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居延:千年城塞千年梦

（文 / 鲁伊）

一座座目睹过两千年前金戈铁马、狼烟奔突的烽燧，一个马可·波罗和无数西域商队曾驻扎休息的丝绸之路上的繁华重镇，几百年来，就这样悄无声息的被埋没在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河下游的荒漠中。

商业区的喧闹嘈杂和锱铢必较，被沙尘暴尖锐的呼啸声所代替;曾经抵万金的家书和文契，一场风后，飘摇在枯干的红柳枝头;风沙渐渐抹平了昔日纵横往复的水道和沟渠的棱角;红红绿绿、穿过孔的玉石或玛瑙珠子，散落在沙砾之中，仿佛在诉说它们的主人——那些在岁月中褪了色的如花美眷——的似水流年……

南起甘肃金塔县毛目，北至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苏泊淖尔南端，包括百余座汉代烽燧、13个从汉到元不同时期的城址、十余处庙宇佛塔以及至少6处大型墓葬区，宽60公里、长250公里的这片废墟，被考古学家统称为居延遗址。这一片偌大的“鬼城”，曾在民间化生出无数令人心驰神往的藏宝故事。上个世纪初，被辗转流传的藏宝故事吸引至此的西方探险家，没有挖到想象中的金银财宝，却打开了另一座宝库之门。

1908年到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在黑城一座墓塔中发掘出了2000卷西夏文书，300余幅“好的不能再好”的佛教绘画，以及大量西夏文和汉文残简。其中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令失传近千年的西夏文字重新得以被解读。

此前，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酒泉考察汉代边塞的时候，在北大河沿岸的汉代烽燧中发现了一批汉简。接下来，在他的第三次中亚探险中，又在黑城发掘出大量汉文古籍和西夏文书。

这两次发现，促成了1930年到1931年，中国、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对居延地区汉代烽燧的大规模发掘。负责此项工作的瑞典考古学家伯格曼，在30多个地点共发掘出上万枚汉简，光是破城子遗址，就出土了5200余枚。“居延汉简”自此名闻中外考古学界。

此后，1973年到197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破城子（甲渠侯官）、肩水金关、保格都甲渠第四燧等地又出土了近2万枚汉简，包括70多部完整的简册。加上1999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甲渠侯官第十六燧发掘出的百余枚新莽时期的汉简，居延汉简总数已逾3万枚，成为《史记》和《汉书》外，存世数量最多的汉代历史文献。

( 居延汉简 西夏铜印 )

除了这些名声显赫的汉简和文书，一件又一件保存精美的石器、青铜器、陶器、瓷器、壁画、首饰和织物，亦为我们勾勒出1000多年中这个地区的众生百态。

已经成为一门显学的居延考古，并没有把更多的好运带给这些稀世奇珍出土的地方。“年降水量30多毫米，蒸发量3000多毫米，每年少说二十来次沙尘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塔拉，提起居延遗址群所在的额济纳旗，其辞若有憾焉。一条从祁连山流来的细而浅的额济纳河，和它汇集而成的湖泊，就是生活在这片相当于3个海南省大小的土地上的人的命根子。然而，自80年代以来，中游截流的阴影，从来没有被完全驱散过，居延海的几度干涸，几度恢复，其中缘由，更是让人欲说还休，一言难尽。

后果，是大片的胡杨林干枯而死，缺乏灌溉的田地迅速沙化，干涸的湖底成了沙尘的源头。在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达来呼布镇，当地人见到从北京过去的客人，最常开的一个玩笑就是，“俺们可不敢随便打喷嚏——两天后顺着风沙就上首都了”。

绿城遗址外，塔拉指着沙地上有如车辙的痕迹说，这是以前引水灌溉的水渠，而两旁的戈壁，则是昔日的粮田。他说，2000多年来，居延地区的气候变化并没有以前想象得那么大。河流的改道以及由此引发的土壤沙化，是当年人口稠密、四通八达的城市最终弃绝荒漠的一个主要原因。

( 对额日古哈拉的遗址进行地面测量 )

站在这片即使现代交通工具如此发达，依然人迹罕至的弱水流沙之上，一个念头时时浮生:我们为什么要考古？难道只是为了验证古书中的记载是否真实？或是贪图那找到宝藏一刻的激动与快感？

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原因。

太久以来，我们习惯了那些混杂了选择、回避、沉默、断裂与空白的宏大历史叙事，忘记了所谓历史，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昨天。被大漠黄沙封存了的那些重新寻找回来的鲜活而未经篡改的记忆，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想想清楚，我们正在做些什么，以及，我们应该为我们的未来做些什么。■

