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苗老汉聊天

（文 / 苌苌）

黄苗子老人93岁了，最近他出了一套书，本来他想叫这个系列为“苗老汉聊天”，可除了他自己，周围人包括出版社都觉得这书名不太合适:和他同辈的人，称他为“苗子兄”，小一辈尊称他为“黄老”，“苗老汉”只能他自己拿来和自己打趣，别人都不好意思开口叫。

说聊天倒真像聊天，每篇长度不过几百字，大部分是80年代他旅居澳大利亚时给报纸写的专栏，无主题限定，每天500字，拉拉杂杂地谈天说地。整理出版期间，又找到一些70年代的笔记加进去，共分成8大类。三联书店今年8月先出版了其中的4类:《世说新篇》有点像《世说新语》，黄苗子书中讲的是他所熟悉的朋友和师长，活跃于五四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文化名人，如沈尹默、张伯驹、沈从文、钱钟书、老舍、侯宝林等人的小故事。《茶酒闲聊》讲茶事，讲钟表，讲广东老家的豆腐，老上海的酒肆。《人文琐屑》讲社会风俗，京城往事，民国野史。《雪泥爪印》是老人晚年游历欧、美、澳、非洲的游记。

文字读起来很轻松，宛若一条波光粼粼的历史长河在眼前缓缓流过。黄苗子是个有阅历的老人，他曾经和张大千、齐白石交往，和邵洵美同桌吃饭，和旧时代明星是好朋友，和大玩家王世襄做邻居，和启功称兄道弟。采访中他总结自己的一辈子，说自己比较幸运，一是受朋友的好处比较多，因为“他们都比我学问大，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二是自己活得长，且没有为疾病所累，有时间和精力把前尘往事记录下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文艺的兴趣是否与家庭有关？

黄苗子:小时候我和家人住在香港，我父亲是晚清秀才，后来参加辛亥革命，在一份和孙中山有关的报纸《大光报》任总编辑。他每天给8个报纸写小说社论专栏，放了学，我就去帮他送稿。我父亲喜欢看书，那时香港是文化沙漠，进步的杂志报刊都是从上海来的，我跟着父亲看了很多，中学还没毕业，就自己跑上海去了。那时上海在世界上经济算比较发达，物价便宜，一个亭子间的月租在10块左右，再加9块钱包一日三餐，生活比较简单，就有很多时间交朋友。我在大众出版社当编辑，加上父亲的关系，接触面广。当时的名作家丽尼是我的同事，叶灵凤、郁达夫、张大千他们待我都很好。那时徐悲鸿在南京，经常来上海，我们时而见面。还有邵洵美，现在大家都知道他了，之前也是被埋没很多年。那时他在出版界，所以彼此熟识，经常一起吃饭，就这样开始了我的文艺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你最早是画漫画的，后来怎么开始写作的？

黄苗子:刚到上海的时候，叶灵凤常带着我坐双层电车在上海滩兜风。有次我问他，你散文写得那么好，可不可以教我写散文。他说只要会说话就可以写散文，最好的锻炼方法就是记日记。那时我住在祖父的一个学生家，那位伯伯抽鸦片，晚上睡得很晚，我就坐在他的大烟榻上听他谈掌故，晚清的明朝的，拉拉杂杂的，就成了我最初的笔记。

三联生活周刊:你和郁风老人就是那个时期认识的吗，后来你们伉俪成了文艺界的美谈。

黄苗子:我们在上海认识，在重庆结婚，到现在60多年了。我们两个人对文艺有共同兴趣，有共同的文艺美术界朋友相互熏陶。有共同兴趣就有很多共同的语言，家庭生活也不觉得枯燥了。

