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战争

（文 / 朱文轶）

( 在被佛教精神完全浸透的西藏，这座唯一的天主教堂，风雨飘摇一个半世纪，竟生存下来 )

在“香格里拉”这个新世界里，旧传统找到了它的折中方案——没有一成不变的坚固——信仰可以和利益折中，宗教可以用来包装商品，原则可以跟物质妥协。张志强和刘蔚东都相信这些。他们承认，贸易和旅游的推进，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藏民会更容易认同某种泛信仰，它在藏族宗教的基础上吸纳了实用主义。

而昔日的“中甸”有可能在滇藏线的另一端、中间的某个地方还能被发现和找到，某些似曾相识的东西会依附于另一种形态的表现而存在。比如在盐井、在波密、在墨脱。

在德钦县盐井乡的前乡长荣生家里，子女的宗教选择就仍然是个必须要讨论的严肃问题，虽然“我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荣生对记者说。

“荣生”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场信仰战争的烙痕。上世纪初，天主教传入盐井，荣生的祖先是当时一大批被争取为天主教信徒的盐井人之一。作为天主教的习俗，孩子生下来要受洗，并由神父帮助起名。荣生是《圣经》里的一个名字。从上盐井人和下盐井人的姓名，就完全可以区分他们的信仰。

荣生只是听说过他的名字是一个外国神父给取的。他13岁时候，盐井解放，就一直没有见过神父。

( 天主教村民阿呢家的厨房 )

给荣生起名的神父叫杜仲贤，他死于更惨烈的信仰战争。王坤元恐怕是盐井现在唯一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了，他和我说，骄龙乡贡嘎寺的僧人和盐井天主教向来不合，20世纪40年代，上盐井天主教与贡嘎寺间发生了最后一次冲突，贡嘎寺的武装僧人强行驱逐神父出盐井，这使得盐井天主教堂当时的神父杜仲贤和他的助手慌忙向德钦跑。“他们原本是想从德钦跑回巴塘。”他说，“巴塘与芒康隔着金沙江，是化夷进程较快、外教势力稳固的康区藏地。清末，曾拟定疏通从巴塘到宜宾一段长江通航计划，并委托给英国的传教士承包，除工程费10万两白银，还给了他们10年的营运专利。因为辛亥革命这个计划告吹，但巴塘一直是外国传教士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王坤元说，贡嘎寺的僧人得知消息后，在半路埋伏了人，把这两个神父杀死了。两人的尸骨被教民发现，埋在了德钦。自那时起，外国传教士在盐井的传教历史宣告结束。现在，天主教和藏传佛教的信徒在盐井各占半数，相处和睦，早已没有非要你死我活的争斗。许多上盐井的天主教徒和下盐井的佛教徒结为夫妻，荣生就是一例。

荣生有3个儿子、1个女儿，按照先后顺序，他给他们取名荣忠于、荣花于、荣红，荣生36岁的时候有了第四个孩子，他不打算再生了，便以自己的名字作为这个循环的结束，他把老四取名“荣生”。他说，这些名字没有什么宗教意义，和自己同名，也没有什么忌讳。

下一代的宗教选择还是个问题，起码还要拿到桌面上讲。“我跟他们说，你们大了，自己选择。”“只是最后没有谁跟我。”荣生笑了笑说，“他们都跟母亲信佛教，他们说佛教更有亲切感。”

倒是三儿子荣红一开始信天主教，还跟荣生去过几次教堂。但有一回，北京的一所教会学校到盐井招收两名学生，荣红和他的同班同学鲁日的是候选人。在关键时候，荣红权衡再三，不仅没去北京，连信仰也放弃了。“他也没说什么原因，只告诉我，说他想了想，还是信佛教。”荣生说。那个同样出生在天主教家庭的鲁日的则义无反顾地坚持祖辈传承下来的信仰，一个人孤身去北京了。

从盐井走出去的人少之又少，即使是历史上这里生产的盐，也通常由外地的马帮贩运出去，而不需要盐井人为之奔波。王坤元少年时就曾因为被一位美国传教士认作义子而出去闯荡世界。他的命运因为这个传教士而彻底改变，同时也成为传教的牺牲品。记者在盐井一间普通民宅见到这个86岁的老人时，他衰老、动作迟缓、听力迟钝，完全看不出，一个曾经在云南给飞虎队陈纳德当高级翻译的年轻人的影子。

“我母亲是纳藏双血统。”这个有着昂旺增珠的藏名，王坤元的汉名，提摩太的基督教名三个名字的老人简直是盐井宗教史的一部分。

“当时有个叫贝尔的美国传教士，为了给一个害花柳病的藏官治病，从云南德钦来到盐井。我就当了他的牧马员，之后母亲将我过养给了贝尔，我随干爸去了阿墩子，就是现在的德钦开平镇。”他说。

“到阿墩子的第三年，1936年，红军从德钦县渡金沙江北上，盐井藏官以安全为由，让干爸把教堂从阿墩子搬到盐井。在盐井，当地老百姓害怕土地被天主教占用，就鼓动藏政府驱赶我们。另一个接替先前得花柳病的藏官的藏军第9代本团长吹科突然在盐井病死。喇嘛们讲，这是洋教招致的后果。贡嘎寺的喇嘛打头，带村民包围基督教教堂，把我们赶出了盐井，我和干爸只有退回巴塘。”

“在巴塘，我被送到教会学校华西小学就读，1941年，被保送到重庆神学院，在重庆灵修学院，我认识了从香港来的黄念华，她的父亲是黄天石，曾是一名记者，在陪都重庆，担任过国民党内政部长周钟岳的秘书。1945年，我的岳父正在昆明办《建国导报》，我和黄念华在那里结婚度蜜月。岳父在那儿把我介绍给陈纳德当英语翻译。1945年6月，我们住在昆明金碧路盘龙江旅社里，我每天乘马车去巫家坝机场上班，巫家坝机场是临时大本营，也是飞虎队的临时军营，集中了一批中美士兵，往返于驼峰航线的飞行员都住在那里。机场四周都是帐篷，和安上大量帆布的简易木头房子。”也正是这段经历，让王坤元在“文革”期间被遣送回盐井接受监外劳改，已经是中年的王坤元转了一大圈又回到起点。到退休，他一直在盐井给中学生上英语课。

10年前，那位在北京念完天主教神学院的鲁日的，1996年在西安天主教教堂晋升为神父后，也回到了盐井，成为解放后盐井天主教堂的第一个神父，也是该教堂的第一位藏族神父。他回来做了很多事，发展信徒，翻修教堂，又把两个洋神父的骨灰从德钦运回盐井，埋在教堂附近。

但现在，这名年轻神父的威望正在经历一次来自村民和信徒们的严重的信任危机，这一年去教堂做礼拜的村民少了不少。荣生说，去年，鲁日的和盐井的一名赤脚医生有了一个小孩，这件事很快让全乡的人都知道了。■ 荣生基督教天主教盐井传教士战争信仰王坤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