遥望居延

“好多的沙子啊！”

丁晓波费力地将上身探向左前方的飞机舷窗，俯瞰脚下的地面。这位33岁、有些发福的工程师，塞在本来就不宽敞、又装着多台仪器的国产蜜蜂11型（MF-11）轻型飞机后座，显得十分局促。大风从为摄影机预留的探出口猛灌进来，让他一时间几乎睁不开眼睛。

眼前的景象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震撼——4月下旬的额济纳，胡杨树还没发芽，骆驼草也是一片灰黄，戈壁砾石中的那些大土包、小沙堆，深深浅浅、纵横来去的印痕，看得对考古学并不内行的他一头雾水。幸好，有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塔拉事先给出的经纬度坐标作为参照，让他知道，已经快接近目标了。

丁晓波坐回座位上，开始盯着面前的液晶显示屏，上面，一个移动的小飞机图标，正在慢慢接近一串绿色方框。虽然有风，飞机依然飞得很平稳。当小飞机图标几乎完美地沿着直线经过一个个绿色方框，方框立时转为黄色时，丁晓波兴奋地喊了出来:“好！”

学测绘出身、一直搞土地测量和地图绘制工作的丁晓波，从来没想过，有朝一日，自己居然会和考古打起了交道。有这种感觉的，或许还包括坐在他身前、正在驾驶飞机的张朝虎。这位退役了的歼6战斗机飞行员，执行任务时，曾经不知多少次飞过脚下的这片沙漠，但他第一次意识到，那些不起眼的“沙包子”，居然曾是几千年前的巍巍城池、煌煌庙宇。

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遥感考古中心、中测新图（北京）低空数码测绘有限公司（简称中测新图）和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共同合作的内蒙古居延遗址航测和考古调查工作，开始于4月8日。这是自有居延以来，第一次利用低空遥感技术，对这片国内最大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遗址群进行考古航拍。航拍照片结合地面调查的数据，将被用来制定居延遗址群保护规划。而第一次把低空数码测绘技术应用于考古的中测新图，也希望借此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中测新图是隶属于国家测绘局、专门负责遥感技术开发的一个子公司，丁晓波是研发部的项目经理。同时，他也是国家测绘局遥感工程技术中心和国家遥感中心资料服务部的副研究员。张朝虎和另外一名前战斗机试飞员张学礼，则是中测新图聘用的低空测绘飞机驾驶员。项目最初启动时的设想，本来面向的是中国2.8万个城镇村庄的地籍管理，以及为城市规划提供参照的航空测绘，结果无心插柳，这架编号为B0075的小飞机的处女航，居然献给了居延考古。

对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塔拉来说，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将航拍技术应用于考古中了。此前，在对内蒙古东部赤峰地区红山文化遗址和锡林郭勒盟附近的元上都遗址群进行考古调查时，都曾借助过航拍技术，取得突破性的发现。

“你听说过考古学中的‘猫论’吗？”塔拉说，“一块精美的地毯，在贴近它的猫的眼中看来，不过是一些没有意义的线条和色块，而从高处俯视它的人，却能判断出，地毯上实际绘制着一朵美丽的牡丹花。航拍的意义，就在于此。”他指着显示屏上黑城外的阡陌纵横说道，“你看这里，由于风沙的侵蚀和掩埋，我们在地面上找，看到的不过是一些零星的局部，在空中看，就会发现它是一片成规模的田地，而且有水渠穿过。”

考古航拍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居延考古的一大障碍，就是许多遗址位于流沙包围的无人区中，汽车难以开进。这固然是遗址历千年得以完好保存的重要原因，却也给考古工作带来极大阻碍。以往进行地面调查时，只能是车开到无法再前进的地方，考古人员背着辎重向内进发。这样操作，很难保证给养和水分的持续供应，时间上受到很大限制。位于巴丹吉林沙漠中的额日古哈拉西夏遗址群，其名源自蒙语，意为“傻子”。这里遍布诡异的红柳沙丘，一不小心就会迷失方向，只能像个傻子一样转来转去。限于恶劣的自然条件，这里的遗址调查工作一直没能全面展开，然而此次借助航拍，发现了十数个新的遗址点。“我们可以在航拍时测出遗址的坐标，然后有针对性地派出考古队前往勘测，同以前的做法相比，不仅提高了效率，安全上也更加有保障。”

