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 教

（文 / 舒达）

第一次遭遇外教是在1998年的夏天。那时的我是选课狂人，每周给自己安排40个小时的课程还嫌不够，于是我又拉着闺密一起报名上了一个老美开的中级英语口语班。每个星期三，我们要穿过又脏又乱的大街跑去老校区上课。课程的内容倒是简单，就是十几个人排排坐，操着各色各样的英语瞎聊一气。整整一个学期，我们在讨论过Abortion是否合法，why the Americans are fascinated with guns等等无聊话题后，班上的大部分人终于开始感到厌倦了。于是外教老太开始拿出杀手锏，向我们兜售起她的私生活。我们知道了她供职于一所教会大学，以每年到中国或印度支教作为必修功课，她早已离婚，却从来不缺少性生活等等等等。当这些事情也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后，这门课程就草草收场了。

1998年世界杯后我开始转投法语的怀抱。由于进步神速，1999年的春天，我的法语老师就敢壮起胆替我报名参加法国驻华使馆举办的法语演讲比赛。那时的自己真是年少轻狂，没有做什么准备，穿条简单的连衣裙就去参加比赛了，就连在赛后的冷餐会上见到法国驻华文化参赞，居然也没有半点紧张。上天可能就是眷顾这样傻大胆的小孩，在大批专业选手之中，我懵懵懂懂地拿了个三等奖。抱着奖品——一套法国原装彩印拉鲁斯百科全书，我欢欣鼓舞，可是我的法语老师却在一旁叹息我没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次比赛的副产品是:有个外语学院法语专业的男生从此后天天出现在我们宿舍楼下。考虑到他要坐至少半小时的车才能从他的学校来到我的学校，我对他的态度冷冰冰，却还算甜蜜。可是当他不顾我们宿舍姐妹的厌烦，一天给我打二十几个电话后，我就不得不斩钉截铁地结束了这场罗曼史。

由于英语成功免修，到清华后的很长时间我都找不到操练英语的机会。偶然的机会，有朋友向我介绍了一个瑞士留学生，精通法语、英语和德语，正在为他可怜的汉语水平发愁。朋友将我的手机号码发给了他。第一次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可怜的瑞士同学除了“你好”就不能再多讲一个中国字，我们在电话里只好英法夹杂的约好见面时间和地点。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每个星期天的傍晚，我都会和瑞士同学在青青餐厅见面，然后边说边走去法学院的明理楼。在那里我们装腔作势地拿出我的法语书他的汉语书，却往往一个字都不看。他要我给他讲西藏、罗琦以及糖醋排骨和红烧排骨的区别。然后再慢慢走回我住的30号楼，他说再见，我说Au revoir。

这样的见面一直持续到那个学期结束。后来他去了杭州旅行并成功带回一个女朋友。考虑到是我这个老师，让他的汉语水平在短短几个月里从只能说“你好”飞速提高到了可以勾引中国女孩子的程度，他没有带女友一起来答谢我一次，让我耿耿于怀，于是在互通了几次不咸不淡的短信后，我们中断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