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亿元非法集资案的主角们

（文 / 朱文轶）

泉港，被传递和煽动的狂热

刘成山连那个卷走他和他的家族全部家产的人面都没见过，他都弄不太清那个人的名字。在他看来，他是个卑微的小角色，那个人是高高在上的大老板，这个大人物还是泉港区所有和自己一样抱着发财幻想的小角色们的财神——他自己挣大钱，顺便让泉港区的穷人尝点小甜头。刘成山把全家族六七十万元的钱存在闽林集团的时候，觉得跟交给银行没什么两样。

刘成山的钱来得不容易。除了他自己刚刚从政府手里拿到的3万块征地补偿款，大部分都是全家人东拼西凑起来的。他奶奶改嫁后的男人去了台湾，今年从台湾回来带回了一笔钱。他的弟弟是在当地做苦力开山挖石的，前年因意外事故被石头砸死了，弟媳也是讨了两年才从私人老板手里讨到了3.5万块的“命钱”。他堂哥的舅舅做会头组织了一个标会，凑到了30万元的标钱。

4月3日，刘成山接到来自闽林集团的一个电话，向来和气的女业务员告诉他，公司有内部消息，利息又将继续上涨，由过去的2到3分，提高到4.5分。这意味着存1万块钱可以每月比过去多提取出300块左右的利息。

他说服全家人加入他的财富之旅。说服过程不是太困难。对刘成山一家人来说，他们只不过是搭上了一趟发财的末班车。“林凤良13年前在南蒲镇槐山村创业就开始弄‘基金会’，高息揽储，先是本村人在他那里存钱，林凤良一直信守承诺，从来没有人在他那里拿不到利息，十几年间也从来没听说过泉港区发生过针对他的挤兑风暴。消息开始传开，大家都说那里利息高，邻近的一些村子都往他那儿存了，以槐山村为中心逐渐向外围扩散，泉州甚至泉州市外的人也都过来找闽林集团存钱。我自己也是听槐山村的亲戚告诉后才知道有这么个人和这么个公司的。”刘成山说。在他之前，无数人已经替他们下水试了深浅，验证了一条万无一失的财路。实在没有理由拒绝它。更何况，刘成山说，他把钱存进去的时候还一直认为自己太多的观望等待已经浪费了太多的真金白银。

刘成山不知道，4月3日，所有闽林集团的“新老客户”都接到了同样的传达内部消息的电话。他们和刘成山一样，到泉港市中心闽林集团17层大楼的16层办了续存手续，或者信任地又交给了业务员一笔数额不小的存款。4天后的4月7日，闽林集团毫无预兆地轰然倒坍了。

南蒲镇凤翔村民王通富说，林凤良老家南蒲镇和最邻近的界山镇十家有九家把钱存在了闽林集团。一般很贫穷的一个自然村，涉及的存款都有一两百万。泉港区共七个镇，每个镇有十几到二十个村，每个村又有几十个自然村。30万人的上亿元资金一夜之间蒸发了。

林凤良其人，资金链为何一夜崩盘？

要是按以往十几年的惯例，闽林集团每个月的10日到15日结账，向存款户支付月息。刘成山们应该在这几天内到闽林大厦的16层领取几乎是他们一个月全部生活来源的利息。

4月7日这一天，十几年来的契约荡然无存。当然，闽林集团对农民们的承诺本身也只是一种“君子协定”。闽林集团发给刘成山们的唯一凭证就是一张“借条”。在一个简单的白条上记载着:出借人刘成山，借款人林凤良，年利率2.81%～3.6%，“担保单位”盖着闽林集团“泉港闽林石材有限公司”的印章。前面看起来似乎是个人借款，备注栏却以公司名义写了一句话:“现公司规定3个月利率为2.3%～3.1%，6个月为2.5%～3.3%，1年为2.8%～3.6%，这种有利润分红的存款，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一些像刘成山和王通富这样持着“小富则安”想法的人，每个月都支一些钱出来，多少还挽回了点损失。刘成山说，有些人不急着花钱，又想靠这个挣大钱，就打算“利滚利”，一次性提取，结果在这个万劫不复的大崩溃中倾家荡产。

