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经济：中国的消失与重生

（文 / 李鸿谷）

( （马立诚：《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 )

三联生活周刊:后来人看历史，比如我，一直很糊涂的一个事实是，旧中国如此庞大的私营经济，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了公私合营。自此，私营经济在新中国基本消失，这个过程难道仅如历史书所述的两三行字那样简单？

马立诚:其实，当时毛泽东自己的计划是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这一过程——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也许要15年”才开始社会主义全线进攻。一年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有人问毛泽东，要多少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当时他更保守，说，大概二三十年吧——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么快。不过，毛泽东还是为这么快完成这个过程而高兴。他多次回忆说，1949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了1955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

三联生活周刊:我在读那段历史时也很困惑，当时刘少奇到天津考察，面临私营企业主的要求是:社会主义是不是可以不搞。后来出台的《共同纲领》也没有提“社会主义”，在逻辑上，这是连续的。你的书也写到这部分，但为什么会如此快中断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呢？

马立诚:有部分读者看了我的书，他们打电话给我，很意外，说当时毛泽东说，“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应该有一个广大的发展”。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在界定中国经济体制时，有五个方面: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有意思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共同纲领》的解释是:“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从时间逻辑上考察，这个纲领的出台，首先与1945年毛泽东的文章《论联合政府》相关。在那篇文章里，毛泽东说，“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之后的1949年4月，刘少奇去天津考察——当时格局是私营老板或者关门不干，或者准备逃跑。刘说:“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然后就有了《共同纲领》的出台。再后，1950年，出台了新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从这些事件的进程上看，毛泽东计划10年左右过渡到社会主义，也是这种政策连续性的一种自然判断。

三联生活周刊:从党史材料看，当时私营经济利好的消息也不少，看上去会长期存在并持续发展，但为什么如此迅速地变化了呢？

( 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迅速发展 )

马立诚:一般的分析，将原因主要归纳为当时的“三反”、“五反”，这一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形成了最为广泛的社会道德义愤。而当时，中国的现实是抗美援朝，财政方面，国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样的因素，带来的变化之一，是1952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起草的一个文件上明确提出，“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之后的1953年，又发生了修正税制的风波。除此因素，我去年拜访并请教了92岁的党内元老杜润生，他还提供了一个新解释:当时斯大林对毛泽东一直有看法，认为毛泽东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者。这可能造成了巨大的外部压力，促使尽快转型。北京大学学者杨奎松细致地研究过这段历史，他提供了这样一个事实: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在莫斯科访问期间，斯大林由于对毛泽东的不满，曾搞了一个批评他的会议，说他是民族共产主义，是半个铁托。当然，这一切属于外部因素，从内因看，毛泽东对新中国有着自己“公有”的理想。毛泽东历来崇拜东汉张鲁的“吃饭不要钱”。在毛泽东81岁生日时，他与周恩来讨论完四届人大组阁问题后，还谈到，“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这就是他的内部因素。

三联生活周刊:你将私营与外资列为中国改革的体制外因素，我仔细阅读过那段历史，邓小平对中国变革，微观方面的决策是成立中信与特区，这似乎可以归纳为引进外资。但农村承包与个体经济还是无可阻拦地出现了，它们并不在政策设计之内啊。

( “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 )

马立诚:回顾私营经济的重生，像我这样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首先会讲那个时代的氛围。那个时代，特别是邓小平的复出，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共识:一个大时代出现了。这是重要的背景。如果分析农村承包与个体经济的出现，是有这样几个判断，第一，它们是人民自觉的选择;第二，这种选择是基于生存的压力;第三，它们的出现并不在政治设计范畴内。所以，现在来看，它们更是中国变化内生性力量。

三联生活周刊:我注意到产权经济学家注重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公有为主体，几乎全部公有经济的国家里，私人产权要求是如何伸张并形成制度设计的。这似乎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题目，农民承包制与城市个体经济的出现，仅仅是一个偶然？

马立诚:中国农村在合作社与人民公社后，承包制也并没有完全绝迹，其间有三起三落。1956年，浙江永嘉县实行过一阵包产到户;3年后，河南新乡地区也实行了包工到户，定产到田;再就是1961年的安徽。这三起包产到户的背景都是生存压力。所以，看起来，后来的农民承包制的出现，并不完全是一个偶然。如果我们再来看城市个体经济的出现，当时所面临的现实是，大量知青返城，没有就业岗位，发展小商小贩，就成为一种选择。无论农村的承包制，还是城市的个体经济，它们当时出现，共同的也最真实的现实，都是生存压力。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邓小平文选》，里面谈到安徽的年广久“傻子瓜子”，说要等一等，看一看。对待个体经济与引进外资，如果对比，似乎态度是有分别的？

马立诚:还是说农村承包制，当时的压力可能超出我们现在的想象。《交锋》出版后，万里曾在人民大会堂见过我一次，他跟我谈起安徽的小岗村，说，当时压力实在太大，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支持，不可能实行。当时的形势仍然是农业学大寨，国务院分管农业的负责人，没有人同意万里的安徽试验。不过，邓小平支持了他。这是意识形态上的压力。对于城市而言，公有制实行多年，陡然出现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也是对意识形态的重大挑战啊。如果我们从这里来观察当时改革途径的选择，引进外资，或许是压力相对较小的一种路线。

三联生活周刊:我读《陈云传》时，发现一个有意思的材料，1978年，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委，当时国家财政的直接收入才137亿元，加上大企业地方与中央分成的370亿元，总共才500多亿，当时的国家财政实在窘迫……

马立诚:我们一般会注意到意识形态上的压力，同样从财政的角度看，我们也面临着重大的压力。如果从这两重压力来看，也就是邓小平当时所面临的现实——来观察他的决策，或者说政治应对，应当说他选择了顺应民众要求的道路。从后来者的角度看，这非常不容易。不过，如果我们从纵向的历史来观察，农村承包，以及个体经济——过去中央对此的种种决策过程，邓小平都是参与者，分析当时他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显然是现实主义的。当然，在中国观察政治人物的价值观非常不容易，但细细分析材料，仍然可以发现邓小平的思想轨迹。他过去支持过包产到户，现在又碰上农村自发出现承包现象以及城市个体经济，这就形成一种互动。

三联生活周刊:市场经济，私营经济，在这种种艰难之中发生了。但我注意到，你在书里描述的中国现实，后来的发展，也非一帆风顺。

马立诚:我在2002年写过一个长文，谈中国私营经济24年（1978～2002年），当时的反响出乎我的意料，这促使我下决心就这个专门史做出一点研究。是，这个过程并不容易，现在仍时有争议。如果我们回归到历史之中，或许对现在我们尚未完成、仍身处其间的历史进程，会有新的不同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