说这话的时候，是晚上，塔拉、丁晓波、中国国家博物馆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中心的雷生霖和李刚围坐在笔记本电脑前，对白天拍摄到的图片一一审核。这是他们每天的例行工作。一旦发现有照片未能准确曝光，或是在照片边缘发现有可能是遗址的痕迹，就要重新确定工作计划，安排补拍。

这种计划变动几乎发生在每一天。按照最初制定的工作计划，航拍从8日开始，到25日结束，一共对24处遗址进行拍摄。但在拍摄的过程中，不断发现此前从未被认识和涉足的新遗址点，最终拍摄遗址的数目较之先前计划，几乎多出了一倍，时间也相应延长。其中一个遗址的发现充满传奇色彩:在结束拍摄任务返航的途中，飞行员注意到胡杨林里一片沙地的形状与拍摄的烽燧址十分接近，便告诉了丁晓波。拍下来拿给塔拉一看，果然，是一处以前可能埋藏在水底、因而无人发现的古城遗迹。

与塔拉以往进行的考古航拍不同，这次对居延遗址的拍摄，使用的是轻型飞机和数码测绘仪器。第一次见到停放在简易跑道上的那台小飞机时，心底颇生怀疑:就这么一架跟玩具似的小东西？中测新图的副总王荣春似乎看出了我的疑虑:“你别看它小，可还真适合干这个。”

“从前，我们用的都是运七飞机，加满油能飞6个小时，一次上六七个人没问题。”塔拉说。这台蜜蜂11型飞机，只能坐两个人，加上设备，后座的人稍微魁梧一点，就没了腾挪之地。据丁晓波介绍，目前，这架飞机每架次可以飞行1个半小时，就要回来加油。但为求保险，通常1小时10分钟便即结束。因此，它的拍摄半径被限定在50公里以内，超出这个范围的，就必须转场到遗址附近的地方。而且，它对气候的要求比较高，风速一旦超过10米/秒，基本上就无法进行拍摄。

不过，大飞机对机场和跑道的要求较高，租用费用和油耗也更高。要拍摄居延遗址，合适的飞机场在两百公里外的鼎新基地，飞到遗址上方需要将近两个小时，无疑是很大的浪费。小飞机却没有那么挑剔。拍摄烽燧串和黑城时飞机起飞的跑道，是当年胡耀邦来额济纳旗视察时临时修建的一条简易跑道。等到转场至黑城附近拍摄额日古哈拉遗址，索性在戈壁滩上，就能够起降。“等到性能测试稳定，能够实现遥控拍摄时，可以把后面的座位改造成后备油箱，那样，续航能力就会得到大大的提升。”王荣春说。

有句俗话，叫做“包子有馅儿不在褶儿上”。别看拍摄使用的飞机略显寒酸，但里面的机载设备，却是从德国进口的高分辨率超清晰数码摄像设备。“够买好几架飞机了，”丁晓波调侃地说。

以往的考古航拍，主要使用胶片作为载体，价格不仅昂贵，而且对光线的要求特别高，必须严格限定在日出后日落前的某一段时间（通常为两个小时）内。否则，曝光不准，就会白飞一趟。为了检视拍摄的效果，还必须将拍下的照片在专业洗印店冲印。塔拉在内蒙古东部进行航拍时，经常是白天拍下的照片，连夜专车送到包头冲印，然后再开车送回来。使用数码测绘仪器，所有这些问题迎刃而解。“只要有一点亮光，我就可以拍摄，照片拿回来，用图像处理软件后期处理，基本上都能获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丁晓波说。而且，飞机一降落，就可以马上看到照片的效果，相当机动灵活。

这次居延航拍的合作，让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测新图均获益良多。项目犹未结束，塔拉已经开始盘算起未来的合作计划:“秦长城，秦驰道——秦始皇的高速公路，都可以用航拍方式来进行考古调查。对了，我们还可以用它来寻找北魏的金陵。”

据史料记载，由拓跋鲜卑部建立的北魏王朝，在盛乐附近（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一带）兴建金陵。这里葬有6个皇帝，11位皇后，以及无数王室贵族。然而，1000多年以来，金陵到底在什么地方，却成了千古之谜。考古学家曾经先后多次搜寻它的所在，但却一无所获。

“以20公里为范围，画成方格，一个一个仔细拍下来找。地面上观察不出来的特征，在空中就会变得特别清晰。只要金陵确实存在，不怕找不到它。”主持过两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遗址发掘工作的塔拉，兴致勃发，仿佛已经听见了金陵中千年秘密的呼唤。■

