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狩”与“公狩”的临界点

（文 / 王恺）

( 专业狩猎场面对的主要消费对象是国外专业猎人 )

“私狩”的双重萎缩:猎人和猎物

“最厉害的一回，我一枪打了两只兔子。”金武是湖北荆门人，坐在自己开的饭馆里，窗外的大雪已经把山坡都铺满，他已经在神农架的山间高地——红坪定居几年了。

选择在这里定居的原因之一，是“每年冬天可以在这打猎”。从部队退伍下来，他一直和几个战友保持了冬天找地方打猎的习惯，到这里后，终于找到了可以固定打猎的场所。看着窗外的雪，他有些兴奋地说:“过两天就能打猎了。”每年雪大时候，他的战友就带着拆开的16口径猎枪和神农架无法买到的子弹从外地进山，“因为打猎是被禁止的，山口有警察检查，所以需要我把他们带进来”。

这种私下的狩猎在神农架是明确被禁止的，进山公路上，全部是这样的标语:“一支枪，两斤药，判你三年没话讲。”但是按照金武的说法，私猎尽管被严禁，并不能完全终结他们的行动。

“冬天大雪封山，值勤的警察少了好多，我们就偷偷上山了。”大雪后，雪地上清楚地留下了动物的脚印，“像麂子，都有固定的觅食线路，跟着雪地脚印过去，肯定能发现，那时候一枪一个准”。而且冬天，枪声听起来发闷，不像夏天能传那么远，这也是防止被抓获的好时段。

( 办狩猎场被一些旅游公司看做新的旅游发展项目 )

打到的全部是小野物，麂子分成青麂子和黄麂子，“高山上的是青麂子，它的肉，用刀背剁碎了，做丸子吃最细嫩”。更多的猎物是野羊、野兔和野鸡，因为这两年大动物越来越少，这些草食动物缺乏天敌，更加成群成长，“一跑就是一群”。金武记得有一次，正好两只野兔跑成一条线，猎枪子弹穿过了一只兔子，又进入另一只体内。

野鸡有几十种，最意外之喜是打到长尾雉鸡，长尾雉的两根大尾羽每根卖了200元，“鸡肉倒是没什么好吃。太老了，只能烧汤，木木的没什么味道”。

在金武的印象中，神农架的大动物越来越少，即使看见了，他们也不敢打，“那太危险了”。他们不是专业的猎人，一般都当天上山下山，没有专业狩猎设备，像熊他只见了一次，“我一动不敢动地躲在树边上，半天才走开”。而豹子，他来神农架的五六年没有见到。经常能见到的凶猛动物，就是野猪，“宁愿碰见一只豹子都不愿意碰见一只野猪，豹子不伤人，自己就离开了，单独的野猪是要进攻人的”。

不管金武怎样为自己的打猎过程吹嘘，但他也承认，缺乏技术、只敢打小动物的猎人和从前的猎人根本不能比。金武说:“看电视上国外的那些专业猎人，都有什么专业猎枪，长筒猎靴，我们什么都没有，连子弹都是从神农架林区外面偷偷带进来的，6元钱一颗，生怕浪费了。”

拿野猪“说事”:“公狩”与 “私狩”的分界限

野猪成为当地猎人的狩猎禁忌，主要还是由它们的生活习性决定的。从小就喜欢在松树上蹭来蹭去的野猪身上沾满了松树的液体，“长大后皮非常厚，成为刀枪不入的东西”。金武说，就他的经验而言，野猪要是一群出现还好，因为成群出现的野猪比较害怕人类，一听见大声敲打就逃跑了，神农架很多农民家都有大木头鼓，就是用来吓跑野猪的。可是单独一只出现的话，那就要命了，“一猪二熊三老虎”，这是神农架流传最广泛的谚语。

“要是碰见单只野猪，只能快跑，它能和猎人拼命。”神农架旅游公司负责野生动物狩猎场项目的刘智勇说。当地有一名猎人打伤了一只野猪，结果是那只野猪追着他跑，他爬到树上后，那只野猪还一直撞树，直到人掉下来被它咬伤，才扬长而去，“它的报复心特别强烈”。所以现在私下狩猎的猎人们大都不敢把野猪列为打猎的对象。

根本不敢打的野猪为什么成为现在各地呼吁的主要狩猎对象？按照刘智勇的分析，其实并不复杂:能否狩猎野猪，标明着狩猎能否公开化。奥秘就是，一旦获得批准公开狩猎野猪等保护动物，则一定要划分出专门的森林区域供给狩猎，并会有大量的专业狩猎者出现，各地在这种基础上，就可以争取成立专门的野生动物狩猎场。

