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伍杰:卖官书记的生死游戏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文 / 程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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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病升迁

评价侯伍杰近十几年的晋升,消息人士最直接简单的概括是:带病提拔。原山西省委组织部负责人王平说,有许多次侯伍杰的仕途本该就此终结,但每次他都涉险过关,“他几乎创造了山西官场的一个奇迹”。这些传奇际遇的背后是什么?受访者无不归结于侯的官场运作之术,特别是他那神秘的、被人极力渲染的北京“资源”。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当了几年阳泉市委书记的侯伍杰已经不再满足这个职位,而这时出现了一桩离奇的案件,知情人说,当时阳泉市委办副主任因为“持巨资买官”被查处。这位副主任是替书记侯伍杰买官,事发后侯向纪检机关坚决表示“不知此事”,不久以后,侯伍杰从呆了5年的阳泉市顺利调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

在阳泉任市委书记时,侯伍杰的所作所为已经为不少人诟病,其中人们最乐于传播的是那次桃色事件,媒体称他在北京办公事时候“嫖娼取乐”。其实这只是媒体的一次误会——女方只是阳泉电视台“不漂亮,但爱打扮”的女台长,但侯伍杰被北京警方当场抓获,并通知山西方面到北京领人。阳泉市委一名退休干部回忆:“当时我见到侯伍杰,他一脸尴尬,我们估计侯伍杰的官可能当不久了,因为这种事情造成的影响恶劣。但时间不长,他也过了这个坎。”

令侯伍杰更加尴尬的是令他落选省委常委的“小字报事件”,当时他已经是省委宣传部长,山西省委组织部官员孟辉回忆说:“我记得那是1995年的全省党代会,当时我在会上做工作人员。在增补省委常委的会议开始前,500多名党代表都收到一个信封,里面装着针对侯伍杰的检举信,每一条每一款都非常清楚,丝毫不留情面。”面对这起突发事件,当时代表们议论纷纷,会场一度很混乱,孟辉评价说:“在选举中出现反对的情况是很常见的,但以这种极端方式来反对,这么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那次会议的结果是,侯伍杰因票数未过半而没有选上常委,在长达2年时间里,侯得不以省委宣传部长的身份列席省常委会。

​侯伍杰:卖官书记的生死游戏1( 侯伍杰 )

算起来,侯伍杰在太原市委书记任上只呆了一年零七个月,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山西省纪检委办案人员说,侯大量任免干部,特别是他将离任时,所作所为更加离谱,“上午刚接到免职的消息,本来人事就该冻结了,但侯伍杰下午就主持召开全市干部会,突击提干100多人,涉及经济、文化、公检法等多个部门”。太原警界知情人说,当时太原市辖的10个县区,在这次突击提干中共调整了9个公安“一把手”,全市公安系统“一下子乱了套”。此举得罪了太原市众多官员,引来告状信无数,而该市的买官卖官之风愈演愈烈。

官帽商人

侯伍杰只当了一年半的太原市委书记,难以想象的是,山西省纪检委的办案人员说:“从各种渠道来的收入至少有5000万元。”这无疑是一个惊人数字。一名官员总结太原市当时的情况,“只有信访局长和档案局长两个职位不用送,因为那里是清水衙门”。

太原市公安局某分局政委刘峰(化名)说:“在竞争太原市公安局局长一职时,几个副局长都不同程度找过侯伍杰。”太原一位官员向记者介绍说:“特别无耻的是,他有时候明目张胆找下属要钱,下属不能不送,还不能少送,至少得10万元;有一次他看别人的西装漂亮,就厚着脸皮指着说‘这件不错’,听到的人心领神会,过不了几天就给他送一套。”

记者在太原多次听人提起,由于送钱的人太多,侯伍杰根本记不清钱是谁送的,每笔具体数额是多少。省纪检委的官员说:“我们在审查中还了解到,有一次某县委书记给侯伍杰送了5万元钱,后来事情没有办成,这个县委书记去找侯,打算要回这笔款子,但侯给了他7万元。”中央某媒体驻晋负责人也表示,给侯伍杰送钱的人非常多,因为他在市里、省里长期管干部,“收了人家的钱办事,很正常;收了钱不办事,也能理解,毕竟官位就那么多”。王平说,那些给侯送礼送钱却没有得到回报的官员怨声连连却有苦难诉,他们通常选择投寄匿名信来举报侯。

侯伍杰收受的巨额钱财都用于何处,目前没有资料能够说明。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侯在全国各地拥有的房产达38处之多。山西省纪检官员表示,虽然没有传闻的那么多,但“数量肯定不少”,现有证据显示,侯与多位房产商关系密切;另一方面,侯伍杰知道他的权力来自何处,一定会精心维护他的高层资源,经常走动,这其中当然少不了花钱。官场的收入与支出,即使是侯本人也可能遗忘具体数目,从而成为一笔永远的糊涂账。