居延行记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和很多人一样，最早听到“居延”这个名字，要拜王维这首优美而苍凉的《使至塞上》所赐。与被发现前几乎完全不为世人所知的敦煌千佛洞和罗布泊楼兰古国不同，同样震撼20世纪初中外考古学界的居延遗址，却在历史上留下了众多线索。

根据考古学家的考证，“居延”源自匈奴语，意为“天池”或“幽隐之处”，秦汉之后，才开始使用这个名字。在此之前，根据《禹贡》中的记载，“（大禹）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弱水，就是今天的额济纳河，流沙，则是居延海（居延泽），依河泽而生的一片有人居住的绿洲，遂被称为“弱水流沙”。汉武帝时，为了抵御匈奴的侵犯，先后派出了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在河西、居延泽和祁连山等地阻击匈奴军队，又在秦蒙恬长城的基础上修筑汉长城。与此同时，为了彻底阻断匈奴对河西地区的入侵，“武帝使伏波将军路博德筑居延，御匈奴”（《汉书·地理志》），并设置了居延都尉府。此后，在以居延为中心的这片土地上，军事屯垦和商业往来从来没有中断过，直到14世纪，仿佛是被施了魔法一样，居延消失了，600年后，方又破空而出。

无论是老子在居延海得道成仙的传说，还是《史记》、《汉书》中对这条有汉一代最重要军事防线的详述，无论是唐朝边塞诗人的抚今追昔慷慨悲歌，还是马可·波罗对这座草原丝绸之路上重镇的啧啧赞叹，都使得一度从人们视线中消失了的居延古城成为一个充满诱惑的古老文明之梦。4月下旬，借着考古学家对这片遗址进行航拍和考古调查的机会，这个梦，终于得圆。

到达来呼布镇的头天晚上，我兴冲冲地从塔拉那儿要来一张额济纳旗文化旅游局出版的旅游专用图。从图上看，从镇里到最远的居延城遗址，不过20多公里路，看样子路况还不错。一直因为时间太短而担足了的心立时放回肚子里:这么近，赶上个好天儿，一路上红城黑城大同城，绿城白城居延城，半天就能走个遍。当年探险家历尽磨难，那是因为他们缺乏交通工具，放在如今，早就不该是问题了吧。

我的轻松并没能感染塔拉。跟他讨论接下几天的考察计划，塔拉摸着大胡子，嘿嘿一笑，意味深长地说，“没计划，走着瞧”。

几个小时后，当我在睡梦中被尖啸的风声惊醒，发现尽管门窗紧闭，屋子里还是弥漫着呛人的沙尘时，我开始有点儿明白他的意思了。

按照前一天订好的计划，4月19日早晨，我们应该5点半起床出发，前往位于达来呼布镇西南角的飞机场，对额济纳河沿岸的一串烽燧进行航拍。到中午风力增强不再适合航拍的时候，塔拉带领地面小组进入黑城和绿城。可沙尘暴一来，一切计划都泡了汤。一整天，整个考察团所能做的事情，只有坐在房间里看着窗外的灰黄一片发呆。从4月8日第一批队员到达居延以来，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

“9日10日接连两天沙尘暴，什么都干不了。11日飞机进场，刚试飞两天，又遇到坏天气。十多天了，只拍了两个完整的上午。”中测新图的副总李友才摇着头说。一旁，愁眉苦脸的塔拉正忙着通过牧民联系前两天进入新发现的额日古哈拉遗址进行地面调查的一组队员，“千万不能让他们出去，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4月9日晚上开始刮起的沙尘暴——就是令T70次列车左侧玻璃全毁的那场，导致6名建筑工人在附近的巴丹吉林沙漠中失踪，最终两人丧生。比我早一天到镇上的内蒙古电视台的记者，送她来的吉普车途中遇上大风，沙砾生生把前挡风打成了磨砂玻璃。

见识了这个下马威，我不敢再小觑进入居延遗址的难度。还好，老天爷给面子，这次的沙尘暴只持续了一天。4月20日一早，我们开始向沙漠中的古城进发。

出达来呼布镇向南，车行10分钟左右，过一漫水路面后转向东，行不多远，红城就出现在眼前。这座正方形的土城，是汉时居延塞的一座城鄣，也是居延遗址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汉代城鄣。鄣同障，按照颜师古的解释，“障，谓塞上要险之处别筑为城，因置吏士而为蔽障，以御寇也”。一条几乎呈直线排列的烽燧串，从红城向西南延伸而去，沿额济纳河，一直到百公里外鼎新军用机场附近的肩水金关，破城子、大方城、小方城、肩水侯官，那些在考古学上大大有名的地点，全在这一线上。

