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侯建军的多重角色

（文 / 王家耀）

那个凌晨:惨剧

“先是听见汽车发动机的声音，然后就看见老裘正在一辆白车前面跑。几秒钟的功夫，我还没来得及喊他躲开，老裘就被白车撞倒了，那辆车停都没停，从老裘身上轧过去，直接开走了。”裘吉的老伴蔡宝琴事后多次回想起这个惨烈的场景。她反复唠叨的是：“我的手碰到了车尾，那车还是跑了。”56岁的裘吉当时就不行了，这是2005年3月28日凌晨3点刚过，地点是抚顺百货大楼门前人行道。裘吉和蔡宝琴那天之所以凌晨出现在百货大楼门前，是为了参加商家组织的一个以旧电视换新电视的促销活动。旧电视折价400元，每天排名前5名的有机会获得200元的现金优惠。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书中对事件是这样描述的:2005年3月28日凌晨3时许，侯建军酒后驾驶一辆现代牌吉普车，行至抚顺市新抚区一路抚顺市长途客车站门前公路时，汽车的左侧倒车镜将行人裘吉刮碰后，倒车镜玻璃片被刮掉，侯建军遂下车与裘吉发生争执、撕扯。裘吉先跑向抚顺大酒店门前的人行道，侯建军便驾车追至人行道西出口。裘吉转身跑向抚顺百货大楼正门门前的休闲广场，侯建军随后调转车头继续追，并越过路边石，从行人通道口冲入该广场，将裘吉撞倒，后逃离现场。经法医鉴定，裘吉系因头部与钝性物体相互作用导致颅脑损伤后，又引起血液吸入性窒息死亡。

这是从法律层面对这一案件的概述。事实上，抚顺警方的笔录显示，侯建军在与裘吉发生争执前，已经与一名出租车司机发生了争吵，只是很快平息。3月27日晚20点左右，侯建军与兴业山庄项目经理王国林等4人在抚顺市云顶歌厅喝酒。加上4名歌厅陪酒小姐，8个人共要了4瓶“花雕”和40多瓶啤酒，一直喝到28日凌晨。

侯建军随后驾驶白色吉普车载着一名女子找地方吃夜宵。他们找了第一家饭店，结果饭店关门，没吃上。正要离开时，白色吉普车与饭店门口的红色夏利车剐蹭了一下。侯建军与那名出租司机争吵起来。这中间，那名女子上了一趟厕所，回来时，侯建军与出租司机已经停止了争吵，两人显然已经和解，侯建军临走甚至还对出租司机说，“以后有事找我啊”。

两人随即上车，侯建军想送女子回住处。就在这时，白色吉普车左侧后倒车镜片与裘吉刮碰。双方撕扯过程中，裘吉打了侯建军一个“电炮”（东北方言，打了脸部一拳），然后跑开。一个事实是，侯建军2004年12月下旬，腿部粉碎性骨折，直到案发前尚没完全好。因此，不好步行追赶裘吉，白色吉普车在这种情况下发动起来了。

现在很难判断侯建军最初的动机，但结果是裘吉死了，留下了老伴蔡宝琴和3个儿女。这是一个在1989年由两个破碎家庭组成的新家庭。一家5口全靠从抚顺矿业集团电修厂退休的裘吉每月600元的收入维持生活。50岁的蔡宝琴、26岁的长女孙秀红、26岁的次女裘斐都没有固定工作，19岁的儿子裘俊还在学校读书。按照代理律师刘志金的介绍，这个家庭是抚顺20万贫困家庭中的一个典型代表，生活艰难。裘吉的突然死亡，这个家庭的擎天柱轰然倒塌。