4月8日到闽林集团抢东西的狂热和此前到那里存钱的狂热不相上下。人们把大楼总部围得水泄不通，泉港是个小地方，上万人聚集在泉港区大圆盘东北侧的角落里引起了震动。那天得知消息从泉州赶到泉港区维持秩序的泉州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陈允昌说:“但人们发现大厦里空空如也，根本没什么可抢。”刘成山的老婆也加入了这个行列，电梯停了，她气喘吁吁地冲上16楼才争到了两个沙发垫子带回家。

在过去闽林大厦所占据的这个十字路口也颇不寻常。当时为了修通从林凤良的老家界山镇槐山村惠窑自然村到该集团总部的道路而专门开辟。闽林大厦所在的泉港区大圆盘是泉港实际上的市中心，它的不远处就是泉港区政府所在。沿着这条“南山路”走，你会从泉港贫穷的槐山村走到这栋被称为“泉港第一高楼”的闽林大厦。在闽林集团倒闭前，林凤良发迹史的一部分简单得就像从“南山路”的南边往北边走，从贫穷往富有走，从系统上的一个小齿轮往系统的中心走。

这条路上，林凤良经过了南蒲镇、界山镇、前黄镇。这些镇的农民后来都成了林凤良财富的基石。同样做石材生意起家的刘治国说，49岁的林凤良从孩子时起就当石匠，业务多了，便打算开办石头加工厂。由于资金短缺，他想到集资。为了让别人相信他的实力，他注册兴办了闽林石材有限公司、闽林房地产有限公司。“成立公司后，林凤良开始雇用上百名业务员负责集资宣传。实际上是一手搞‘实业’一手搞‘金融’。”

刘治国说，林凤良起家时还有一个合作伙伴，是他的同村人，但是两年前两人的合作崩了，不欢而散，这个人带走了一笔资金和人员，到惠安办厂，另起炉灶。林凤良在发家的十几年里却一直没有亏待过到他那儿存款的人。王富通说，大家一直觉得林凤良“为人忠厚老实”。“每年中秋，他会让业务员给每个在他那里存钱的村民送两盒月饼，你要在那里存款超过10万元，他过年会让公司的人到你家里拜年。”“有回我去存钱，难得见过林凤良一面，他很诚恳地对在那里办存款的人说，‘在我这里存钱，只会让你们多挣钱。放心。你们的这些可怜钱，我一定不会刨的’，我们都觉得林老板特实在。”

两年前，林凤良和合伙人一拍两散的原因不得而知。但两年前，林凤良和他的集团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两年前，象征林凤良事业高峰的闽林大厦建成。两年前，林凤良真正走到了这个系统的中心，他当上了区政协委员，还兼任区石材同业公会名誉会长。两年前，林凤良开始继续增仓，更大规模地高息揽储。“真正的高利息就是从2004年开始的，以前一直只有2 ～3分利，也就和一般民间标会的利息差不多。从2004年起，闽林集团的利息就一路上涨。因为之前十几年的诚信，它吸纳的存款也急剧上涨。”刘治国回忆。

两年前，林凤良终于走到这个城市心脏地带的时候，他结识了一个影响他命运的重要人物:2003年初，经泉港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刚刚补选为该区区长的陈国强。“作为新兴工业区，泉港区这几年在全面推进基础设施和城市配套的建设，工程量和投资额都极其惊人。在泉港约40平方公里可用面积上，在建投资额超千万元的工业项目有46个，其中超亿元的工业项目有9个。”知情人说，这些钱和这些项目的权力攥在区长陈国强的手中。

“林凤良显然找到了比石材业更大的生意。今年泉港区一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被称为‘沿海大通道’的从南安到莆田高速，有两个标段都被林凤良拿下。”

这个更大的资本游戏林凤良没有玩过，但规则一样，林凤良要圈进更多的钱，就要带更多的人一起来玩这个游戏。他加大了诱惑，并见效了。“他增加存款利息。并给存款人信心，他告诉他们，他拿下了泉港几个亿的工程，不光如此，还拿下了厦门市政府合计造价6.5亿元的三个市政工程。”刘治国说，“他还经常对人讲，陈区长就是他兄弟。”