我们在红城未做停留，几分钟后，就到了下一个遗址:大同城。因为在这里曾经出土过许多马的骨骼，当地人也称其为“马圈城”。这座城初建于汉代，隋唐时有所增建，成为大同城镇所在地。根据《新唐书》和《旧唐书》的记载，唐朝初年，曾在居延地区设有屯戍，称为“同城守捉”。至唐玄宗天宝二年，更名为“宁寇军”，据史料所载，“管兵一千七百人，马五百余匹”，经学者考证，这个历史上的“宁寇军”，便是高高伫立于戈壁之上的马圈城。据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所长、有“居延活地图”之称的策仁扣介绍，就在几年前，大同城内仍可轻易捡到唐代的开元通宝和瓷片。近两年开摩托车进遗址找宝的人多了，东西才少了起来。

晴朗的天气里，视力好的人站在大同城墙上向南眺望，黑城标志性的三座佛塔依稀可见。车行10分钟，我们就到了居延遗址中名声最显赫的黑城之外。对于第一眼看到它的人，黑城的恢弘气势是难以言喻的。即使一半城池覆盖于沙丘之下，那高耸的城墙，广阔的四至，威严的瓮城和马面，依然使这座丝绸之路上现存规模最大也最完整的古城散发出一种慑人的力量。站在黑城之中，那些读过的探险笔记和挖掘记录，一瞬间都成了鲜活的充满感情的叙述。在昔日繁华的商业区遗迹之上，耳边仿佛响起了当年伙计们此起彼伏的吆喝:

谨请贤良/制造诸般品味/薄海馒头饰妆/请君来日试尝/伏望仁兄早降

当年，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和叔父，是否也曾经被这样的声音所吸引呢？

自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了东起长安，经甘肃河西走廊，出敦煌阳关，通往西域诸国的丝绸之路，千余年间，中西文化贸易交流，一直绵延不绝。然而，自唐代起，战乱常常将阳关丝绸之路切断。此时，以居延为中转的一条路况较为艰险、但政治上相对安全的古道，成为另一种选择。这，就是草原丝绸之路（也称沙漠丝绸之路）。

从张掖北行12天，到亦集乃稍加休整后穿越巴丹吉林和乌兰布和两座沙漠，过鸡鹿塞（今内蒙古哈隆格乃山口），继续向东直至上都，《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这条路线，在战乱频仍的当时，曾是西域中土交通的要道。而恰在冲要之上的亦集乃，因为军事和商业的双重意义，在元代，被扩建成为一座面积近16万平方米的大城。

1982年到1984年，年轻的塔拉，曾经在黑城旁边住了两年，进行考古调查工作。这段经历，使得他对黑城的情况十分熟悉。

“这是总管府，”塔拉直向西门北侧的一堆遗迹，“我们当年在这里发掘，找到一大柜子的文书，显然是战乱中急于用火销毁，卷在外面的文书烧掉了，里面的却还保存完好。”总管府向东，是一条称为正街的大街，与东街平行，构成黑城的两条主要街道，此外，还有东西向的总管府前、后街。在大大小小的街道两旁，分布着官府、寺庙、府学、文庙、酒店、粮仓、手工业店铺和马厩，昔日繁华，可见一斑。

然而，是什么让这座人烟稠密的城市在短短100年后便人去楼空，成为一座死城的呢？

进入黑城，人们的眼光难免为北城墙上的一个墙洞所吸引。与风沙侵蚀造成的坍塌不同，它显然出自人力。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洞存在？塔拉开始为我们讲述一个混杂了历史与传说的故事。明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任命大将军冯胜为征西将军，前往河西地区扫荡元军残部。《明史》上的记载不过寥寥数字，“至亦集乃路，守将卜颜帖木尔请降”，但是在当地的民间传说中，事情却远远没有这样简单。

传说中，亦集乃城久攻不克，冯胜于是想出了水攻的法子。他在弱水（额济纳河）上游筑沙坝，迫使弱水改道，断绝黑城水源。无奈之下，驻守黑城的将军——传说中的黑将军——只好孤注一掷，掘墙突围。在民间传说中，将军血战而死，断绝了水源，不再有利用价值的黑城，也被明军弃守。战争从来不能将一个城市的居民从地图上完全抹掉，自然，却帮它做到了。