利益链环

49岁的邵建伟是河北晋州人,曾任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落马前任山西临汾市公安局局长,他被认为是导致侯伍杰落马的最关键人物。关于此人,省纪检委的官员说,“工于心计,善于权力运作”。与邵同在警界服务,并同时提拔为太原市公安局分局局长的刘峰说,邵建伟曾是山西县级公安系统最年轻的“一把手”,30岁左右就当上太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处长,但以后事情起了变化。刘说:“1995年前,警界的风气很好,大家都凭实力吃饭,但慢慢地,大家都发现工作能力只是晋升的要件之一,人脉资源成为最重要的砝码。”而当时年轻有为的邵建伟一心一意想往上爬,“对于局里那些有投票权的人,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拉拢”。

太原市公安局另一名警官介绍说,邵的岳父也在山西为官,在后者帮助下,邵建伟顺利晋升为太原市公安局一个分局局长,随着时间推移,邵建伟开始攀附拥有更大权力的人,比如侯伍杰。

两人的认识,有消息说是经过王国武的介绍。王当时任太原市委秘书长,之前曾在杏花岭区当书记多年,那正是邵建伟管辖的城区。

2001年上半年,太原市公安局局长一职面临调整,邵建伟非常想“扶正”,他找到当时的市委书记侯伍杰,表达了这种强烈愿望,起初,他对身为省委常委的侯伍杰还不太敢直接下重手。他试探性地给侯伍杰送上一块价值6万元港币的百达翡丽牌手表;见侯伍杰没有拒绝,邵又一次性给侯送上10万美元。省纪检委的人士介绍说,这几次,对礼物和金钱从不掩饰爱好的侯伍杰都没有拒绝,而且当面承诺让邵建伟当太原市公安局局长。然而在太原市委通过这项任命后,事情并不像侯想象的那么顺利——刘峰说,由于省会城市的特殊性,太原市公安局长一般兼任省公安厅副厅长,所以按规定这一职位要通过省委常委会讨论,侯伍杰的提议遭到了多名常委的强有力阻击。邵的美梦由此破灭,但因为侯伍杰的影响力仍在,邵得以外调至临汾市任公安局局长。

纪检官员称,邵建伟与侯伍杰之间只是“金钱关系”,并非生死同盟,他们只是硕大利益链环里紧密相连的两环。邵在6年间,向28名干警收取的钱物接近64万元,省纪检官员评论说,在索贿方面,邵建伟跟侯伍杰呈现出惊人的相似,“都很主动,胃口都很大”。邵跟太原市的李满林黑道组织有染,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有人还看见侯与邵、李两人同桌吃饭,这次饭局之所以被记住,是因为某黑道成员酒醉后,当着侯伍杰的面用啤酒瓶砸破了同伙的脑袋。

2001年底,因为失去直接保护伞,李满林案被新上任的太原市公安局长侦破,在狱中苦苦坚持两年后,2004年李被判处死刑。为立功求生,李满林供出了邵建伟。朱彬说,邵落网后不仅写了几十万字的《悔过书》,还向纪检机关详尽交代了向侯伍杰行贿的事实。

其实,2003年李满林落网后,有关侯伍杰被处理的各种消息就开始在太原流传,但种种推测和想象都流于空洞,一切都没有什么定论。2004年12月,侯伍杰带领一个代表团赴巴西访问(这被民间理解为“想潜逃”),结果在机场被省委一纸命令截回。此后侯伍杰的受贿事实开始公之于世。被“双规”的那天晚上,省纪检委的官员注意到“侯哭了大半夜”。这个时候,侯的59岁生日刚过了3个月,迫近一个副部级干部的退休年龄。■

侯伍杰的1967~1986,组织部生涯

从22岁参加工作,到41岁出任长治市委副书记,侯伍杰均以一个组织干部的角色出现在山西官场。长期党务工作的锻炼,使侯成为一个精明的权力运作者。这种运作,山西省多位受访者向记者表示,“不仅在太原,更重要的是在北京”。侯伍杰最大的本事,曾长期与侯共事的阳泉市老领导说,“脑子转得快,善于察言观色,揣摩领导心思”。

侯伍杰发迹之地,是山西传统的贫困地区吕梁。山西一位退休老干部回忆那段历史:“侯并不引人注目,从山西农业大学毕业分配到吕梁后,他像众多干部一样,每天上班下班,稍微与众不同的是,因为是大学生,他写材料的能力比较突出,而且他非常喜欢读书,宿舍里几乎没有什么衣服,都是书。”侯的早期,没有其他采访对象给出除此外的其他描绘与判断。有价值的转折出现在1983年,这一年山西省12个地市各派一名后备干部去中央党校学习,吕梁地区选中的是侯伍杰。为什么选他?记者在采访中并没有得到更有说服力的理由,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贫困山区的组织干部去到官员金字塔的最顶端,心理上的冲击可以想象。