正是这条源源不断的资金链的枢纽出了问题。2006年3月，福建省纪委以涉嫌受贿对泉港区区长陈国强“双规”。“林凤良在得知陈国强被双规的消息后准备了一个月外逃，于6月被抓捕。”福建省检察院官员陈雷接受采访时说:“泉州市人民检察院给泉州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关于报请许可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陈国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报告》，指出陈国强任泉港区区长期间，利用工程审批、土地征用等机会，多次收取贿赂。5月31日的泉州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了报告。关于林凤良和陈国强案件的案情，中纪委和省纪委组成了调查组正在调查中。”

贫穷的“食利阶层”

在这个人口只有几十万的小城市里，一个令人吃惊的、高效的发展计划正在进行。10年前，泉港区还是泉州市最贫瘠荒芜的乡村。这个位于湄州湾南岸、既是泉州和莆田的“临界点”，又是闽南和闽北中心点的沿海小城在1996迎来了机遇。这一年它成立开发区，并把未来的目标确定为一个“大项目—产业链—产业群—产业基地”的石化港口新城。

“平地建城”意味着，大量项目涌入，现有项目需要扩展——除了给林凤良和陈国强们机会，也给泉港人很多意外。

50年代出生在泉港后龙上西村的陈兴明现在是一个拥有8艘油轮的大老板，而几十年前他还是海边渔村一个摇橹的伙计。“当时泉港的人除了讨海捕鱼的，就是在滩涂上种海带，我当时是在一条小舢板摇橹，到处找活干。1988年，福建炼油厂开始在这里征地，当时我家里刚好有一块种海带的滩涂被征到了，而这里也开始建码头造海港。”

陈兴明拿出征地补偿款买了一条小交通艇，再把船出租，从小业务开始做。后来福建有史以来最大投资项目——福建炼化一体化项目在泉港开工建设，炼油厂投产，各类船舶到港卸油，陈兴明盯上了为这些船提供水、油、食品的活，办起船务公司，替进港船舶申办报关手续赚取代理费，把业务做大。

绝大部分人没有陈兴明的头脑和运气。他们拿着征地款却无所事事，没有土地，他们没有一技之长，几乎失去了固定的收入来源。“和其他地方的农民相比，他们一下子拿了几万块，但这种‘富裕’却很不寻常。”王通富说。

这些离开土地的农民们，成了泉港繁荣的一个代价。新兴的工业无法吸纳这些没有技术的农民，从其他地方蜂拥而至的外来打工移民在很大程度上又抢了他们不少的就业机会。刘成山说:“泉港很多鞋厂、纺织厂，但只招收年轻工人，最好是外地来的熟练工。他们可不愿意把钱花在培训我们这些老人身上。”刘成山也才40出头。他们的身份由农民一跃成为一个发达沿海城市的居民，却也成了陡然的城市化中被边缘化的人。

他们中有很多人继续打征地款的主意。“泉州市泉港区的拆迁自建区以来从未间断。投资300亿元的福建炼化一体化项目和投资150亿元的国电南埔火电厂的征地、拆迁、安置工作刚刚顺利完成，新的拆迁就又开始了。”刘治国说，如果算上“沿海大通道”泉港段，三个重点项目的拆迁就涉及近50个村，要动迁3000多户，1万多人，“仅炼化一体化项目，政府支付的补偿款将超过预计的3.35亿元”。

没有土地和工作的泉港农民很多想在这轮城市化的身份置换中捞一笔。刘治国说，前期拆迁后留下的旧建筑材料免费或廉价流入周边村，搭盖简易房的建材可以很方便地买到，泉港区许多镇都开始“抢建”住房，多报征地补偿款。“从去年2月底到6月初，沿海大通道动工前，泉港区发生的违法抢建民宅达到近千宗，面积达10万平方米以上。这些‘抢建’的‘地下无桩、墙内无钢、砖内无浆、房屋无窗’的房子，每平方米最高造价不超过150元，而政府的赔偿最少要在每平方米400元。有的村全村都在搞，泉港施厝村有200多户都参加了。”

