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400)

（文 / 蔡崇达）

( 沙滩老北大红楼，现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

从三眼井到北大红楼

敲门敲了足足20分钟，门才出一条缝。开门的是一个40多岁的妇女，她就是三眼井毛泽东故居的主人——用她的话说，她的身份是个大街上到处都是的工人。

这栋位于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的小院落，院门向西开，从那条缝中可以看到迎门还保存着那座记载中提到的土影壁。这个坚持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房东，告诉记者里面还基本保持着当年毛泽东住的样子，北边有正房三间，左右各有耳房一间，还有东厢房两间，所有房屋都矮而小，只不过多用木板隔开了几个小房间，以容纳这个日益膨胀的家庭。

她对记者反复强调的是，这是私宅，而不只是所谓故居。她告诉记者，他们家也是十几年前才知道毛泽东年轻时候来北京住过这房子，“一开始挺骄傲的，不过后来实在忍受不了，不断有学者、记者、毛泽东崇拜者一次次来敲门，进来直直冲着就来拍照，东敲敲西摸摸”。他们家甚至把门牌号给卸下来了，结果没多久文物部门还是在胡同口打上个标示“毛泽东故居”，还画了箭头。让她最烦的是“胡同游的人，总是用三轮车拉着说港台腔的人和外国人，把车停在门口就开始说，一天几十辆车整天重复那些话，游客都喜欢下车敲几下门，每天都得气我们几次”。

1918年8月19日，到北京来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国打工的毛泽东，除了刚开始借住在恩师杨昌济家外，就住在这院子正房的西屋。据这位房主所说，这房子是他祖宗一直传下来的，那么房主祖上应该就是毛泽东曾经提过的，那个“勤劳忠厚的满族旗人”的房东。

( 北京香山双清别墅。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后，毛泽东最初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

当时毛泽东选择这里，是因为租金便宜而且离工作单位北大红楼近，“每人每月食宿费共四五元。当时普通旅馆伙食一项则需10元以上”。“这样低的生活标准，对这些穷学生是很合适的。”毛泽东在这里过的就是典型“穷学生的生活”，他们当时总共7个人入住这不过十来平方米的房间。设备极陈旧简陋:一个土炕紧贴南墙，炕上铺一条破旧炕席，一张白皮连三桌子和几张白皮单人凳子。一盏昏暗的小油灯，只有挂在墙上，它的弱光才能“充满”房间。他们的简单行装——存放书和衣物的网篮，只能叠放在墙旮旯里了。几个满怀着热血的青年，一同挤在唯一的一个大炕上，“隆然高炕，大被同眠”，睡在上面翻身要向左右打招呼。他们到的时候是冬天，因为只有一件长大衣，外出时大家只好换来换去地穿。

毛泽东当时的生活固定而单调，除了固定时间到红楼上班，就是步行到他曾经住过的豆腐池胡同的杨昌济家。事实上还是杨昌济帮忙才勉强能维持生活——杨昌济经李大钊把毛介绍到北大红楼当“新闻纸阅览室书记”。

( 北京香山双清别墅。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后，毛泽东最初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

现在北大红楼旧址已经在2002年建成“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这里还保持着当年毛泽东在这里当新闻纸阅览室书记的样子，他其实就管着15份报纸和负责帮李大钊收发信件。记者在纪念馆里看到的毛泽东当年的工资条是8块大洋——新闻纸阅览室书记作为整个学校级别倒数第二低的职位，据说一个月本来定的是工资2块大洋，李大钊说情才涨到8块。

8块大洋什么概念？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刘岳处长告诉记者，“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块大洋;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300块大洋，而军阀部队里的一个旅长都可以拿两三千块大洋”。

( 1961年，工作中的毛泽东 )

新闻纸阅览室往左是陈独秀的办公室，往右就是李大钊的办公室，楼上是校长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在这里来来往往借阅书籍和报纸。

