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云调查:被矿难剖开的矿工阶层

（文 / 葛维樱）

( 矿难频仍，每次都是血的代价。图为2005年12月28日，在山西省左云县店湾镇范家寺煤矿发生的一起透水事故，等待矿友消息的矿工悲痛万分 )

黄宝地和底层

矿难发生后，蜿蜒在山沟里的新井矿工村出现大片空房。一间房10平方米左右，地上用砖头隔出4个铺位，垫着烂棉絮，这是最底层矿工的集体宿舍。他们一个月收入在1500元左右，但因为家庭负担重或者工龄短，还没挣到多少钱。事故发生两三天后，这些矿工迅速拿到工资被遣散，回家或寻找生计去了。3000名矿工及家属只剩下不到1000人。“走的矿工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黄宝地笑着说。

黄宝地没有走。“现在留下的人，是因为自己的车被水困在井下，等着政府赔钱的。”车，是矿工能够投入的最小单位的成本。矿工干一两年以后，都会攒出1万块钱买一辆机动三轮车，“除了自己干活，我还雇人给我拉车，一车煤18块钱，车工11块，车主7块”。矿工们像农民对待牲口一样充满温情地谈起自家的车。“我的车当然是换好胎，不停点的跑，比人还累。”黄宝地说,“我逃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想着车在里面，要能捞上来我还要。”已经当了7年矿工的黄宝地不仅有车，还是“带班”——手下管6个人，矿工中最小的头目。“带班”不需要成本，和矿工一起干活，上下井人数清点好，活计安排好，把矿工们在井下发现的问题反映给小包工头，比矿工一个月多拿100块钱。像黄宝地这样生活在底层矿工之上的第二层人，在新井煤矿大概有500名左右。

黄宝地一个月的收入约3000元，10平方米的家只住着他一人。第二层矿工大多将家属带来矿上，因此独门独户。但是和矿工村里所有的房子一样，没有玻璃窗户。“房子小，要亮把门打开就行了，窗户没有用。”这样的家庭账本大致相似:“房租70块一个月，煤180块一吨，水1块钱一挑（相当于饮水机一桶水），手套、工具、衣服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买的。夫妻俩带着一个孩子要生活，还有上矿工小学的两个孩子一个月交200块钱生活费。机动三轮车要修要吃油。一个月能净落1000块钱。”没有成家的黄宝地一个月能攒2000块，但从来没给父母寄过，大难不死的经历也没有告诉他们。“这钱我给自己养老了，以后治病也全靠它。”和被埋在700米的井下能得到一次性赔偿的矿难相比，黄宝地们更惧怕未来某天降临的肺癌，沿矿区一带处处可见刷在土墙上的广告——“专治肺病”。

挣扎而出的小包工头洪强

洪强说自己真够险的。“我带着的人上的是白班，晚上就出事了。白天我们已经知道打出水了，但还是小水流，我和别的小包工头都去矿上反映，有的矿工还把消息私下传播开了，可是那个矿主的妹夫一句话让我们下井，谁敢不听？”

买车的愿望达成以后，矿工们再上一层的目标就是洪强这样的小包工头,“给中包工头交5万元就行”。2000年煤炭价格上涨刺激了小煤窑向更深层开采，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矿工和小包工头。干了2年矿工的洪强借了些钱，凑齐5万块，在第8层承包起一个30人的小组，一年能挣到七八万元。洪强隔几天下一次矿井，除了核算产量计工资，矿工在生产中发现的问题，比如支架不稳、炸药不够，都由他核实并反映给矿主雇用的管理人员。矿工们都叫他“洪强”，开玩笑时才叫“老板”,“小包和中包有协议，死了伤了，小包也赔钱，就是少赔些。但是和家属联系、安葬、包来回车票都是我的事”。做了几年小包，洪强攒的钱还不够做中包。新井矿难让他对于未来有些犹豫，“我交的钱也拿回来了。想回家做点生意，也许再找个矿”。