这一次河流改道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从汉代开始，1500余年中，弱水的灌溉使黑城、大同城、居延城、绿城和亚布赖城附近遍布粮田。这些屯垦后的田地，表土疏松，一旦撂荒，大风吹走浮土，很快形成戈壁和沙丘。

沙漠是什么概念？坐在城市的空调房间里、看着国家地理频道、从时尚旅游杂志中获取探险知识的人，往往高估了装备、工具和勇气所能提供的保障。从黑城到绿城，再到额日古哈拉，直线上看短短的10多公里路，在有经验极其丰富的向导兼考古专家策仁扣带路，以及GPS定位仪辅助的情况下，考察队的三辆越野车足足走了一个下午。没完没了的陷车、推车，在迷宫一样的红柳沙丘中绕来绕去。正午时的太阳灼热逼人，早上穿着四五层衣服还觉得冷，此时恨不得全部脱光。虽然没有风，空气中弥漫的细细的沙粒却似乎要堵住每一个毛孔。这还是一条比较熟悉的、较好的路。如果真的向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遗址进发，即使是越野车，也很难进入。

绿城，因其附近庙宇绿色的琉璃瓦在阳光下发出鲜艳的光芒而得名。它是额济纳旗境内西夏时代建筑最集中的一处遗址，几十公里范围内，城池、民居、庙宇、佛塔、墓葬、屯田和军事要塞遗迹多达400处，曾经出土过大批西夏文物。绿城的墓葬很有特色，从外表看上去，它们更像是高高的大方土堆，以前人们曾为它设想出多种用途，比如筑城用的黏土。直到考古学家试着发掘了其中几座，才最终断定为西夏墓葬。

在古弱水没有被强行改道以前，绿城是它注入居延海前流经的最后一处屯垦地区。车过绿城，时时可见水渠遗迹，犹如人工开凿出的大道，水流之丰富，可以想见。

在绿城以东的额日古哈拉，我们碰巧与此前进入这里调查测量的队员在一栋房屋的遗址处会师。这是一栋有5个房间组成的大房子，年代约为西夏。因为额日古哈拉难以进入，这里的遗址大多都保留着原貌，没有遭到盗采。阿拉善盟博物馆的蒙古大汉巴戈那指点我看筑墙的土坯。据塔拉等推断，这些土坯都是从河底或湖底直接采来的黏土，加上芦苇等水草固着后，便直接筑成了墙。只有在水源非常丰富的地方，才会出现这样的建筑。然而，今天，这里却是掘地三丈，侥幸只能打到一点苦涩的咸水的沙漠核心。看着那些散落于遗址上的水缸碎片，磨盘，风化了的牛角。遥想当年，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其乐融融的一家，他们可曾想到，自己的家园，会有一天成为无人区中的废墟吗？

如果说断流给黑城、绿城和居延城带来的灭顶之灾，还只能通过遗迹间接感受的话，在我继续追寻居延海的过程中，与当地人的交谈却增添了新的启示。曾是西北最大湖泊、被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描述为“形如月生五日”的古居延泽，自明代以后，逐渐干涸，今日只余面积很小的一块，名天鹅湖。改道的额济纳河，继续北流，形成嘎顺淖尔和苏泊淖尔两个海子，即今居延海。

尽管在额济纳旗的地图上，嘎顺淖尔、苏伯淖尔和天鹅湖看上去依然是大片的湖泊，但实际上，当我前往寻访时才发现，嘎顺淖尔早已干涸，苏泊淖尔的水位也相当之低，还保留着古居延泽最后一点回忆的天鹅湖，也面临着人为的破坏。在贝格曼和斯文·赫定的记载中，这三处湖泊，都曾经是水鸟的乐园。然而，嘎顺淖尔沧海化为桑田，苏泊淖尔因为水少，盐化得厉害，不再适宜水鸟栖息，采石场的隆隆炮声，更是惊飞了天鹅湖边成群的天鹅。

“明军用沙坝对付黑将军，我们面对的，可是水泥大坝。”一名额济纳旗民说。由于上游筑坝截水用于农业灌溉，额济纳河水的流量，从以前的每年12亿立方米，一度骤降至不到2亿立方米。嘎顺淖尔和苏泊淖尔因此干涸。直到国家领导人视察时发现情况，勒令放水，苏泊淖尔才重又恢复了碧波粼粼。然而此后，它又干涸了一次。天鹅湖的命运，也是如此。新城与古代废墟如此近在遐迩的地理距离无法不令人担心:几百年前发生在黑城的那一幕，是否会在几百年后易地再现？

