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浩翔的社会版电影

（文 / 孟静 郝哲）

( 彭浩翔 )

生于70年代的彭浩翔是现今香港导演中最接近年轻人口味的一个，“鬼才”、“妖”、“传奇”这些当年形容过徐克的词又安在了他身上。不少影评人甚至把他当作是香港电影的新希望。他的第一次机会是自己给的，他把12万元积蓄拿出来拍了一部“暑期作业”，后来他的电影《买凶拍人》的监制谷德昭说，“不是你的电影有多好，而是你拿12万来拍这样一个片子，说明这个人想做导演的愿望很强烈，这样的人，一定会全力地去做好导演”。

彭浩翔确实拿出了强烈的姿态做电影，为了看一部电影他不惜和女友分手。他的电影切合当下年轻人心态，因为很多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的。他24岁时写的小说《全职杀手》被杜琪峰拿去，由刘德华、反町隆史主演，那个故事来源于王义夫在奥运会上晕倒的经历。他最商业的一部电影《公主复仇记》是他一个台湾同学的遭遇，那个女孩子的裸照被前男友传阅给多人，女孩托彭浩翔帮她要回，彭答应帮助她，因为他也想看到这些照片。这些事情和当下社会有多么契合翻翻报纸的社会版就知道了，前不久新加坡有个女孩子的手机被人盗走，把她和男友自拍的AV公布在网上，她自杀身亡了，这一切是事实，又像发生在彭浩翔的电影中。

彭浩翔的电影中也有自己的故事。《买凶拍人》里张达明在片场当副导演得到的报酬居然是大麻，他气急败坏地哭诉，“我是拍电影，不是毒贩！”而这恰恰是彭浩翔自己的亲身经历。《买凶拍人》之后，香港国际电影节称其为“罕有的癫狂中见真情之作”。黑色幽默加出人意料的结局，让他特别受到年轻人的拥戴，在第13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华语电影全国高校巡展”的活动现场，彭浩翔自然是最被关注的导演，尤其是他的电影《伊莎贝拉》刚从柏林电影节带回了一座最佳电影音乐银熊奖。他在一系列的问答中总是提到是他自己给了自己一个出头的机会。

三联生活周刊:从2001年你的第一部作品《买凶拍人》以来，你的每一部作品都性格鲜明，这些创作素材一般都从何而来呢？

彭浩翔:我的故事都是来自我身边的事情，我并不懂如何去虚构一个不存在的故事，只会去想怎么样将身边发生的事组成一个有趣的故事。比如《买凶拍人》里面，张达明很想做导演，他做了事情之后别人不给他钱，反而扔给他一包大麻，让他去卖了换钱。这个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你没有必要把身边的某件事情很完整地拍出来，但你可以将那种感觉放到你的故事中去。再比如说《大丈夫》，2002年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说香港一家很有名的夜总会关门了，我看了就很难过，因为我一次都没有去过。以前香港电影很繁荣的时候，编剧经常说老板会带着他们一起去夜总会，那里非常好玩。可是轮到我当编剧的时候，那里却关门了。后来我想，这个夜总会的兴衰也是和香港经济的不景气有关的。所以我的这个故事就是想通过香港的夜生活去说香港经济下滑。

( 电影《公主复仇记》剧照 )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你的每部电影在叙事结构上，结尾处都喜欢安排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给人感觉有些故事这样处理似乎会显得有些刻意？

彭浩翔:我年轻时候很喜欢看美国的B级恐怖片，他们通常会有一个很风格化的结尾，就是最后所有的鬼都死了，所有的人都安全了，大家以为一切都OK了，但这时候却又有鬼冒了出来。我很喜欢这种故事，所以我在写剧本的时候，也很喜欢这样的结尾。

我总是觉得有一些事情会在后面发生，虽然你现在很开心，但其实你并不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就像美国小说家斯蒂芬·金曾经说的，为什么恐怖片最后都要采取这样的结尾，他就是要让观众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鬼和一切邪恶的东西是永远不会消灭的。

三联生活周刊:近几年，你每年都能推出一部作品，但整个香港电影的大环境却好像并不景气，你如何看待这个环境？

彭浩翔:其实我觉得香港电影也不能算作不景气，而应该算是处在一个调整过程。前些年，香港每年拍摄300多部电影，我觉得这就有点太多了。现在每年有几十部电影，产量是下降了，但整个行业还是在调整中，情况会好转的。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评价你是一位另类的鬼才导演，你自己对这种评价有什么看法？

彭浩翔:我并不觉得我自己是什么另类，鬼才，我只是想拍一些自己觉得有趣的电影。每个人在做一部电影时候，都不应该先去想如何赚到更多的钱，而应该去想一个最能感动你自己的故事。我每次拍片前都是在想，什么是我自己最关心的？我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也经常会对自己说，作为一个影迷，我会希望看到什么电影。我从来不是故意去弄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