毕业后的侯伍杰回到山西,又以吕梁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身份到省委组织部挂职一年,当时的山西省委组织部负责人王平回忆说:“1984年前后,国家提倡干部‘四化’,响应中央号召,山西省委组织系统也开始考察后备力量,当时前后有5个年轻人借调到省委组织部,‘是帮忙,更是考察’。”虽然那时候侯伍杰已经40岁,级别也只是副处,但还是“赶上了这个机会”。不过侯显然抓住了这关键的一年。王平说:“他当时的态度非常谦恭,常在办公室打水扫地,给大家留下的印象非常好。”在侯快要结束借调期的时候,王平说:“部里对侯伍杰委以重任,让他带队去雁北、大同一带考察干部,那次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令人刮目相看,基本上就为他后来的仕途奠定了基础。”因为表现好,借调期又延长了一年,随后侯很快被任命为长治市委副书记,4年后的1990年,侯又升任阳泉市委书记。“当时选拔的5名后备干部都晋升很快,但只有侯伍杰做到了副省这个级别。”■

为什么是他?

总结侯伍杰的落马,原阳泉市委副书记张华认为两个因素是祸源,一个是“升得太快了”,这与前省委组织部负责人王平“他太顺利”的评论基本相同。从侯伍杰的履历上看,他从副科直接升到副处,又从副处直接晋升副厅;1990年,从来没有担任过“一把手”的侯又升任阳泉市委书记,一夜之间大权在握,“很难把持住自己”。第二,侯没有县乡基层工作经验,工作飘浮,“那年10月我和侯伍杰同一天到阳泉报到,那一届市委班子的其他人都比他有资历”。张华说,“像我之前就当了10年公社书记,又在县里工作了18年,但侯伍杰的工作、生活,一直在机关”。侯的兴趣是玩弄权术。

从时间上讲,阳泉是侯在地方工作的最后一站,考察这段历史,成为探究他经历和心理的一个重要路径。阳泉市老干部王某说,侯是山西农业大学植保系毕业,又长期在组织部工作,很少接触经济方面的知识。在阳泉工作的几年,张华说,“他在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很少发言”,后来侯尝试着管了二次基建,结果闹出的都是“豆腐渣”工程。当时具体情况是,侯亲自挂帅修建南外环路,那条路投资过亿元,只有8公里长,却修了整整3年。按专业标准,每铺30厘米厚的路面,要精心碾压一次,但在侯伍杰的主持下,这个程序被省略,结果公路开通第二天就不得不封闭返修。他负责的城区高架桥,原本有4个出入口,但到目前为止,只有3个可以使用,还有1个出入口只建了一半,伸在半空中。

侯伍杰的政绩,张华只记得1994年那次风光无限的“全省小康工作现场会”,当时阳泉打出的招牌是“全省第一个小康地市”,陪着省领导,侯里里外外忙活了好一阵。但那实际上是一次完全虚假的展示,管经济工作的张当时是市里的“第三把手”,他说:“虽然开了会,但大家都明白,阳泉根本没达到小康。”结果,会议的主要内容变成了文艺表演,花了很多钱,干部群众意见很大。

自知没有经济领导才能的侯伍杰把精力都花在了抓权上。当然,权能带来钱,这点侯也很清楚。在阳泉主政5年,侯伍杰在官员任免的问题上非常霸道,老干部们共同的记忆是,侯不允许有任何不同意见。张华说,如遇有反对意见,侯总是一副气呼呼的样子。侯伍杰与几任市长的矛盾也是众所周知的,阳泉是山西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工作难有起色,侯曾将责任推给一位搭班子的市长,并向省里申请将这名市长调离,“当时,这个市长都急哭了”。排挤与自己不合的干部,一直延续到侯当太原市委书记的时候,至少有两位山西官员提到,当时他在干部任用上独断专行,与市委组织部长李某不合,侯提出的干部,屡屡遭到李某反对。恼火的侯升任省委领导后,经常给李某“穿小鞋”,结果直到2004年侯逐渐失势后,李某的仕途才重见光明。

侯伍杰对金钱的强烈兴趣大约是那时候培养起来的。阳泉一位退休的副市长记得,1993年侯曾与另一名市委领导出一本论文集,出书的钱和写作班子都是公家的,可是书后来卖到全国各地,得来的几十万元钱被两个人私分了,当时很多干部的意见很大。在张华的印象中,“这是侯伍杰第一次大胆地、大量地将公款据为己有”。几位老干部回忆,当时侯伍杰最爱提拔两类干部。一类来自各乡镇,那些基层干部往往比市里的科长们更有经济实力;第二类来自他的家乡盂县,并非他照顾家乡人,而是因为盂县是年产2000万吨煤的“产煤大县”,官员有钱可送。另外一方面,一位老干部介绍,“刚来阳泉的时候,侯伍杰很朴素。跟他一起吃饭,甚至吃掉桌上的饭粒。但随后他却变得很奢华,专车一辆接一辆地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