没有人知道。

在居延遗址的最后一天，终于天气晴朗，没有沙尘暴，也找到了车，我们得以向居延遗址的最核心——居延城——进发。因为道路和天气太恶劣，考察团的两辆越野车一到达来呼布就趴了窝。维修费昂贵不说（镇上的日用品几乎全都要从外面运来，一根建议零售价5毛的蒙牛雪糕，可以卖到1元），零件还要从北京现调，使得考察用车捉襟见肘，总是在听到塔拉不停地打电话借车。加上进入居延城的道路出了名的难走，车况不好的根本都不敢往里面进（内蒙古电视台的4500吉普，走了一半就出了问题，只能打回头），我们一度以为居延城可能将无法进入了。为了安慰我，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小杨说，其实，居延和绿城也没什么分别，就算有，不是搞考古的，也看不出来。毕竟，当年著名的西方探险家，很多也没到过这里。

话虽如此，当历尽波折，我们终于踏上了汉砖砌就的居延城址时，一种奇异的感觉，油然而生。是这里吗？霍去病率万骑抵居延，进河西伐匈奴的地方？就是这里吗？李陵率兵出居延北，与单于战兵败被俘的地方？又是这里吗？北单于过居延入中原，班固出居延迎接的地方？还是这里吗？王维写下“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传世名句的地方？难道就真的因为一个人的一念之间，一条水道的变更，便成了今天沙海里的断壁残垣，“魔鬼之城”？

我不愿相信，却又不得不相信。

“秦时明月汉时关”，当初低吟着诗句发思古之幽情的人，如今，自己也已成为被追思的古人。站在弱水流沙的原点与终点，借助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逐渐拼接完整的这一幅横跨2000年的俗世画卷，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睿智？是愚蠢？是贪婪？是无私？是英雄气短？是儿女情长？是大象无形？是具体而微，还是我们自己的渺小，与时间空间的残忍苍茫？■

居延遗址与 外国探险家

科兹洛夫

（Pyotr Kuzmich Kozlov，1863～1935）

科兹洛夫生于俄国斯摩棱斯克的一个商人家庭，小学毕业后靠自修完成师范学业。1882年，他认识了当时俄国著名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从而开始中亚探险活动。

1907年，科兹洛夫受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派遣，开始第五次亚洲腹地探险。此行以内蒙古南部、青海湖一带和四川西北部为目标，1908年1月，当探险队途经额济纳绿洲时，意外发现了被当地人称为“哈拉浩特”的黑城。由于黑城发掘不在计划之列，科兹洛夫只停留了几天，在城外喇嘛庙中找到几十箱西夏文手稿、书本和佛教祭祀用品后，匆匆离开。

1909年夏天，科兹洛夫率领的探险队在回国途中，再次来到黑城。这一次，他进行了为期1个多月的盗掘。在一个学识渊博的和尚的墓塔中，科兹洛夫盗得2000余卷西夏文书，300多幅佛教绘画，还有大量的木刻板和残简。这次挖掘中发现的西夏文—汉文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音同》和《文海宝韵》，成为轰动世界考古界的巨大发现，也成为诱惑众多外国探险家前往黑城寻宝的源头。这些文书，至今保存在圣彼得堡博物馆中。

在1923年到1926年西藏和蒙古探险活动中，科兹洛夫第三次进入黑城。这一次吸引他的，是19世纪末俄罗斯旅行家波塔宁记下的一则当地传说:曾经驻守此地的黑将军（蒙古语中称“哈拉巴特尔”，“哈拉”是“黑”，“巴特尔”是“英雄”）被敌军围困，绝望中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一双儿女，与70车财宝一道，埋藏于城内的深井，然后率领精锐部队破墙突围，终血战身亡。在当时的额济纳旗扎萨克达什郡王的帮助下，科兹洛夫在城角的古井大加挖掘。然而，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科兹洛夫的助手接连生病，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科兹洛夫中止了挖掘。为了防止其他人再来寻宝，他还散布了一个假消息，称在井中见到两条黑将军妻女变成的守护珠宝的大蛇。这是科兹洛夫最后一次探险，回国后，他住在诺夫哥罗德市附近的一个小村子中，直至去世。关于黑城的探险发掘经过，记载在他1923年出版的《蒙古、安多和死城哈拉浩特》（Mongolia and Amdo and the Dead City of Khara-Khoto）一书中。

斯坦因

（Marc Aurel Stein，1862～1943）

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04年加入英国籍。曾就读于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专攻东方语言学与考古学。1887年至印度工作，从1900年起，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在和田地区进行考古发掘活动。此后，于1907年盗取大量敦煌藏经洞文书，公布后在国际上引起轰动。