到目前为止，中国只有25个经国家林业部门批准成立的涉外野生动物狩猎场取得了合法猎取野生动物的资格，而且每次狩猎前，猎取动物的数量和猎物的活动范围一定都要事先立项，控制相对严格。

刘智勇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他的同学有不少曾经在这种专门的狩猎场工作过，这种专业狩猎场面对的主要消费对象是国外专业猎人，每年，由国家林业部门将某个猎场可以狩猎多少水鹿、多少羚羊等指标下分，然后再由当地专业的林业部门负责人陪同国外猎手打猎，“这样可以避免误杀别的野生动物”。外国猎手一般遵循这样的规则:只打大猎物，不打小猎物;只打雄不打雌;每只猎物均付出高昂价格，例如2006年的公开价格是:一只盘羊为1万美元、岩羊为2500美元、马鹿是6000美元。所以某省林业部门负责人说:与其被私人狩猎者偷猎，不如公开拍卖给外国猎人，他们打一只动物的价钱就能养活当地林业部门的一个人一年。

在这种管制和诱惑并存的环境下，林业部门的突破点就是寻找一种数目较多而不算珍稀的动物——如野猪，专供狩猎，一旦这种动物开禁，那么公开狩猎，办狩猎场就都顺理成章。湖南甚至有家涉外狩猎场专门打野猪。

刘智勇不了解湖北省外的情况，但知道湖北许多地方都提出要办狩猎场，湖北咸丰兴办狩猎场的申请理由是野猪成群为患，当地“兽比人多”，要求成立专门的野猪狩猎队伍，“在此基础上成立湖北地区最原始、最刺激的狩猎场”。

“至少在神农架，野猪从来没有多得不可开交，需要成立专门队伍去打。”林区一名工作人员说，他解释，野猪出现并非生态好转的标志，当天敌少了的时候，野猪就成群结队，也会冲下高山吃农民的田中谷物。但是小野猪很多不能过冬，只有一年生命，就是野猪和家猪配对生的小猪也活不过一年。而且野猪群中很容易流传疫病，一死就是一群，神农架农民经常在山林里碰到死野猪。“靠自然调节是最好的办法。”他觉得，以保护农民利益为名打野猪非常不真实，“农民和野猪相处这么多年都没事情，哪里就需要大张旗鼓地成立专业狩猎队了？”

神农架“公狩”的努力和背后动力

在前几年，神农架旅游公司也曾考虑成立专业的涉外野生动物狩猎场，并且把专门的招商报告放在网络上。当时信心勃勃建立的是一个湖北最大的半专业的狩猎场。

所谓半专业，是一半面对普通游客，放养一些“野化”过的普通动物，就是将家养的猪、羊、鸡之类一直放养在野外，“用冷兵器进行狩猎”。而专业区域，则专门供会员进行狩猎，当时也打算用那些野化很成功的动物去冒充野生动物，“根据我们考察，国内的狩猎场通行这种做法，否则有些猎人根本什么都打不到”。甚至连专门的训练野化的人员都安排好了，带着一群猪，准备赶上山去。

但是事情很快搁浅了，原因并不是狩猎许可难以获得，而是所需资金太大，按照刘智勇的估算，建一个专业狩猎场，光启动资金就要三四千万元，需要专门的会员休息区、动物野化区、动物尸体处理区，而且还需要划出大致范围，不能和别的地方冲突——当时定在神农架的高山地区，大九湖，广告传单上写着，“风吹草低见牛羊”，正是狩猎的最佳场所。可是招商几年来，一直没有大笔资金投入，所以项目自行作废。

狩猎场肯定是有吸引力的新旅游项目，虽然因引资失败而流产，“但一旦条件成熟，我们还是会办狩猎场”。刘智勇说，“至少，神农架办起狩猎场总比别的地区有说服力吧？”■

资 讯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吕植认为，“适度狩猎”看起来合理，其实存在很大问题:野生动物一个物种达到多少数量合理，才能适度繁衍？在学术界也存在分歧，没有公认的评判体系，能划定动物达多少就不再保护。所以，作为适度狩猎基础的“动物过度”的概念本身就很虚假。

其次，要知道一个野生动物物种数量动态消长的数据，非常困难，国内目前根本没有完整的监测体系能展示某一物种是否过度，具体的野生动物数目完全还是一笔“糊涂账”。靠一般性调查，包括山区农民的说法，都不足为凭据。 野生动物临界点野猪动物麂子狩猎场刘智勇私狩公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