他当时称得上乐土的，应该是在豆腐池杨昌济所居住的“板仓杨寓”，刘岳告诉记者，当时毛泽东空下来就往那里跑。记者去“板仓杨寓”时候大门紧锁，刘岳说他进去过许多次，他告诉记者，这里基本保持原来的样子，甚至前院的枣树还是杨昌济和杨开慧在毛泽东到北京后不久种的那棵。“那棵树应该写写，它算是毛、杨定情的地方，杨先生和女儿开慧常为小树培土、施肥，毛泽东也帮着浇水、护理。小枣树一天一天长大，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刘岳说。

( 北京香山双清别墅区内的六角红亭 )

根据刘岳的描述，当时“他和杨开慧时常一起到不远处的紫禁城外的筒子河畔，漫步到北海，再到鼓楼”。1993年在修缮板仓杨住所时，党史专家徐焰甚至在墙缝中发现了杨开慧表达爱意的手迹:“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上了他。”

“巧的是现在住在后院的主人也姓杨，不过与杨昌济没有任何关系。据说20世纪60年代，院子的主人还特意把摘下来的枣子送进中南海。”刘岳说，他还听说毛主席见到枣子很动情。

(  毛泽东用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收入租下三眼井胡同吉安所夹道7号院和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同住 )

记者采访时候，“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郭馆长告诉记者，她和文物部门曾经、也一直还在努力，要把这周边大量私人所有的名人故居给买下来，一起修缮整合成一个旅游区，“但就是耗资太多，你看，拆迁一户可能就要200万元，周围又那么密集，想了好多年实在没办法”。

香山双清别墅

香山双清别墅管理班吴班长习惯每天8点半一早打开门就看到外面早早排了长长一队的游客。她每天7点多就要上山来做开放前的准备，即使双清别墅所处半山腰，而且没有一块平整的地面，也总可以看到游客们习惯把这里当作聚集的区域，有老人在那儿吊嗓子，跳扇子舞，也有要结婚的情侣在这里取景——他们总站在别墅门口那排下山阶梯里，对着古朴的大门，摆着各种姿势。吴班长说，现在据说有红色婚纱摄影专线。“从市区到香山一般要1个小时左右车程，可能怕人太多也不好照，有的就赶在8点前，所以要5点左右就起床，然后还要穿着厚重的礼服、扛着笨重的摄影工具上山才到双清。”

这里的主建筑就是一排坐北朝南的平房，从西头起，卫生间、卧室、办公室，中间正厅是会客厅，能容纳20多人。从正厅往东走，还有办公室和会客厅，过了会客厅是小餐厅。小餐厅通过一个走廊和厨房相连。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位母亲带着孩子来受教育，参观过这栋毛泽东主席当年工作居住的灰瓦白墙的房子，母亲问孩子有什么感想。孩子说，毛主席好穷啊！而其实当时毛泽东喜欢这里有个原因——在他看来，这个院子和西柏坡的院子很像，只是大点而已。

根据香山公园管理处副园长张渝丽的介绍，当年中央进驻香山，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确保安全。北平刚刚和平解放，敌情复杂，青岛还在敌人手里，飞机随时有来袭的可能，香山距城较远，又与西山相连，易于警卫，又建了防空洞；二是有房子可以安置，北平和平解放了，傅作义的军部还没从中南海撤出来，城里一下子安排不了中央机关，香山有熊希龄开设慈幼院盖的一批房子；最重要的或许还是“有利于逐步过渡，由于我党长期处于农村环境，对城市生活从习惯上、思想上都需要一个熟悉和适应的过程。香山和城里不远不近，又兼具了城市和乡村的特点，是完成这个过渡的理想环境。”张渝丽说。

现在的双清别墅管理人员更愿意打的广告语是“中共中央的第一考场”。这来自毛泽东1949年3月23日进北京路上对周恩来的一句玩笑话:“我们是穷学生进京赶考去了。”

事实上，参观完这个所谓故居感觉更像是个考场——像教室一样宽大透亮的建筑，中间几乎不隔断，最东边是毛泽东吃饭的地方，那个每天送饭过来的竹篮子还摆在吃饭用的小桌子上，再往西是工作的办公区，几乎没有隔断就是会客大厅——那里摆着已经被磨损多处的沙发，大厅和大门是用一面墙隔断的，上面贴着一张布满整面墙的地图。当时负责照顾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曾回忆，常常是中央领导们正襟危坐在长排沙发上，一起对着这面墙，而毛泽东则在上面讲解着，就像上课一样。

