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的长江源考察

（文 / 蔡伟）

( 傍晚，沱沱河唐古拉乡13岁的牧民才仁彭措结束了一天的放牧生活 )

“虽然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发源地，但在改革开放前，青海省内是没有人提‘三江源’这个词的。”魏兴国说，“那时候人们脑子里只有‘江河源’的概念。‘江’就是长江，‘河’就是黄河，至于澜沧江源头到底在哪里又是怎样，省内还少有人关注过。”魏兴国和三江源的缘分源于他的从业经历。他的老家本在内地湖北房县，跟着曾是军人的父亲，很小时候魏兴国便定居在青海黄南州的贵南县，黄河上的龙羊峡水库就在那里。1981年，25岁的中学教师魏兴国从青海教育学院毕业后进《青海日报》，在黄南州当常驻记者，跑农牧口。这让他有机会跑遍黄南乃至青海几乎所有地方，用他的话说，“对三江源的了解和感情，就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中跑出来了”。

早在80年代，魏兴国就曾多次进入过黄河源，他依稀记得第一次是在1981年。不过那时他笔下还没有开始关注三江源的生态保护，“作为新闻记者，我们当时无非就是写写江河源的风光”。在采访过程中逐渐了解玛多县一些湖泊开始干涸，魏兴国说，那时黄河上游还没有出现今天的断流现象，自己的自然地理知识也不多，直到后来黄河源区时常出现干旱，他才开始关注三江源区的生态变化。

从玛多前往黄河源的几百公里，黄河变得迂回纤细而绵长，魏兴国说，只要进入这地方，就要数百次地过黄河。那时玛多县的干旱和达日县的黑土滩已经开始成为灾害，在整个黄河源区泛滥的鼠害直接导致草原荒漠化。黄河源的多次探访让魏兴国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产生了进长江源的念头，但无论从哪个方面，这想法实现的困难却远非进入黄河源所能相比。

“黄河源头好进，长江不好进啊。通信设施没有，电台没有。”魏兴国说，长江源在地理环境上困难得多，需要筹措的高额费用和装备获得更是极为不易。机遇的创造来自曾参加长江漂流、后来又大力呼吁保护可可西里的四川人杨欣。魏兴国说，杨欣当时找到青海省管农口的副会长史国叔，呼吁保护长江源和可可西里，史国叔马上想到了同样有志于此的魏兴国，“他就把我找去了，跟我说，你也爱好生态保护这个事业啊”。受杨欣的鼓舞，魏兴国当即接受了史国叔的建议，开始打报告申请考察长江源。魏兴国把长江源的探险策划命名为“西部景观追摄工程”，他在这份计划中把三江源划分成19个区域，计划用3到4年的时间“全面、系统、翔实地进行调研……”用文字、摄影、摄像来展现长江、黄河、澜沧江及可可西里在青海境内的生态和人文景观。长江源的考察和拍摄，便列在了他不断膨胀计划的第一步。

此后两年魏兴国等人开始奔走于省委、省政府领导之间寻找理解和支持。幸运的是当时的省领导对此非常支持，省委书记通过海南州财政给考察组申请了10万元经费，还有一辆只跑了1万多公里的北京212吉普。终于在1995年8月1日，魏兴国、朱先家、郭志伟和一个藏族司机开着这辆吉普，拉了价值40多万元的摄像、摄影器材和几桶汽油，从共和县出发，开始向长江源头挺进。

直到后来他才意识到，这真是一个大胆鲁莽的行为。经过格尔木抵达位于唐古拉山口北的雁石坪后，最差的公路也在当地一个水晶矿附近结束了。8月虽然是高原最好的季节，但夏天的无人区却布满网状的河流，“一天十几次的雨，大地一片汪洋！”魏兴国一行只能折回西藏，在雨量变少后重新折回长江源。“当时我们在工区养路段找到一个人，给了他1000块钱，雇用他的卡车做我们的牵引车，然后找到他的弟弟给我们当向导。”然而这个向导并没有发挥多少作用，好在魏兴国他们的藏族司机非常厉害。最终当他们在海拔4500多米的长江源无人区实在无法前进时，距离格拉丹东雪峰的姜根迪如冰川大约只有三四十公里了。

