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薇红:我所见证的交际生活

（文 / 王恺）

( 程乃珊谈“海上名媛” 唐薇红对过去的世界并不眷恋，她习惯于享受和谈论时下生活 唐薇红对过去的世界并不眷恋，她习惯于享受和谈论时下生活 )

80岁的唐薇红每次接受采访前都要到楼下的理发店去做头发，家在衡山路上，早就把这条街上的风光吃透了，别人来这时髦街道是观光，她是和理发店的人兴高采烈地说家常:“前些天我上电视了，结果有个中学男同学找到我的电话，非要和我吃饭。”20出头的理发师诚心实意地说唐阿姨漂亮，她喜欢大家都叫她唐阿姨，或者叫她的英文名ROSE。

“上次德国电视台来拍我，连我化妆的过程都拍进去了。”她告诉记者。德国电视台是在百乐门舞厅的拉丁舞场上发现她的，一个80岁穿着粉色的拉丁舞裙，烫着蓬松头发的“阿姨”，外加一口流利的英语，舞伴却是她请的20出头的专业舞蹈员。本来打算拍摄的主题是百乐门，结果成了她的个人纪录片，说是在中国发现一个完全西化的老太太。

她化好了妆，艳红色的指甲和CD的口红，钻石胸针和耳环是一套的，穿着短皮大衣，很正规地和记者约好在衡山路的一家咖啡馆见面，怕记者找不到她，又把穿着描绘一遍。

唐薇红对过去的世界并不眷恋，她习惯于享受和谈论时下生活，比如昨天和王文娟一起打麻将，她又输了钱;再比如她不想在百乐门跳拉丁舞了，因为太贵，请教练什么的，一次是1000元，她准备换到虹口区新开的一家舞厅去跳，“我们跳拉丁舞的，必须要大场子，所以一般小舞厅没法跳开”。她有些埋怨地说，又说要把报纸上公布的专业舞蹈员指导价格拿到百乐门给他们看，“让他们明白自己是收贵了”。口气像个30岁生机勃勃的女人。

毕竟出身不凡，她随口说件事情就是掌故，提起一个人名就是段历史，她的父亲唐乃安是中国最早的西医之一;哥哥唐腴庐曾任宋子文的秘书，1931年被误当作是宋子文而遭暗杀;姐姐唐瑛是与陆小曼并称为“南唐北陆”的海上名媛。可是对于一生浸淫于浮华的女人生活的唐薇红而言，那些历史风云只不过是插曲，她所记得的历史不外乎是那些当事人的服装和长相，以及当时的社交风俗，娓娓道来的，是上海近代交际生活的变迁。

唐腴庐和唐瑛:家世传奇

我大哥唐腴庐不是替宋子文挡子弹死的，他是被误杀了。当年一直有传闻他是替宋挡子弹死掉的，可是妈妈告诉我，哪里会有人那么傻，看见人开枪，还不跑掉了？我那时候只有六七岁，这件事我妈妈后来一直讲给我听。

( 唐瑛，与陆小曼并称“南唐北陆”的交际名媛 )

大哥非常聪明，16岁就出国了，到耶鲁读书，和宋子文是同学。我们家一直不让他学政治，那时候的老百姓很怕和政治搭界，妈妈叫他读经济，他到美国后自己不肯学经济，回国后就给宋子文当秘书，爸爸、妈妈生气也无可奈何。

那是1931年7月，天气很炎热，哥哥和宋子文经常南京、上海两地跑，因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南京。司机很早起床接大少爷，车是什么模样我还记得，一辆绿色的福特，牌照是51号。哥哥坐早晨的火车到老北站，5点钟就到站了，那时候本身人就很少，车到的早，就更没有人了。司机突然看见有人放烟幕弹，一片烟雾散开，就听见枪响，司机亲眼看见我大哥中弹倒下，他戴铜盆帽，穿灰法兰绒的长袍，和宋子文穿戴很相似，所以被当成了宋子文。宋子文此时也下了车，看见烟幕弹，马上钻到火车下面了，刺客没发现他。长大后我才知道刺客是“暗杀大王”王亚樵带的一批人。

( 1925年，唐乃安及其妻子、儿子合影 )

