓来。出书、主持、讲课、策划……名人就是这样炼成的。纪连海曾经在阿邱的“社会纪录”中发过誓:把教师工作进行到底。但是现在他被各种节目和演讲邀请弄昏了头，“我做个节目还不如在外面放个屁挣钱多呢！”尽管如此，他从不推却重要节目的录制，尤其是奥运节目，这里面蕴含的都是商机。梁冬说:“这个时代机会多于能力，大多数人的能力都低于职位要求。人皆可言，总有另外一些能聊的人会被发现。”清谈嘉宾的缺乏给了许多文人千载难逢的机会，使他们不仅仅活在纸上。易中天刚被发掘时，一样会紧张。没开机时他说:“我要念首诗。”“开麦拉”一喊，他就忘了诗的内容。凤凰卫视的学者主持王鲁湘第一年上节目时，从语态、神情到仪表全不符合要求。现在很强势的主持人胡一虎第一次主持带现场观众的“纵横中国”时，光对稿子就花了三天三夜，就这么用功开场时还NG了7次。很多学者会晕镜头，会口吃，只是因为紧张，宋彦利认为电视是流水线工种，大多数人克服紧张感完全可以胜任，只是很多人没有勇气和机会去尝试而已。

有一个鲜明的例子，由于内地缺乏懂得电视表现的心理专家，就有很多台湾地区心理学家来大陆淘金。她们表现得十分职业化，记者就看到台湾来的张怡筠会在每个候场间隙补妆，有助手为她整理衣服，在灯光亮时她的精神会突然抖擞，表情也随之灿烂。相形之下，内地的心理学家还对电视有畏惧心理。在做杨丽娟节目时，史航向编导提出假扮成邓丽君歌迷，让心理学家当场开导。他表现得油盐不进、胡搅蛮缠，心理专家先他一步崩溃了，只顾整自己的低胸装，对他提出的问题假装听不到。

如果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艺人呢？“我爱我的2008”的艺人统筹曾念群说，此前这个节目请的嘉宾全是艺人，和职业嘉宾不同，艺人在宣传期以外是不露面的，减少曝光率以维持神秘感。公司在非宣传期也没有预算，拿不到车马费艺人也不便自掏腰包。像羽泉这样高曝光的嘉宾，节目收视会很低;换成张含韵、香香那种漂亮小女生，收视就抬高了。职业嘉宾和艺人嘉宾很少有交集，因为鸡同鸭讲。史航最呕心的一次就是和一个前演员出身的主持人对谈，对方完全不接招，无论他说什么，对方都只是按稿子念。还有那种讲空洞人生道理的，也是一些花瓶嘉宾。“还不如像李勤勤这种，她有性情，知道自己是谁，不会不懂装懂。”

谁是最能聊的人

王朔在“锵锵三人行”的表现，使一些观众批评窦文涛被客人牵着鼻子走，没有控制住场面。像王朔这种嘉宾是谈话节目既爱又怕的，只有窦文涛这种把姿态放得很低的主持人才能容忍别人来砸场子。七八年前，“锵锵三人行”开播时，是3个人讲背好的段子，表演可称之为疏离，话茬接不上。当时凤凰台决定一个月后撤掉此节目，在临别的一个月里，窦文涛没了收视压力，和嘉宾胡吹乱侃，跑题跑得无边无际，收视却上来了。在个人风格形成的前两三年，他的谈话大多来自私人体验，即使讲的是“我一个朋友的故事”，其实还是他个人经历，导致的结果是这个节目越来越真诚。梁冬把脱口秀主持人的首要能力归结为“真诚”:“坚持说真话或是保持沉默，谈话节目的话题都有两面性，不要让观众以为你代表真理，有人不说话也是种能量。”至于幽默感、控制力，他认为都属于术的层面，是技巧。

记者采访的大多数主持人谈到这一行的优秀人物时，往往先提及熟识的搭档，然后共同指向崔永元。他被认为有一种“天生的疲倦的幽默感，让拘谨的人放轻松”。女主持人则很少有合格的，张越是其中有独立态度和参与策划的少数，而大量是花瓶。谈话主持人被认为是可以终老的职业，很多人如陈鲁豫都以奥普拉为偶像，综艺主持人到了一定年纪都会想到转到谈话节目去，可其中真正能称职地确实稀有。高潮东觉得脱口秀女人无法超越男人，在于女人的阅历不够丰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女性要做闺阁状。很少有女性嘉宾由于表现出色转行做主持，女主持大多是播音系毕业。可男主持人中的非科班很多。梁文道是香港牛棚书院的老板，阅读量极大;杨锦麟起初做嘉宾时是以台湾问题专家的身份出镜，他们都是有自己学术领域的知识分子，只要口头表达清晰，当然比读书欠缺的女主持有厚度。

每个地方卫视至少都有一档脱口秀，如果恰逢改版，首先推出的一定是谈话节目。个中原因很简单，梁冬说，就是因为成本低。宋彦利说，像“锵锵三人行”如果在地方卫视，早枪毙了，收视实在太低。但它早期只有一个半工作人员:窦文涛+一对双胞胎姐妹负责外联，台领导没理由不让它多存在一段时间，反正也不怎么烧钱。一个3人组成的谈话节目一般每期制作费是2万元，包括场地、灯光、车马费、人工、盒饭等等，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比起动不动就几十人的真人秀团队，物不一定美，价肯定是廉的。实际上，被奉为脱口秀女王的奥普拉，能够常年保持声名不堕，不是因为她个人魅力多么强大，而是她有强大的策划团队，她最新一期节目的主题是在全美5万名妇女中搞的大型调查，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宋彦利说:一个清谈节目能否成功，嘉宾比主持人、话题更重要。束焕认为，最好的嘉宾是肯做案头工作又不常上电视的，可这种专一又有辩才的嘉宾不会自动从天上掉下来，制作单位也没有耐心和精力去培养。司马南被崔永元评价为“有语言暴力”，人们总是听到他响亮的声音而忽略他说了些什么，即使是他这样的主持，宋彦利也觉得司马南在“辩论口好使，可惜被人早一步签下了”。而他们只能从大奖赛、已有主持中挑一些美妞、帅小伙，制片人和编导在下面气得抓狂:“我们费再多心思，活儿也是交给别人的，所有人做了这么些工作，都在抬你呢？一个好的主持得热爱这个活儿，可他们根本不肯用功。”

谈话节目从话题、嘉宾到形式的大量重复，在一些制作人看来已经是问题很严重。身在圈外的梁冬倒持不同观点:“电视就是对饭桌谈话的模仿，无非是从消费行为变成生产行为。在德鲁克沙龙时期没有电视，这种形态却已经存在，你能说谁在饭桌上模仿谁的方式说话吗？谈话节目的盛行恰好说明价值观的多元化，只有一种价值观的社会，任何话题都失去了讨论的必要，这正是和谐社会的体现。” 生活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