这也许是永远的遗憾。魏兴国意识到他们已经快抵达江源了，但这最后的距离却只能绕着大小河流迂回。魏兴国记得出发前玉树州书记曾告诉他，千万不要把车陷到沼泽里，否则人就出不来了。但是每天几公里甚至几百米的行程中，每一步都面临危险和不可预测的结果。“……有一次河水涨了（没路），朱先家把自己用绳子绑住，另一头绑在吉普车上下河探路。两个摄影记者先后都拉着过去了，我当时已经喘不过气来了，没法制止他们。”

魏兴国说，同为藏族的朱先家原来是国家登山队的，身体很棒。作为探险组组长的魏兴国有时试图阻止两位摄影记者的“冒险”行为，但是他们在长江源的美景前经常忘记了危险。“他们跟我说，你是搞文字的，根本理解不了我们的心情。”强烈的高原反应其实折磨着每一个队员。如果轮胎坏了，换上备胎可能都会透支体力。“而且非常奇怪，可能在4500米一点问题没有，但是4600、4700米就完全不行了。”“最难受的时候我只能躺在帐篷里的气垫上，钻进睡袋，盖上大衣，尽量保持一种平静的状态。”

长江源的确是动物的天堂，除藏羚羊，几乎所有高原动物经常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考察队眼里。虽然考察队携带有冲锋枪和手枪，但魏兴国说，这些武器只是为了保护人身安全和昂贵考察装备而特别携带的。“我们在考察过程中也打过一些兔子。那时候我们的原则是兔子可以打，为的是改善伙食。但有一天非常奇特，硕大的一个兔子，我们两把手枪在很近的距离，开了五六枪都没有打到，这兔子也不跑，还立起来了。从那天开始，我下命令任何动物不能打。”

魏兴国说，1995年的可可西里，想猎杀动物实在是非常容易。除了枪支，最简单的办法是晚上打开车灯直接用车撞。“野驴下山喝水都是一群一群的，一群最少一两百只，一晚上有时候碰到十几群。”而最壮观的景象则是一群野牦牛，按照魏兴国形容，它们排列整齐地下山，就像一支军队那样庞大而整齐。这与早于他们10年前往长江源的尧茂书的描述非常吻合。1985年6月18日，尧茂书乘马骑牛一路前往沱沱河上游的雀莫错，下午17时，也曾经遭遇数百头受惊的野驴。“我们当时见到的野生动物多极了，狼也是成群结队的。你去过扎陵湖和鄂陵湖，那里的狐狸其实不是太漂亮，长江源头的狐狸才是最好看的。比如我看到的火狐，身上五颜六色，在阳光下美丽极了。当时有个队员就想打那只狐狸，我赶紧制止了他。”

但是魏兴国能做的仅此而已，在可可西里，他无法制止一些不期而遇的人。魏兴国说，这些人开着吉普车和大卡车突然出现在无人区，人数从四五个、十几个到二十来人不等。许多人是挖金子的，挖不到金子，就开始盗猎野生动物。

无人区内碰上的唯一非盗猎人是一户游牧的藏民。这户人家夫妻俩人带着3个孩子，养着几十只牦牛和羊。他们靠牛羊为食，拾牛粪取火，过着最简单最单纯的生活，在长江源海拔5000多米的无人区已经生活很久了。让魏兴国遗憾的是，本该令人兴奋的相会却遇到交流上的困难:这户牧民由于长期与人隔绝，几乎很久没有与外人交流过，表达上有点困难。而考察队中虽然有两人都是藏族，魏兴国也懂一点安多语（安多指海南、黄南、果洛、海北州这一带地区），但由于藏区各地语言存在很大差异，魏兴国说，考察队的两个正宗藏族人就是和人家交流不起来，最终也只能是比比划划，似懂非懂。

北京吉普的油支撑不了很久，返回的路程也更为艰险。有一天吉普车走了一天，却发现又绕回原地。魏兴国说，出来后大家才知道其实已经距离青藏公路不远了。魏兴国提议派个人去找牧民点。善于辨别方向、野外生存能力强的朱先家再次打头阵，找到牧民，花钱赶来牦牛，把吉普车拖出了无人区。“当时我和郭志伟都没有打算能出来。在无人区如果没有汽油和食物，三天内不要说饿死，冻也冻死了。”

魏兴国说，在当年，可可西里和三江源图片和录像非常罕见和珍贵。朱先家后来出了几本摄影画册，郭志伟在长江源拍摄的一部纪录片在全国获得了大奖。但绝大多数摄影摄像资料，包括魏兴国的文字笔记，至今仍躺在三人的家中。青海财政最后努力向考察队提供了两三万元后期制作经费，魏兴国说，这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 长江源考察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