“把我的本本抄去了，你们要是把旧车报成新车，我就是诈骗罪！”洪强晃着身份证对矿工们说。不仅是矿工和矿主的联系，这次矿难发生后，矿工和政府的沟通、索赔也靠小包工头来完成。洪强看上去只有20多岁，处理事情却很干练。他一边解释着政府关于赔偿的措施，强调着“要是骗人家，咱们这个队一分钱也拿不到”，一边替矿工鸣不平，“你家的车子也挺新，没办法了”。但是办起事情来毫不含糊。在新井矿等待赔偿车款的有不少小包工头，洪强是第一个拿到钱的。他急匆匆又小心翼翼地双手捏着厚厚一沓人民币，走向欢呼的矿工。被围在中间分钱的时候，洪强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被通缉前的矿工楷模王老五

王老五是新井煤矿的一个中包工头，他的地位也是一个矿工能够达到的顶点。矿主李付元和矿长张胜胜因为瞒报被刑拘的时候，王老五还在矿工家里吃面条。一切正常。没人能预料，记者在采访他之后发稿时，他已经变成了在逃的重要抓捕对象。

王老五与矿工最明显的区别有三点:一，他面色黑里透红，眼睛发亮;二，他去过14公里外的云冈石窟;三，他每年收入在20万～30万元。尽管听起来很不错，他的真名却很少有人知道，矿工们当面笑着叫他“王老板”，背地斜着眼睛叫“王老五”。“1992年我18岁从四川眉山来新井煤矿的时候，它就是张家场乡办的小煤窑。一个月能挣七八百。那时候新井还只能在第4层矿面采煤，三个人用斗拉煤，一斗一个人分一块钱。我一天能拉二三十斗。”王老五的收入让种植土豆为生的家乡人羡慕,“我过年回家，不少人要跟我走。那几年来我家说亲的简直踏破了门槛。”王老五是村里第一个矿工，也娶到了村里最漂亮的姑娘。

王老五的成功模式是所有矿工的梦想。王老五先成为“带班”，然后慢慢积累本钱,“只有下本钱才能挣大钱。我当时的计划是，先攒到5000块钱买头骡子拉煤，再攒到5万块钱，当个小包工头”。1997年王老五如愿以偿当上了小包工头。2000年煤炭价格上涨，王老五也迎来了事业的春天，在新井煤矿用15万元承包了矿井的第8层矿，成了中包工头。“我老婆说，今年挣不够50万元不让我回家过年。我看够呛了。”王老五笑呵呵地抽着“云烟”。

矿主是煤矿最大的资本家，而矿长则是参股的合伙人。王老五说,“李付元是从乡上直接承包的矿。他请张胜胜来当矿长，主管生产。管理人员都是他们的亲戚，乡上领导和他们关系密切”。事故调查组5月26日的报告和王老五的说法相互印证，大约在5月19日凌晨2时至3时左右，张家场乡党委书记常锐、乡长刘永鑫、乡人大主席团主席王永祥和副主席陈喜庆等，就已经知道井下被困矿工的大概人数，但仍帮助瞒报。常锐还安排乡武装部部长组织转移被困矿工家属。5月19日6时，包工头兰仁伙雇用5辆面包车，常锐给了兰仁伙5万元现金，让其组织转移6户27名矿工家属。“而且王永祥是李付元的亲哥哥。我前几天还和他俩喝过酒。”矿工出身的王老五对于自己和老板的交情感到自豪。

“李付元手下有12个包工头，我算是比较小的。被抓起来的兰仁伙、郭永奇和我差不多。”王老五所谓的“小”是指资本规模，“这一层出的煤，我一年能分红20万。最怕矿井出事的就是我们这种中包工头。砸死砸伤几个人，是哪一层的就归哪一层的中包赔偿，一赔就是10万20万。兰仁伙和郭永奇也和我一样，先交钱给李付元，合同里写的清楚‘乙方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任何人员、牲畜、车辆运输……等一切事故，伤亡全部由乙方负责承担，甲方不担负任何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矿主压制着我们，我们只好转嫁给矿工。”说起这些王老五变得有点忌讳，“我处理过的死伤太多了，当然这说的都是小事故，我们包工头也不容易，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了大事就全完了”。事故调查组仅透露王老五和瞒报有关，截至发稿，王老五尚在逃。■ 矿工阶层洪强矿难王老五煤炭左云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