青年企业家侯建军

当天上午8点，侯建军投案自首。抚顺一个省人大代表，开车故意将人撞死。这一信息随后被辽宁各大媒体争相刊载。

在抚顺市青年联合会通讯录中关于侯建军的介绍是这样的:1962年出生，学历高中，无党派，职务是抚顺市兴业机械化运输有限公司董事长。而实际上，从小失去父母的侯建军只读完了小学，此后就开始在社会上闯荡。他居住的抚顺龙凤矿区，当年是抚顺一个很大的棚户区，约有10万多居民。如今棚户区早已改造成居民楼，就是在那里，1978年，16岁的侯建军成为了抚顺龙凤矿运输队工人，1982年在职取得高中学历。此后，卖过菜、做过拉脚生意。正是这样的经历，使他富起来后，投身慈善事业，资助了52名贫困生。

1995年，侯建军的人生开始起了变化。此前10多年的社会经验帮助了他。抚顺这个煤炭城市，大量的煤炭需要外运。除了定向的煤炭运输外（供应电厂、钢厂等），还有许多的民用煤，抚顺的交通运输明显跟不上。很多买煤的客户求爷爷告奶奶却找不到车队。侯建军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投资机会。于是，他四处借钱，一开始购置了两三台车，随后向银行贷款购买了20台单价为20多万元的大货车。短短几年时间，侯建军的“兴业”就垄断了抚顺的货物运输业，这几年是侯建军人生中的高峰时段。他从一个穷人变成了抚顺市知名的民营企业家。

2001年，侯建军开始转型，他投资兴建了占地260亩的兴业山庄，开始涉足餐饮业。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侯建军在山庄里大举经营养老院。侯建军当时预言，中国很快就将进入一个老龄化时代，养老院一定很有前景。实际情况是，兴业山庄开业以来，一直经营不佳，属负债经营。但兴业山庄却成了一个有名的社交场所。抚顺本地生意场上很多人都知道兴业山庄吃喝玩乐一条龙，由于距离市区有一段距离，相对安静，因此成了抚顺当地有实力的人的一个休闲娱乐场所，侯建军借此结交了一些上层人物。

这时的侯建军已经不是当年棚户区的那个无业者。他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与侯建军接触多年的人介绍说，侯建军文化程度不高，随着资本的积累，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在抚顺这个相对封闭的城市，时间长了，侯建军自然会有些自大。这样的自大很长时间内被他另外的光环所遮盖。

慈善人士侯建军

侯建军的知名度到底多大?“报纸上有名，电视上有影。”侯建军的辩护律师林波是抚顺当地人，按照他的说法，220多万人的抚顺，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很多人都知道侯建军这个名字，尤其是政界和商界的人。

除了青年企业家，侯建军展示给外界更多的是他热心慈善的形象。或许是他从小的苦日子，侯建军从2001年起资助了52名贫困家庭的孩子。抚顺市东洲区团委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每年“六一”儿童节，侯建军都会带着这些孩子到外地旅游，当着孩子们的面将资助金发到老师手中。负责的老师为每个孩子建立一个“账本”，孩子升学后就交接给下一任老师。侯建军特别心细，他从来不将资助金直接发给学生家长，是怕有些家长喝酒或打麻将将钱挥霍掉。

事发后，很多受侯建军资助的孩子给林波写来了信，一部分是请求林波转交给侯建军，一部分是直接写给林波，请求林波救救侯建军。“以前我认识侯建军，但没什么交往，只知道他是个企业家，热心慈善事业。”在林波最初的印象里，侯建军和很多有钱后热心慈善的企业家没什么区别，但那些孩子的信改变了他的看法。

“侯叔叔第一次让我看到了动物园，他待我们特别好，我们也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侯叔叔是好人，请您救救他。请法院从轻判处他。”这样的信件，如今锁在林波抽屉里的仍有四五封。林波提供的辩护词显示，12年来，侯建军的企业上交利税1000多万元，安置下岗职工300多人，用于捐资助学其他慈善事业的资金达70多万元。仅1998年抗洪救灾，侯建军一次性捐款15万元。

