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里关系和私密性

（文 / 贾冬婷 李孟苏 钟和晏 于萍 舒可文 苗炜 李论）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往昔……”老狼演唱这首校园民谣《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说的是80年代大学宿舍人际关系的故事。那时候的住宿条件应该比现在的大学里差一些，学生们也还没能力在校外租房子住，每间宿舍也就20多平方米吧，却住七八人。

按照《宿舍建筑设计规范》的规定:“宿舍居室按其使用要求分为甲、乙、丙三类。”其中条件最好的甲类宿舍每居室不超过2人居住，设单层床，人均居住面积不应小于6平方米;条件最差的丙类宿舍每居室不超过8人居住，可设双层床，人均居住面积不应小于2.6平方米。并且注明“居室包括睡眠和学习共用或分隔为两部分组成的空间”。

大学宿舍似乎达到了丙类宿舍设计规范的最低要求。但是问题是，每个人的个人空间除去一张单人床及其上空最多1.5米高的空间，以及无法兼做他用的个人储藏空间外，其他的空间均为8人共用，而在这公共空间中可以用以共同学习的空间大体是不存在的。因此，宿舍除了睡眠外，可以容纳的大概只能是分分烟抽、猜猜硬币这样简单单纯的活动了。这个“人均2.6平方米”引起的问题是拿空间密度或者人均面积来规范居住建筑的设计是否合理呢？因为空间密度并不能够反映人的空间感受:有时空间密度是一样，但是居者的感受却可能大不相同。比如，一间宿舍30平方米住4个人和一间只住2个人的15平方米宿舍，空间密度虽是一样的，居住者的感受却很可能大相径庭。现在，国家规定，住宅区90平方米的户型要占大多数，我们可以这样解读，每家3口人，住90平方米，人均30平方米，这就是小康之家的标准了。

唱红这首歌曲的老狼现在住在哪里？面积又是多少？为保护隐私，我们只能说他住在五环以外，人均居住面积大大超过30平方米。那些80年代的大学生如今都已是社会中坚力量，他们在学校宿舍逼仄的空间里学会了忍耐与分享，也领会了何为私密性，何为领域权。

大学宿舍里，许多人都会在床上围个布帘，学校屡禁不止也就放任了，倘非如此，个人就连更衣、就寝这样起码的隐私都得不到维护。这布帘可开可合。一拉上，拉帘者使用的就是对付拥挤（overcrowding）的一个常用策略:抽离（withdraw）。对抽离比较贴切的描述是鲁迅《自嘲》一诗的末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昔日的这些学生们现在当上了主管、经理，而面对日益拥挤的城市空间，他们的办法还是“抽离”。房产商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需求，某处别墅的广告词就是“人生总要有一个独栋”，独栋别墅是人生目标，是一种抽离。

上学的时候，大家也会在床头贴一张明星画，表明这是你的地盘，还会用书包、椅垫去图书馆和自习教室占座儿。这就像野餐的时候在草地上铺一块塑料布。一位在地产行当里浸染多年的营销总监说:“这就跟狗撒尿占地方一样，人也是从动物进化来的，不管怎么样，人还是要买房子，有可能的话，还要买大房子，他们要追求的是领域感，或者领域权。何况在中国，置房子置地有很深的文化传统。”

人际关系和空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两人关系之好“可以穿一条裤子”。但另一方面，因空间狭逼而影响到人际关系的情况，每个人都会有不少体验。在我们这个国度，高密度居住大概是个无法规避的现实，但在环境心理学领域，交往密度（social density）的概念是有别于空间密度(spatial density)这一概念的。前者关注的是社交发生的频率，有意思的是，目前的富裕阶层，一般不会透露他住在哪个地方，也不太会和周围的邻居发生太过亲密的接触。

《金融时报》中文网的记者，在中国采访“中产阶级”题目时发现，许多所谓的“成功人士”都住在这种戒备森严、与世隔绝的城堡式小区中。小区自成一个系统，自成一个社会，与外界的联系，则被森严的保安系统所隔绝。这是为了保障小区居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所必需的。该记者援引美国《地方志》杂志一篇文章说:“这种新型小区就像是现代化的城堡，业主们拥有私人物业，享受个性化服务。一扇扇庄严的大门和站在门口的警卫，正是中国社会出现层化现象的征兆，这无疑对中国的城市布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刚搬进大楼的时候，都会感叹，那种住在大杂院里的邻里关系不复存在了。事实上，消失的不是邻里关系，而是那普遍贫穷的牧歌般的市井生活。新的居住区会有不同的阶层符号，而每个阶层都会有各自对关系疏密、对私密性的定义。■ 邻里关系私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