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轮金融高官人事更迭

（文 / 谢衡）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内，中国金融业界又生重要人事连环更迭——7月23日，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行”）副董事长、执行董事、行长常振明辞职，“因国家金融改革发展需要，将前往中信集团工作”。7月26日，交通银行（以下简称“交行”）副董事长、执行董事、行长张建国辞职。7月27日，中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集团”）对外公布:“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任命孔丹同志为中国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免去王军同志中国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职务;任命常振明同志为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7月27日下午，建行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宣布委任张建国担任建行行长，该委任需待中国银监会批准。建行董事会进一步宣布拟委任张建国担任建行的副董事长和执行董事。而交行行长一职，现由交行副行长彭纯代理，据称最终的交行新行长将由交行大股东财政部提名产生，也将很快对外公布。

至此，一切似乎已尘埃落定。但中国金融改革虽已棋至中盘，却始终没有切断与行政体系连接的那根“脐带”，特别是人事任免，而地方政府换届在即……或许，这一轮中国金融业界高层的人事变动，才刚刚开始。

“借调”两年 业绩卓越

两年前，2004年的7月20日，正陪同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访问加拿大的常振明，接到了新的任命通知——调任建行行长。常迅即应召回国，7月25日前往建行报到。那一次的人事变动，无论是中信集团还是常振明自己，都毫无准备。仅仅在一个星期之前，常振明刚被任命为中信集团常务副总经理。

有观察家事后评论常振明在建行当行长的两年是“借调”，但这并不意味着常振明在建行工作的两年不尽心尽力。建行董事长郭树清就曾公开表示，常振明当建行行长虽然是行政任命，但常本人绝对是“市场化专才”。

常振明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董事长和行长分设后，首位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行长，也是几大银行中唯一与董事会签订问责制的行长。建行在四大银行中率先建立起对下属分支行的行长问责制。

两年前，常振明“空降”到建行后，给当时仍处在“张恩照时代”的建行带来一阵清新的“市场化”新风。“当时只要总行的最高层领导来了，我们仍习惯对领导汇报工作要事无巨细、面面俱到。但常行长第一次到我们行来考察，听取汇报5分钟后，就说，‘请你直接谈你们行经营发展中要解决的问题，这样节省大家的时间’。他语气平和，但态度十分坚决。于是大家就直接谈面临的问题，讨论如何解决，沟通十分高效，这是我们以前向总行大领导汇报工作时没有过的。”此前，建行某一级分行的相关负责人曾与记者这样谈论常振明。

在记者多次采访中，凡与常振明共过事的人，都给予了他很高评价。“常振明特别脚踏实地，能够与人合作，为人特别好，坚持原则的同时，又能做到不伤害别人。”一位参与了建行引入战略投资者与海外上市全过程的投资银行家说：“当时我们和建行在一些问题上也有过分歧，也曾争得面红耳赤，但事后常行长总是主动打来电话向我们解释建行的一些考虑，让双方可以沟通理解。”

常振明到建行上任后，为建行能够成功引入战略投资者，做了很多深入细致的工作。一个细节是:建行与美国银行的谈判进入最后关键时期，美国银行的董事长刘易斯（Kenneth D.Lewis）兼CEO一行人来建行实地考察，在与郭树清和常振明会谈之后，安排了刘易斯等人参观建行的数据中心，下午13点左右刘易斯等人到建行数据中心时，看到常振明已经等在了门口，并亲自介绍了整个数据中心运作的情况，而按照日程表安排，常振明是不用参加这个项目的。常的这一做法，让刘易斯深刻体会到了建行方面的诚意。而真到了建行与美国银行正式签署合作协议的风光场合，低调的常振明却站在了会场最后一排，平静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历史性时刻。

在建行就常振明辞职一事发布的声明中称:“常振明先生以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出色的领导能力，带领管理团队圆满完成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及海外公开发行上市等阶段性目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常振明先生的请辞深表遗憾和不舍，并衷心感谢他在过去两年中为建设银行改革和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特别是务实的处事风格和卓越的执行能力得到全行上下的交口称赞。”

半年以前，就有接近常振明的人士对记者说，他非常敬佩常的执行能力，也让他在国有银行内部看到了一位职业银行家形象。

实际上，常振明一直对自己的执行能力有很高的要求。作为围棋高手的他，曾在一本专业的围棋杂志上发表过他从下围棋引发的关于执行力的思考。“我个人认为围棋最重要的是从中盘开始，到收官时各个局部的定型，也就是说，执行力是关键。”常振明说，“这是现代企业管理中经常提到的一个说法。下围棋时，理论是好的，实战中却得不到有效的贯彻，这就是执行力不够。”