三联生活周刊:黄永玉在《比我老的老头》中提到，你们夫妇在反右后和王世襄、张光宇做过一段邻居，他好像很好奇这么不搭界的几个人怎么会住在一起？

黄苗子:不是有个“二流堂”么。在重庆时候，我们的一些好朋友，金山、张瑞芳、吴祖光他们没有房子住，唐瑜就盖了座房子，让大家住在一起。这些人平时都是吊儿郎当的，有一次郭沫若去看他们，早上10点钟，这帮人还没起来，就很失望。当时正好有个延安来的文工团在重庆表演《兄妹开荒》，里面管那种好吃懒做、晚睡晚起的人叫“二流子”，徐冰就和郭老开玩笑说:“你给他们写个‘二流堂’挂在门口。”当时没找到笔墨，但“二流堂”就传出来了。新中国成立后到了北京，我们这拨朋友都住在长安街旁的南观音寺胡同，二流堂在反右时候成了政治问题，说是自由主义。上面组织一个专案组对付二流堂，不准我们住在一起。王世襄那时在音乐研究所，老来找盛世伦串门，我们就认识了。他说他们家有空房子，邀我们过去住。当时王世襄有一批老朋友，是文物界的专家，他本来是世家子弟，文学修养很深，我这里是一批画家和文艺家，这些朋友常常来往。张光宇是我们的老朋友，正好也在找房子，就搬过来了。张光宇以前也是画漫画，建国初期，和兄弟张定宇一起，中央许多的大型活动，五一节、国庆节的所有大型集会会场布置，都是他们设计，用什么颜色，怎么排队，张先生应是节庆装饰艺术的鼻祖。

三联生活周刊:王世襄给你什么样的印象？

黄苗子:一开始觉得王世襄这人很怪，他生活十分简单，老穿着一件旧式大褂，常常到处跑。当时明代家具都集中在一个叫鲁班馆的地方，最好的家具拆开做算盘卖掉，王世襄着急，天天去，淘了很多家具，经常看他一个人扛着件家具回来。王世襄非常用功，我们住邻居时候，每天早晨，我是5点一定起来工作的，可每次我起来时候，发现他家的灯已经亮了。还有一次给我印象很深，我回家已经很晚了，看见王世襄和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在路灯下聊得正欢，上前一听，他们正在聊怎么种好菊花和竹子。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自序中引聂绀弩的诗句:“平生自省无他短，短在庸凡老始知。”对我们来说是个警钟，可放在你身上，是不是太自谦了？

黄苗子:回顾我的一生，这两句话确实是我的写照。年青时我在上海是画漫画的，后来没那个环境，就不画了。我也喜欢写诗，出过两本诗集，我什么都做，书法、绘画、旧体诗，但就是票友。我有自知之明，讲学问，我远不及我的那些朋友，羡慕他们这么用功，到老来有成就。这辈子我浪费了很多时间，运动来的时候，想做的事情不能做;再一个是自己不够用功。

三联生活周刊:不是一直在研究古代中国美术史么？

黄苗子:是的，我喜欢搜集一些中国美术史的材料，前年三联书店还给我出版过《艺林一枝》这本书。八大山人我一口气搞下来，几十年了，书快出版了，还是觉得不够成熟。这方面受朋友的好处很多，做学问应该有师友。一些朋友听说我研究八大山人，就给我寄来他们研究的材料。汪世清先生，本来搞科技的，但是对国学研究感兴趣，编写了一本《石涛诗录》。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第一个到，晚上图书馆关门时回家，人家叫他“北京第一读书人”。他去世前，帮我审阅稿子，我不知道他已经病得很重，20多万字，半个月帮我改出来，40张纸，写了100多条意见。

三联生活周刊:那些运动给人生带来怎样的意义？

黄苗子:反右时候，去了北大荒，第一次有个安静的时间思考。臭虫咬得要死，温度太低，南方人受不了，有的人上工一天，睡下就起不来了。我们到底还是所谓的中产阶级，我的一生中，第一次是抗日战争，第二次是文革，使我接触到以前没接触过的农村劳动生活，就对人生有了新的看法，不然这个脑子一天到晚是另外一种想法，没看到整个国家是什么样的，整个社会是怎么样的，只有自己生活的圈子。知识分子总要有他们对时代的感觉和是非观念，每一个选择都是根据良心和知识，不一定能做到完全公开，但从那些“聊天”中，你应该能看出我对人生的一点看法。■ 读书文学艺术聊天文化黄苗子王世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