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从事慈善事业，然后获取声誉，从而进军政界。接近侯建军的人士介绍说，其实在抚顺，比侯建军富有的人多的是，比如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一些从事煤炭生意的老板。但这些人大多数只是一心一意做生意，很少染指社会上的事情，更不用说进军政界。侯建军则不同，在他多次捐资慈善后，一般学校或者教育机构开一些会时，都会请他坐到主席台上，放上一个嘉宾的牌子，然后发言。这无形中增加了他的知名度。

2001年，抚顺评选十大杰出青年，20名候选人中侯建军排名第11位，无缘当年的十大杰出青年称号，但获得了十佳优秀青年称号。抚顺团市委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说，那天的颁奖典礼在抚顺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侯建军一身西装、白衬衣、鲜艳的领带，人显得特别精神。发表了一个关于行业发展的演讲，下面的听众反应一般，但他自己特别激动。虽然落选十大杰出青年，但侯建军随后当选为辽宁省人大代表。他开始扮演自己的政治角色。

这个时候，他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了。侯建军的小学同学介绍说，看到侯建军的兴业车队生意好，上世纪90年代末期，抚顺起了四五家运输公司，竞争开始激烈。但与此同时，抚顺的几个煤矿相继黄了，蛋糕小了，分者多了，生意自然就不好做了。加上侯建军文化程度不高，管理经验缺乏，早年市场宽松时还可以。投资2000多万元新上马的兴业山庄，效益也不好。

事发后，林波多次在看守所会见侯建军。几乎每次，侯建军都是泪流满面，“他肠子都悔青了”。无论是审讯还是庭审过程中，侯建军从来都没有否认自己的罪行。客观地说，如果不是省人大代表的身份，侯建军案件根本不会引起媒体和公众如此高强度的关注。“侯建军确实有罪，但罪不当诛。”在林波看来，在这一案件中，侯建军的人大代表身份显然被媒体和公众异化了。在抚顺这样一个下岗职工众多的东北老工业基地，侯建军的财富和政治身份在事发后成为普通民众的宣泄口。■

故意伤害与故意杀人:那些法律上的争议

侯建军的行为无疑构成犯罪。但对其罪名，公诉方和辩护律师在法庭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按照公诉方的意见，侯建军与裘吉刮碰后，双方发生争执，侯建军驾车追撵裘吉并将其撞死，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侯建军的一审辩护律师，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曹树昌则认为，公诉方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侯建军犯有故意伤害罪，无法证明侯建军犯有故意杀人罪。

侯建军案件之所以引起如此关注，除了他人大代表的身份，另外一个缘由就是与1998年的张金柱案件有惊人的一致。

在张金柱一案中，辩护律师假设着一个又一个张金柱不明知车下有人的可能性，他们用了将近一半的时间来论证张金柱曾大量饮酒。尽管按照《刑法》的规定，醉酒犯罪并不减轻处罚，但辩护律师的用意是证明有这种可能性:大脑被酒精和肇事后的恐慌所笼罩的张金柱，没有听到被挂在后车轮旁的受害人的呼救声，哪怕这种可能性只有1%。

这样的论证是有法律依据的。“按照新《刑事诉讼法》‘疑罪从无’的规定，只要有一点可能没有被排除，就无法断定他有罪。”张金柱的辩护律师房晓东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如果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他明知，也无法证明他不明知，你只是怀疑他有罪，法律就会按无罪处理。”新《刑事诉讼法》162条第2款“疑罪从无”原则意味着:所谓实事求是，在法律上不再泛指客观事实上发生了什么，而是公诉方提供多少可信的证据去证明发生了什么。辩护者可以用层出不穷的假设来为犯罪嫌疑人开脱，而检察院和公安局则必须拿到不存留一点点可能性的铁证。显然，曹树昌试图充分利用新刑法的“疑罪从无”原则。一位参加过一审的辽宁记者回忆一审时的场景，当时公诉人对曹树昌提出的诸多证据均无法充分予以辩驳。但曹树昌的辩护观点却引起了庭下诸多听众的不满，听众席上几次传出对曹树昌发言的喧哗声。最终，一审判处死刑，一年半后，终审改判死缓。■ 建军代表人大角色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