而建行在近两年取得的业绩，也证明了常振明超强的执行能力。建行在股改上市后资本实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并在国内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根据建行发布的2005年度业绩，截至2005年年底，建行资本充足率达到13.57%，提高2.28个百分点;实现税前利润553.64亿元人民币，增长8.1%;对比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建设银行在资产净回报率和股本净回报率上明显高出一筹，分别为1.11%和21.59%，接近欧美银行的平均水平。在四大商业银行中，建设银行资产质量最佳，不良贷款比率为3.84%。

( 2005年10月28日，常振明（左）、香港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中）、郭树清（右）参加中国建设银行上市酒会 )

而就在常振明要离开建行前不久，在香港《亚洲周刊》最新进行的“亚洲银行300排行榜”评选中，中国建设银行在“纯利最高的银行”和“利息收入净值最高的银行”两个专项评比中位列第一，被评为“亚洲最赚钱的银行”。统计数据显示，“亚洲银行300排行榜”总资产位列第七的中国建设银行，虽然客户贷款总额2923.14亿美元(截至2005年底)，只相当于排名第一的三菱东京UFJ银行的42%，但净利息收入却比其高出41.2%，纯利高出30.9%，这表明中国建设银行的盈利能力显著增强。

常振明公开表示，从建行自身的发展趋势看，整个中国的金融改革的成效是没有什么可争论的。这也让他在建行两年行长任上的工作成效，无可非议。

回归老东家 迎接新挑战

现在常振明“因国家金融改革发展需要”，回归中信集团。

实际上，常振明在去建行之前，21年的职业生涯全都在中信集团度过。不仅曾担任中信实业银行副行长、中信证券董事长、中信嘉华总裁，还任职中信控股总裁、中信国际金融公司行政总裁等。中信嘉华与香港华人银行的整合、中信证券作为国内首家IPO的证券公司、信诚人寿成为合资寿险界的“突进者”;而举凡中信集团旗下的金融资产，无不囊括于中信控股之中。去年6月，就是建行行长任上，常振明还再次当选中信国金董事。

有观察家称，常振明本来就是中信集团的人，当初是为建行上市的国家战略，王军才忍痛割爱。王军本人极少接受媒体采访，但几乎每次都会提起常振明，称其为“中信公司比较优秀的人才”。

“执意要老常回来，王董事长是有深谋远虑的。老常回来，在中信集团内部，绝大多数人都会高兴。”中信集团某接近高层人士对记者说。

在外界看来，常回归中信集团后，首要任务就是推动中信银行的成功上市，完成其150亿人民币以上的香港首次公开募股(IPO)。就在7月初，中信集团向中信银行注资50亿元人民币，此次是中信银行继去年底获中信集团注资86亿元、今年6月发行60亿元次级债之后的又一次补充资本金行动。据悉，注资后中信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将达到6%以上，超过4%的监管标准。

实际上，中信银行虽为中国第二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但与其他股份制银行相比，股权结构比较特殊，一直以来，中信银行就由中信集团全资控股，有浓重的“家族银行”色彩。而就在市场对中信银行在IPO上市前，如何引入战略投资者热议之时，中信集团在香港主板上市的全资子公司——中信国金却作为战略投资者，从中信集团收购了中信银行19.99%的股份。这在表面上看是丰富了中信银行的股权结构，却难免“左口袋倒右口袋”的关联交易之嫌。

而中信国金公告显示，中信集团将保证中信国金持有的中信银行股本权益不低于15%，且保证外资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在其之下。中信银行行长陈小宪也曾表示，如果不考虑增资扩股的因素，中信银行出售给战略投资者的股权比例将控制在5%～10%左右。这样的股权出让比例，不仅很难满足有实力的外资机构的胃口，也加重了外界对于中信集团整体“保守”的印象。

而常振明参与建行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的全过程，建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引资上市的先行者，在理念上和实际操作方式上，都较旧体制有重要创新和突破。常在建行所取得的经验，理应有助于中信银行在引资上市的过程中拓宽思路，加快进程。

回归“老东家”的常振明，要应对的挑战显然不只中信银行上市这么简单。按中信集团近日表述，中信集团的目标是建成“金融主业突出、非金融业务优势明显、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

中信集团的金融业务门类齐全，金融资产占总资产近90%，但王军就曾对外界表示：“中信的特点是，旗下金融子公司中除了中信证券在证券公司中资本金属第二位，其他在各自行业中实力都比较弱，形成不了规模，但中信的金融子公司门类特别齐全，结合在一起就不一样了，可以发挥更大的优势。”这几年中信集团旗下的金融业务虽然开始发挥协同效应，但基于金融控股优势开发出来的新产品十分有限，也远没有达到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的目的。

此外，中信集团作为具有较大规模的国际化大型跨国企业集团，目前拥有44家子公司（银行）。其中包括设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等地的子公司;公司还在东京、纽约、鹿特丹设立了代表处。除金融业务外，中信集团还涉足信息产业、基础设施、贸易、文化产业等几乎所有领域。然而，这个中信集团，又显得极其神秘，外界对其状况知之甚少，无论是王军还是公司其他高层都很少在媒体露面。