从李银桥的回忆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的心态也像个严谨认真的“考生”，毛泽东在党内不拘礼节，常常穿着背心、睡衣就出来溜达，但对党外人士却执礼甚恭。每当有党外人士来访，他必出门迎候，遇到年高的长者，还亲自搀扶他们下车、上台阶。第一次要会见张澜，毛泽东着急找件好点的衣服换上，李银桥在主席所有的“存货”里翻了又翻，选了又选，竟挑不出一件像样的新衣服。毛主席只好穿打补丁的衣服见民主人士，为表示尊重，他和李银桥设计一系列动作来掩护补丁——不伸腿，粗线袜子上总是带着补丁，往往一伸腿袜子上的补丁就会赫然露出;不抬手，抬手会看到手臂各个关节点的补丁。他接见外宾时，卫士总要事先提醒，久而久之，李银桥将提醒的话精炼为一句:“小心。家丑不可外扬。”

从1949年3月25日到1949年8月23日被周恩来、叶剑英硬“拉去中南海住”，毛泽东在这个考场里，白天上课和请教民主人士，晚上就“看月亮工作”，在办公桌上写下对战役的判断和安排，对建国体制的思考和方案。

中南海菊香书屋

在龙吟先生看来，毛泽东同意并喜欢住在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还有一个原因是，那里有内城里最后一块耕地，“整个环境很像他韶山老家的感觉”。

龙吟是在80年代到中南海工作的，他的身份是中南海业余大学的副校长。“中南海业余学校是毛主席亲自创办的，毛泽东担任名誉校长，刘少奇担任第一任校长，负责教授中南海里面的干部和职工。学校在胡耀邦时期改叫中南海业余大学，本科编制。我一开始担任教务处主任，后来升任副校长。”龙吟对记者说。

正是这个教职的原因，他在中南海得以四处通行。在龙吟描述中，丰泽园处在东南海的南边，出南门就是南海，南海到菊香书屋有一片田，是以前乾隆皇帝要进行农活祭祀的地方，西南方向的水边，还有一座不高的小山，这种格局，很容易让毛泽东想起他的家乡韶山故居。

龙吟在里面工作的时候，毛泽东已经过世了，菊香书屋封闭过一段时间后，一直有工作人员在里面整理毛主席的书籍和文件。说到菊香书屋，龙吟更有一种特殊的深情。他说，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里，他经常沿着中海西畔，穿过静谷，辗转来到丰泽园。当时在丰泽园里负责整理毛泽东所阅书籍的工作人员是龙吟教授的学生，他在整理毛泽东批阅过的古籍时，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要向校长请教;一旦发现让人惊喜的地方，就请老师来共同分享，因此龙吟先生有机会见到一些当时尚未公开发表的东西，比如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的批语等。

在他叙述中，丰泽园坐北向南，门前有一片阔地，院里有挺拔的雪松和高大庇荫的梧桐。走过门厅，通过一条不长的甬道，就是主体建筑颐年堂。颐年堂阔5大间。中间3间为会议厅，东屋为餐厅，西屋为警卫、工作人员活动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在这里讨论国家大事，决定重大问题。沿着颐年堂的前廊往东走到尽头，有两座小四合院，都是丰泽园的附属建筑。南面的称松寿斋，为毛泽东的亲属、子女及警卫、工作人员居住。北面就是菊香书屋。

从1949年入住至1966年8月搬走，毛泽东的全部活动几乎就全在菊香书屋的北房，那时候周福明来到主席身边当起了勤务员。如今已经退休的周福明还记得当时毛主席在这里生活的细节:菊香书屋的7间北房，依次为毛泽东的会客室、办公室和卧室。它的门开在中间，进屋是客厅，占两间，放一张四方桌，几把硬木椅和几张普通的单人沙发，三面墙前立满书柜，西边两间为藏书室。