司机马上把我哥哥送到最近的一家德国医生开的医院，哥哥膀胱上中了很多枪，但是那时候太早了，德国医生还没起床，等他起床准备好上手术台时，哥哥已经去世了。

我爸爸在事发的半年前去世了，得了胃癌，吃什么都吐。我爸爸唐乃安是中国最早的西医之一，是用庚子赔款出国留学的，回国后在北洋舰队做医生，后来在上海开了私人诊所，专门给当时的上海大家族看病，我们家和宋家就是那时候认识的。我大姐唐瑛还和宋子文谈过恋爱，不知是因为我爸爸缘故还是我哥哥缘故两人认识的，但是我知道是为什么分开的:我爸爸坚决反对。我爸爸说，家里有一个人搞政治已经够了，叫我姐姐不许和宋子文谈恋爱，怕她嫁给宋子文，家里就卷到政治圈里，我爸爸总是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搞政治太危险，后来证明，我爸爸的话是对的。

( 唐乃安是中国最早的西医之一，是用庚子赔款出国留学的 )

大姐和宋子文往来的情书有20多封，“破四旧”时候都被我烧掉了，我一边看，一边害怕死了，家里居然还有宋子文的笔迹，小时候我不知道还有这么回事。同时烧掉的还有我哥哥那件带血的长袍，出事后，我妈妈伤心得不得了，她一直留着那件长袍，白色的府绸里子，灰色的法兰绒面子，上面有很多血迹。那天烧掉的东西太多了，就在我现在住的衡山路房子里面，我一边烧一边放水冲，结果下面的邻居看见我们家烟雾滚滚，冲上来说，是不是着火了？

哥哥死了之后，是“国民政府”给了我们家赔偿，我还记得总额是一万担米，当时一担米是5块银元，所以是一大笔钱。

( 宋子文 )

我那时候最佩服、最羡慕的人就是我的大姐唐瑛。我最羡慕她什么？是她的十个描金箱子，里面全是衣服，每天换衣服都换不完。我那时候还小，她不带我出去玩，我就知道她是个“名媛”，天天需要出去交际，因此有无数衣服，我还记得光皮衣就挂了满满一整面墙的大衣橱，哪里像现在的人家，一般只有一两件裘皮大衣。

国外有什么大亨名流来了，我姐姐一定出场。我还记得报纸上常常有她的名字，有一次是英国王室来了，她去表演钢琴和昆曲，报纸上把她的照片登了很大，我妈妈和她开玩笑，说她风头盖过了王室。

我们家是基督教家庭，女孩子地位很高，甚至可以说是“重女轻男”，但也不是说女孩子就可以出门交际的，必须要等到结婚后或者有男士上门邀请才能社交。我姐姐是因为结婚了，获得了交际的权利，她嫁给了宁波“小港李家”的李祖法，姐夫是保险公司的总经理，但是不喜欢交际。我们家的女人都外向，所以他们两个人过不到一起去，婚后几年就离婚了，我姐姐也就获得了社交的自由，他们生的孩子李名觉后来是美国著名的舞台艺术家。

我记得她一天在家要换三次衣服，早上是短袖的羊毛衫，中午外出穿旗袍，那时候的旗袍和现在不同，要滚很宽的边，滚边上绣各种花。我记得她有件旗袍滚边上面有上百只金银线绣的蝴蝶，上面的纽扣是红宝石的。我们家养了一个裁缝，专门给她一个人做衣服。她非常聪明，那时候我和她一起去逛鸿翔百货，看见最新的服装样子，她并不买，而是记下来和家里的裁缝说，改良后再做出来。和她一起上街，总听见旁边人说，这是唐瑛啊。她的衣服样子领导着当时的上海服装潮流，后来她和陆小曼等人开了家“云裳时装公司”，现在留下来的宣传画还很时髦，完全是装饰画风格，上面的女人没有面目，只有阔大的衣领和细腰的线条。

我姐姐并不是每天晚上都出去交际，很多时候别人也会来家里。妈妈后来告诉我们说，当时“社交”是被当作新鲜玩意儿引入中国的，有个杂志叫《玲珑》，整天鼓励女性要学会社交，并且把我姐姐当成“交际名媛”的榜样。家里的男性长辈都不在了，妈妈是按西方规矩对待姐姐的客人的，不干扰她交往朋友，姐姐是上海最早的“海上名媛”，当时就有一种说法:上海有唐瑛，北京有陆小曼。陆小曼来上海后，她们成为很好的朋友。《玲珑》里面还记载她的另一件事，说她和我哥哥的女儿去参加慈善舞会，由于人多，跳丢了一只绣花鞋，那双鞋的价格是200银元。

