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庄美术馆和它的第一个展览

（文 / 苌苌）

夏天里，栗宪庭去参加一个有很多外国美术馆馆长参加的座谈会。馆长们兴致勃勃介绍完各自的经验，栗宪庭一上来就说，“这个交流有些荒唐”。听到的人都有些错愕，他接着说，“大家根本不是在一个时空中讨论问题，外国馆长们介绍的经验在我们这里完全不能用”。他讲了自己的一些经历，在近两年，他做的很多事超出了自己的身份，几乎成为房地产的策划者。

一个偶然机会，宋庄镇政府有块空地，问栗宪庭能不能用它做点什么，他就出了个策划，做艺术家园区。有美术馆，有画廊，有剧场和将近100个艺术家的工作室。有的建筑，比如美术馆请了专人设计，是新建的，有的是改造周围的工厂和农民的剩余房。资金基本来自村里和市政府，美术馆是免费参观，艺术家的工作室比“798”便宜得多。居住在宋庄的艺术家群体和这个社会一样，也是金字塔形的，极少数很富有，大量艺术家非常贫穷。栗宪庭说他想建一个艺术家无论贫富能共存的空间，为他们提供展示和交流的机会。“如何让一潭水流动起来，是我所关心的。”他说。

前几天在宋庄，参观了刚落成的现代感十足的美术馆。浅栗色的外观，白色的地面，玻璃屋顶，格局错落有致。栗宪庭骄傲地说，这是世界上第一家村级美术馆。不远处的一个院子，是栗宪庭主持建设的面向女性艺术家的工作室群落“嫘苑”。因为村庄的生活环境——不方便的卫浴设施，不安全的环境，是来此居住的女性艺术家的最大障碍。60间联排loft式建筑，每百平方米月租金600块，已经有一些女性艺术家入住了。参观了画家赵映岚的工作室，高大的人字屋顶下，挂两三米高的画绰绰有余，复式结构，卧室在画室一侧的楼梯上面，以后院儿里还要建酒吧和幼儿园。

栗宪庭所做的这一切和他本人没有实际的利益关系，就是在美术馆落成后，他成了世界上第一家村级美术馆的馆长。既然当了馆长，就要准备开馆展。而之前，某种心理上的疲惫，让他在做完2003年的“念珠与笔触”展览后，没再做任何展览了。“国庆”期间美术馆开馆，一些美术学院的院长特意飞到北京，来看“老栗究竟在干什么”。他的开馆展是一个摄影展，叫“现实主义的记忆”。

“美术馆建成后，就在想，做什么展览。”栗宪庭说，“正好现在当代艺术赶上一个非常商业化时期，全世界都在炒当代艺术，炒的价钱，连方力均他们都觉得有些恐怖。另外一个问题是当代艺术体制化，当代艺术本来是强调边缘的独立立场，然而所有的去国外的官方组织的展览，暴力的、色情的、政治的内容都被挑拣出来，可是把这些一删掉，当代艺术还剩下什么东西？所以就想找一个和这个相反的东西。”

很多人来问栗宪庭，为什么开馆做了个摄影展，他会反问他们，你觉得是个摄影展么？“我就是想表示一种艺术态度。通过现实主义的手法表达一个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一个艺术家基本的良知，还有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是中国摄影史第一个大规模以平视的角度反映底层人生活的摄影展。在美术馆的一层，高大的墙壁上是几幅巨大的摄影图片。一幅是海波的作品，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坐在浓雾弥漫的高速公路中间;一张是唐浩武的作品，一个坐在墙头的民工的背影，他的前方是灯火通明的街市，也许他曾经参与那里的建设，但那份灿烂现在已与他没什么关系。还有路泞拍摄的一张照片，上面的小伙子们脸上洋溢着过节般的喜庆笑容。

“以假寓真是摄影的一个模式之一，摄影史上一直存在假的东西，使用假手法表现内心的真，辛迪·舍曼之后，就变成一种风气。”栗宪庭说，“我去参加国际摄影节，看到一半左右是观念摄影，有的就是很无聊，于是就想强调面对现实生活。但是面对现实生活，艺术界出现的很多写实派，却完全不看现实生活，他们塑造农民和民工形象的时候，姿态居高临下，刻意把他们弄得愚昧，丑陋，很夸张。这也成了风气。中国的写实主义很多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想看看摄影界怎么样，所以就找了鲍昆一起策划这个展览。”

鲍昆是摄影界的元老，从事摄影和摄影理论研究20多年。对当今世界相近的看法，让他和栗宪庭很默契地完成了策展工作。前期准备只用了30天，找来国内的11位纪实摄影师，李晓斌、王征、唐浩武、赵铁林、王福春、张新民、付羽、路泞、魏来、章翔鸥等的200多幅作品。拍摄主体从边远地区的人民到老城厢市民，火车上的乘客、民工、妓女等。“市场经济下发展起来的当代文化，有很大的遮蔽性。艺术越来越远离真实的现实生活，在市场化中失却了记忆。在我们熟悉的繁华生活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生活，被忽视的群体，他们就在街边，但是人们却看不见。”鲍昆说。

有的小区里的道路和电梯，竖起“施工人员禁止使用”的牌子，小心地避免使用“农民工”这样的字眼。住在小区里的人，更关心电视里的人怎么结婚了又离婚了，走到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充斥着廉价的快乐。房地产商人说，看到民工干的活儿，就不想给他们饭吃，看到他们吃的饭，又觉得就不应该让他们干活。摄影展关注的被遮蔽的现实可能正是城里人平时刻意忽略的事物。

“我们面对的现实主义是另外一条线索。”栗宪庭说，“‘文革’后，知青一代的现实主义针对‘红光亮’，‘高大全’，强调的是‘小苦救’，采取的是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因为内心受过伤害，把最痛苦，最愚昧，最涉及国民性的东西无意当中夸张了。从80年代一直到现在，形成了另外一条意识形态，我们现在针对的就是这个态度。”

“当代艺术家应该承担起知识分子角色，做有良知的人。这是我这么多年一直想强调的一个问题。”栗宪庭说。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等等都是很容易被揣测到的知识分子趣味，那么如何鉴别投机取巧的摄影作品呢？栗宪庭说:“展览我非常仔细地看了三个下午，有些照片让我很感动。同样是关注现实，艺术家和艺术家之间不一样的状态是可以被感受到的。比如有一张照片，农村的母女俩，生活条件很简陋，墙上是面缺了角的镜子，我看到的是她们爱美的一面。如果心中没有爱，不可能拍出那样的感觉。”鲍昆又补充说:“艺术作品不能用单幅的作品来看，还要看他的艺术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