1914年5月，在中亚进行第三次探险活动的斯坦因从酒泉沿额济纳河北上，来到因科兹洛夫的盗宝活动而名声大噪的黑城。在这里，他一共发掘出了汉文古籍230册，西夏文书57种，抄本1100页，刻本300页以及大量画卷，直到9月份才满载而归。这些文物一部分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另一部分则保存在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斯坦因把在黑城的挖掘工作写入了《亚洲腹地》（Innermost Asia）一书，1925年改写为《西域考古记》。

斯坦因的晚年在阿富汗度过，他独自一人住在帐篷中，只有他的狗——永远的“Dash”——陪同在侧。

斯文·赫定

（Sven Hedin，1865～1952）

伯格曼

（Folke Bergman，1902～1946）

斯文·赫定出生于斯德哥尔摩，自幼喜爱探险旅行。1886年，读大学的斯文·赫定认识了柏林大学地理学教授、著名亚洲探险家李希霍芬——“丝绸之路”一词的创造者——从此对亚洲探险产生兴趣。他曾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发现了楼兰古城，并在西藏进行一系列地理调查。1926年，受汉莎航空公司委托，为了开辟上海到柏林的欧亚航线，斯文·赫定来到中国，准备进行一次横贯中国内陆的考察。年轻的瑞典考古学家伯格曼因为此前在中国西部的考古经验成为其中一员。

此时，由于各国探险家在敦煌的掠夺行径激起北京学术界的义愤，在反对声中，斯文·赫定做出让步，与中方共同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由其本人和北京大学教务长徐炳昶担任双方团长，采集和挖掘到的一切标本、文物和矿样都归中国所有。从1927年到1935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内蒙古、新疆等地的考察持续了8年，虽经战乱亦未中断。

1927年9月，斯文·赫定率领的考察团首次进入黑城和绿城，但只是进行了简单的测量工作便离开。1930年4月20日到5月8日，伯格曼首次在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燧发现汉代木简。从1930年12月27日到1931年1月25日，伯格曼在被当地人称为破城子的烽燧遗址共发掘出5200多枚汉简，以及1230件汉代遗物。其中，包括一只保存完好的毛笔——中国毛笔最古老的实物标本，以及最早的纸张。此后，伯格曼共在居延60个区域进行了挖掘，在586个坑中，463个发现汉简，先后共计1.1万余枚。1931年5月，这批汉简运抵北京，立时引起轰动，居延汉简从此名闻海内。

在结束了居延的田野工作后，伯格曼花了两年时间与中国学者合作，在北京整理出土的汉简。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曾经给予帮助。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这批出土的汉简经上海辗转运至香港，再转运到美国。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到1965年，又运往台湾。目前，它们被保存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伯格曼终身未婚，43岁便因病去世。他在考古学上另外一项值得大书特书的贡献是小河墓地的发现，著名的楼兰公主木乃伊，便在那里出土。

斯文·赫定于1952年去世，著有《1899～1902中亚科学考察成果》、《长征记》、《马仲英逃往记》、《漂泊的湖》、《亚洲腹地探险八年》等多本著作。他在考察中绘制的近5000幅速写和水粉画，至今仍是研究西北文化与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华尔纳

（Langdon Warner，1881～1955）

提起华尔纳这个名字，知道的人或许不多，那么印第安纳·琼斯呢？斯皮尔伯格《夺宝奇兵》系列中的那个考古学家，原型就是华尔纳。这位哈佛大学艺术系的教授以在敦煌掠走大批极其精美的壁画和佛像而闻名于世，在看到科兹洛夫的黑城文物展后，他也为之吸引。1925年，在福格艺术博物馆的资助下，华尔纳来到黑城。华尔纳在黑城拍摄了许多照片，至今在哈佛艺术博物馆中仍可见到。关于此行的所见所闻，记载在《遥远的中国之路》（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一书中。■

在地面上找，看到的不过是一些零星的局部，在空中看，就会发现整体效果。

自唐代起，战乱常常将阳关丝绸之路切断。此时，以居延为中转的一条路况较为艰险、但政治上相对安全的古道，成为另一种选择。这，就是草原丝绸之路

左：居延汉简

下：西夏铜印

黑城出土的元代纸币

几百年前发生在黑城的那一幕，是否会在几百年后易地再现？没有人知道。

对额日古哈拉的遗址进行地面测量 千年居延城塞梦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