“仅仅那一轮‘抢建’风，泉港政府就要为此多买单上千万元。”刘治国说。但拿到这笔钱的农民们，没有投资渠道，他们唯一信赖的方式，就是把钱放在银行吃利息。他们成了贫穷的“食利者”。但对于发财心切的人们来说，银行的利息太低了。

林凤良给了他们希望。林凤良十分清楚，如果每个和他有关系的人都因他而赚到钱分到了好处，他就能控制这些人。那些拆迁款，从政府的口袋漏进农民的口袋，最终进了林凤良的腰包。

“标会”的一个新出口

林凤良非法集资案所引发的更让人担忧的危机，是民间“标会”的断链，这会导致泉港区所有民间信用关系的全部崩溃。

在林凤良的非法集资款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标会”——另一种民间集资形式。刘成山堂哥的舅舅刘秉良存的那30万元就是如此。

在福建，“标会”是最富地方特点和群众基础的民间互助筹资方式，意为“轮转储蓄与信贷协会”，它通常建立在亲情、友情等血缘、地缘关系上。刘秉良说，一个11人的万元标会是这样运行的:由发起人（会头）邀请10个亲友（会脚）参加，约定每人每月拿出1000元会钱“做会”，第一个月，总计1万元的会钱举行竞标，如果一个会脚出的利息（也称标金）最高（如300元），则当期的总会款1万元交给该会脚。这就相当于中标者用100元的小钱换来了其他“会脚”的900元的大钱。但是该会脚在以后的每个月都要缴纳1300元的会钱，而到第二个月，总会款成了1.03万元，以此类推，直到标会结束。没有竞标的会脚就赚取他人竞标时出的利息，越往后收益越高，最后一个“会脚”不用支付利息，却得到了前面所有“会脚”支付的利息，只赚不赔，因为9个月都按期交纳“会子钱”得到回报，一次性拿回900元并得到其他“会脚”支付的利息270元，相当于零存整取，月利率相当是3.33%，比银行利率要高出很多。

曾经被抽调到“清标办”工作多年的石狮市人民法院执行庭法官张风华回忆几年前“清标”经历:“我们让会头开票，把欠会脚的和被别人欠的一笔一笔列出来，然后再核对抵扣。但是很多原始记账凭证都没有，有的随手写在香烟盒或废纸上，根本就是糊涂账，相当复杂，只能搞清楚个大概。很多标会和高利贷交织在一起，性质也发生了变化。”

从“技术层面”来说，“标会”是一种复杂的现金运作方式。刺激它的同样是高利率。刘秉良说，他的30万元就是因为不断有小标会加入而形成的。“作为标会的会头往往不甘于互助筹资，他们希望钱能生更多的钱，因此在会脚们的默许下，会头会找利率更高的会把钱放进去。”这样，“标会”本身形成了盘根错节、大会套小会的复杂的资金链条，钱从百元会流向千元会，千元会流向万元会，万元会流向十万元会。

“如果只做月会，还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因为钱不是很多，后来慢慢变成日会。”刘秉良说，开会的周期大幅缩短，从开始的月会逐步变成半月会、周会、日会甚至一天就要开几次会，竞标的价格也水涨船高，往往一个几十天的会期下来，投进去二三十万元就能赚回四五万元的利息，这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向了标会。

更失控的情况是，这些标会资金成为地下赌场的放贷工具。检察官陈雷说，2004年著名的福安标会倒会，就是因为资金进入赌场后出现了亏空，福安标会第二大会头李住到公安机关自首，瞬间引发了标会的崩盘，全市几百个标会多米诺骨牌倒塌，很多会头和中标会脚趁乱卷款潜逃，让成千上万的会脚损失惨重，有80%的家庭受到影响。涉及总金额约25亿元。

相比较赌场，拥有企业实体和官员后台支持的林凤良，显得安全、可靠，对那些蠢蠢欲动的民间资金更有说服力。“再加上前两年，对标会和赌场的整顿，林凤良那里成为地下标会资金所看好的新出口。”一系列复杂资金链条都指向正蒸蒸日上的闽林集团，林凤良成了泉港区的大庄家。■ 主角非法泉州亿元集资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