就是这样一个在国内外都极具品牌优势的跨国集团，记者在其网站上看到，“截至2004年底，中信公司的总资产为7014.11亿元;当年净利润为17.82亿元”。到目前为止，中信集团没有公布其2005年的主要财务指标。今年4月，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将中信银行的展望从负面调高至稳定，确认中信集团的Baa2/D评级和负面展望。穆迪认为，由于中信集团本身通过大量举债及返还中信银行的股息来对中信银行进行财务重组，其自身的财务状况也很可能因此被削弱，所以中信集团的评级展望被确认为负面。

王军也曾对外界表示，“中信的管理体制要发生深刻变化”，而且信息化改造也是传统企业面临的迫切问题。而常振明在今年年初就被评为“最具远见信息化管理领导者”。

“中信集团不是一家股份制的公司，没有对外披露财务信息的义务，外界也很难了解其真实的财务状况。大家都知道的是，以前中信下属公司的发展，都是由集团借债去发展。债务的责任都在集团。破产、亏损都由集团承担。而且中信集团内部几十家子公司，盘根错节，其复杂程度远非外人可以了解。而其未来的改革发展，也只有知根知底、关系深厚者才能掌控。”中信集团内部那位接近高层人士对记者说。

如此看来，常振明几乎是唯一人选。而常在建行这样一家超过1.3万个分支机构，数十万员工的大型国企两年的历练，无疑更是增加了他回归中信后掌握全局的“功力”。刚刚接任中信集团董事长一职的孔丹已经年届60，而常振明今年刚刚50岁。

高层对调 见怪不怪

接替常振明的张建国今年52岁，都是在2004年走上中国大型银行行长之职，张于2004年6月从当时交行排名第四的副行长一跃成为交行行长。并且跟常振明一样，张建国在随后交行的股改与上市中立下汗马功劳。交行去年6月作为第一家实现海外上市的内地银行，成功在香港筹资140多亿港元。时至今日，交行股价已经较招股价上涨了约75%。截至2005年底，交通银行实现净利润92.49亿元，为上年同期的4.76倍。作为总部在上海浦东的唯一一家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交行在综合经营试点领域，除已成立合资基金公司外，合资证券、保险等牌照也在积极争取中。

交行公告中称，对张建国“请辞深表不舍”，而董事会“就张建国先生在任职期间为交通银行改革发展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深表谢意”。

在进入交行前，张建国在工商银行工作，组织推动设立了工行多个海外分行与代表处，牵头负责友联银行的收购与重组。

据悉，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董事长和行长的安排，央行、财政部和银监会都有一定的建议权，但最终人选还是由中组部决定。国有商业银行董事长、行长的候选人从程序看，是汇金公司作为大股东参与提名、中组部任命。

“这变动对我们、对市场，都是彻头彻尾的意外，我们估计，对于今早我们接触的许多该行的高级管理人员都是如此。”美林在得知常振明辞职的消息后，发出这样的市场报告。以前建行向外传递的信息是，将来的董事长是组织任命，但行长则为纯粹的银行家。报告还称，虽然常振明辞职令该行及市场感到意外，并对该股造成负面情绪，但有别于近期内地大型银行管理层辞任是由于丑闻所致，今次辞任是由政府所驱使，故认为这属正面消息。该行认为建行其基调仍然稳健，而高层变动在内地亦属普遍，故维持“中性”评级。报告认为，常氏拥有丰富的银行经验及很强的政策执行能力，故他的辞任有可能削弱建行高层管理。

“建行和交行已经上市，无论是在国内银行市场，还是国际资本市场上，两者都是竞争关系。我们向国际投资者推介的时候也会强调这些银行间的不同，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战略。其实国际机构投资者用大笔资金购买中资银行的股票，很大程度上就是买管理层。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你现在买的一家中资银行的高管，也许就会成为另一家竞争对手的高管人选。目前，国内各银行间同质化竞争已经很严重，这样高层的互换，对各家银行长远的发展而言，目前看不到有什么正面作用。”某投资银行家对记者说，脸上挂着无奈的微笑。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银行家互相跳槽也是常有现象，但都会有相应的“隔离期”，会遵守“竞业禁止”、回避“利益冲突”的原则。但这一次竞争对手间的人事调换，在一周内全部完成，立马上岗。

实际上，那些投资者在愿意以相对高价购买中资银行股票的时候，对于这种国企高管的人事任免制度就应该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这与两年前，中国三家电信巨头的高管对调就如出一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精明的市场力量会否将此因素，在即将去海外IPO的工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等中资企业身上折算成一种更高的风险溢价？仍需拭目以待。■ 中信集团金融人事常振明建行亚洲建行企业中信公司中信投资张建国银行上市中信银行中信控股更迭高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