我姐姐长得漂亮，会唱京剧和昆曲，英语也说得流利，那时候，家里光厨师就养了4个，一对扬州夫妻做中式点心，一个厨师做西式点心，还有个做大菜。

现在流行一些小说和电影，里面往往有个交际花，长得美艳又擅长交际，没有职业，周旋于男人中间，靠男人供养生活，常年住在高级旅馆或公寓里，就像《日出》里面的陈白露。当时的高档旅馆里确实是有一批这样的女人，住在国际饭店和金门大酒店里的是最高档的了，那里的套房都带有会客室。但即使是住在最高档的公寓里的这类女人，也不算“交际明星”，她们的出身一般是舞女或者堂子里的人，当时人们管她们叫“交际草”。1949年去台湾的文史作家陈定山，他也是中国最早化工厂的少东家，1958年写过一本《春申旧闻》，里面写道:“上海名媛以交际著称者，自陆小曼、唐瑛始……门阀高华，气度端宁。”看到这就明白当时交际界的情况了。

“南唐北陆”:高尚社交的背后

我看见有文章说当时杨杏佛也追求我姐姐唐瑛，并且说和徐志摩、陆小曼的恋爱一样，是当年最出名的两对三角恋爱，其实也是不对的。杨杏佛追求的是我的干姐姐，我们叫她三姐，姓张，因为我妈妈喜欢她，就一直住在我们家里。

我记得杨杏佛、徐志摩、陆小曼他们一群人总是来我家，他们是我大姐唐瑛很好的朋友，姐姐是让我和他们接触的，他们不是那种很讲究的人，喜欢一起闹。我记得杨杏佛总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背唐诗。他脸上长了很多小疙瘩，不好看，拉着我的手教我背唐诗，我从小上的是教会学校，就会背“床前明月光”，他就批评我太西化了。

我一直不知道三姐是和谁在谈恋爱，就记得有天她接电话，那时候电话全是装在楼梯拐角那里的，我在她背后，突然看见三姐一声不响地倒下来了，电话机都没有放好，悬在半空中晃，我吓得哭起来。她一病就是一年，都不能走路，一直躺在床上。原来，那天她接电话传来的消息就是杨杏佛被暗杀了。

徐志摩戴了眼镜，干干净净的，是个知识分子中的小白脸。那时候陆小曼的前夫王赓也来我们家玩，他们当时还没有离婚。我有一次和记者说王赓不好看，眼镜像酒瓶底，结果人家记错了，记到了徐志摩的头上。

当时徐、陆的恋爱故事传得很厉害，有天刘海粟在功德林请客，把我的姐姐、哥哥，还有杨杏佛、陆小曼、徐志摩、王赓全部都叫去了，刘海粟高谈阔论，在祝酒时以反封建为话题，先谈人生与爱情的关系，又谈到伉俪之情应建筑在相互之间感情融洽、情趣相投的基础上，没有爱情的婚姻是违反道德的。王赓也是极聪明的，他终于觉察到这席宴会的宗旨，他举杯向刘海粟、向其他人说:“愿我们都为自己创造幸福，并且为别人幸福干杯！”姐姐后来告诉我，这场宴会就是徐志摩逼着刘海粟举行的。宴会后，徐志摩给王赓写了一封英文长信，把他认为永难解决的僵局打开了。王赓是个开通的人，同意与小曼很快离婚。

但是我姐姐也告诉我，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后，并没有想象中的幸福。两家长辈由于不赞成他们的婚姻，都不肯给他们金钱援助。徐志摩与陆小曼生活得并不协调，他想改造陆小曼的原意难以实现，陆小曼喜欢奢侈玩乐，她性格与习惯上的缺点，不是徐志摩能够改造得了的，大概也不是什么人能够做到的。

徐志摩一向生活平顺，但到此一关，苦头却接二连三而至。作为一个好丈夫，徐志摩很多时候跟陆小曼去做他所不愿意甚至是讨厌的事。他在文章里面说:“我想在冬至节独自到一个偏僻的教堂里去听几折圣诞的和歌，但我却穿上了臃肿的袍服上舞台去串演不自在的‘腐’戏。我想在霜浓月澹的冬夜独自写几行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但我却跟着人们到涂蜡的跳舞厅去艳羡仕女们发金光的鞋袜。”

陆小曼和我姐姐都喜欢京剧，陆登台演出《玉堂春》，喊徐志摩在台上演红袍官员，据说把徐志摩弄得难受死了，他说的“腐”戏肯定是指这场演出。我姐姐演出了中国第一出英文京剧《王宝钏》，1935年，他们在上海的卡尔登戏院（今长江剧场），用英语演京剧。扮演薛平贵的是凌宪扬，他曾担任沪江大学校长。因为是用英语演出京剧的第一遭，所以看得人很多。薛平贵身穿箭衣，头戴软罗帽，王宝钏的扮相与京剧一样，姐姐英语流利，而且也很会做戏，只是他们的台步都走不好，伴奏的有锣鼓也有管弦乐，但是只有对白而无唱段，因而看了有不伦不类的感觉。