周福明回忆毛泽东的生活:“主席一天除了睡觉、吃饭就是看书、批阅文件。他看书的姿势时常是躺在床上用手举着看。厚厚的一本书在主席的手里长时间举着，甚至经常持续十几个小时，他的确是累得受不了。”后来周福明根据主席的意思开始把超过200来页的书分装成册，“这样拿着看容易些”。

毛泽东爱书，到晚年更甚，在周福明印象中，“主席几乎随身都要带着厚厚的二十四史”，当时毛泽东在北京很少出门，但是鲜为人知的是，“50年代时候，主席还常常戴着个口罩做掩饰就去逛琉璃厂中国书店”。

毛泽东在丰泽园的生活似乎太封闭，“有时候看文件或想起问题，两天两夜没睡觉”。“如果不工作又整天看书常常看到一整天都忘记吃饭”，甚至“主席同家人吃饭的机会也不多，一周只有星期六的晚上吃一顿。平时饭桌的北边就放一把主席专用的竹藤椅，家人吃饭的凳子就搁放在屋子里的东南角，现用现拿”。他是不准许家人打扰他的，在周福明的记忆中，“因为主席想问题很入神”。

所以这也才有了后来打乒乓球、游泳的故事。在周福明的叙述中，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游泳，确切地说，是他人“逼迫”。那时候担心他运动太少、工作量太大身体受不了，在工作人员“开导”下，毛泽东才终于同意走出北房偶尔出来散散步，每个周末到“春耦斋”跳跳舞。但他散步一般也不出“丰泽园”小院的范围，跳舞也不能保证每次必到。大家觉得这样下去不行，这么小的运动量，不能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必需另寻其他办法。

想来想去，工作人员想出了让毛泽东打乒乓球。于是毛泽东身边的人在“丰泽园”布置了一个乒乓球室，拉毛泽东打乒乓球。可毛泽东对打乒乓球兴致并不太高，每次动员他打球，要费好大的劲。在周福明的记忆中，只要把毛泽东拉进乒乓球室，他还是能够打两下。毛泽东横握球拍，动作如初学者一样有些笨拙。无论是高球、低球、正向来、侧面来，他都以一种姿势阻挡回去，后来熟练些了，就能把球推到对方的左右两边，让对手疲于奔波。每当这时，毛泽东也会像孩子一样喜形于色:“杀你个顾头不顾尾！杀你个顾左不顾右！”

但毛泽东年纪大，不可能像年轻人那般灵活敏捷、动作协调。所以，身边工作人员和他打球虽然尽量给他容易接的球，但仍不免提心吊胆，怕他不小心跌倒、闪着或磕碰。“保健医生想出的办法是拉主席去游泳。”

毛泽东自幼喜欢游泳，“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所以让毛泽东用游泳的方式取代打乒乓球，是一个既适应他身体状况，又符合他志趣、爱好的建议。“毛主席在北京第一次游泳，是保健医生带他去的。那时候清华大学有一个室内游泳池，1954年毛主席就在那里下过水，从此就对室内游泳也怀有极大的兴趣。”到外面的游泳池去游泳，显然不太方便，“他每天晚上出去，还要戴个口罩，算是化装”，周福明回忆到。于是中央警卫局就在中海西侧、北距紫光阁很近的地方修建了一个露天游泳池，毛泽东一有空隙，就到那里去游，“游泳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不想事，让大脑很好地休息。吃安眠药、散步、看戏、跳舞都不行，就是游泳可以做到，因为一想事就会下沉，就会喝水。”毛泽东游完泳，经常这样说。

1966年8月，毛泽东搬到怀仁堂东北面的游泳池办公和生活。一方面因为游泳方便，另一方面那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开始，“主席的活动非常频繁，要求见他的人也很多，每次不是去钓鱼台就是人民大会堂，主席感到很不方便，所以选择了靠近中南海西门的游泳池”。北边是个露天的水池，到了冬季露天池不能游了，就转向南边的室内池，从室内池正门进去，是一个不大的过厅，过厅右侧是一间小房子，像是传达室，其实是主席当初来游泳经常换衣服的地方。

毛泽东最后10年的卧室、办公室就在游泳池里的小传达室——这是他自己的要求和安排。休息大厅则成为书房兼会客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