但是那时候哪里会想那么多，也不知道背后会有那么多纠葛，这些都是我后来慢慢悟出来的。只要是出风头、有趣的事情，就有姐姐参加，她性格就是那样的，我当然觉得姐姐比陆小曼好看，姐姐打扮很洋气，个子又高，洋溢着西洋女性的味道，一群名媛出现在一个社交场合，风头永远属于姐姐。

她后来嫁给了熊希龄的侄子熊七公子，个子比她矮，一点也不好看，可是也很活泼，喜欢社交，姐姐就喜欢这一路的人。熊七公子是当时美国美亚保险公司的中国总代理，1948年之后他们就到香港去了，我不知道姐姐生活幸福不幸福，但她喜欢打扮的性格一点都没有变。70年代她回来探亲，我在机场接她，很多年过去了，我害怕认不出来她，结果看见楼梯上下来一个穿绿色旗袍的人，我远远就叫了，肯定是姐姐，结果果然是她。

陆小曼一直留在上海，解放后生活很困难，好像是陈毅市长听说她的困境，让上海市文史馆把她招收进去，一直在那里当馆员到1959年去世。

唐薇红:20世纪40年代后的交际余韵

我是16岁开始走进社交的，记得第一次成年舞会是姐姐带我参加的，在铜仁路的绿房子里，那是在染料大王吴家举办的舞会，满场的洋行大班和公子哥。别看我生长在那个开放的家庭，但我们家是不允许未成年就学跳舞的，所以那时我根本不会跳舞。我穿着姐姐的一件嫩黄的晚礼服，也穿着她的高跟鞋，第一支舞是荷兰银行的大班带我跳的，我一直注意不要踩到他的脚。

出门参加了第一次舞会，不代表你就可以公开社交了，必须要有人来家里请你，才能出门。那时候我未来的丈夫经常上门来找我，我妈妈看见他在海关工作，很可靠，允许他带我出门跳舞和玩，我们那时候全部是跳下午的茶舞，晚上一般不允许出门。茶舞会上男女社交的方式是:他带一些男的来，我带一些女同学来，大家初次见面，自由挑选舞伴。18岁我就结婚了，为什么结婚那么早？就因为我渴望不受约束的社交生活，最好和我姐姐一样。

结婚后的自由生活就是出门吃饭和跳舞，婆婆规矩大，我却不听从，每天去仙乐斯和同学跳舞，因为那舞厅比较纯粹，不像百乐门人品流杂。要不就是骑自行车和同学们郊游。

1949年前夕，我没有和家里人一起出国，不是说我觉悟有多高，我是根据事实说话的，那时候上海有家“第第斯”餐厅，是做俄式大菜的，里面的白俄女招待都很漂亮，你坐下来，她们会推着银制的小推车来送冷盘。但是，我知道她们一到夜里，换下招待服，就要做舞女之类的赚钱，很可怜啊，想想她们在国内也都是贵族出身。就因为有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所以我没有听姐姐她们的劝说而出国。

丈夫在海关里工作，本来很稳定的，可是后来不断地有人事变动，要他去徐州，去深圳，不去就没有工作。后来终于去了深圳海关，说什么东西都不用带，那里什么都有，去了那里，住在广州一个叫梅溪的地方，就是荒野一片啊，发给我们一床、一桌、两凳子，我肚子里的孩子也流产了，我看这地方不能呆了，就和他离婚，自己回上海来了。

上海到底是上海，虽然百乐门改成了红都电影院，营业性舞厅早已经取缔了，但还是有地方去的，我经常去的地方叫苏联俱乐部，在徐家汇那边，里面全是国际友人在跳舞，必须有人带着才能进去。我始终有朋友带我进去，有一次还和印尼的苏加诺跳了舞，我英语很好，一边跳一边和那些外国人说话，他们邀请我跳完舞和他们去吃饭，我哪里敢？俱乐部外面就停着公安局的车，谁敢和那些外国人走，第二天就会被抓起来。

那时候我和朋友投资在上海闵行开了一家拉链厂，本来是因为没事做给自己找点事情做，那时候上海的社交生活已经大规模减少，白天到厂里上班，做会计，晚上就穿着光鲜地坐着黄包车去找跳舞的地方，结果被厂里工人看见了，上班时批评我说:“唐师傅，你怎么晚上穿那么漂亮？和你一起坐在黄包车上的男人是谁？”和我坐在一起的是庞维谦，后来成为我的第二任丈夫，但当时他只是我的追求者，就是怕大家说我作风不好，最后才和他结婚了。

庞维谦是南浔庞家的后代，我的公公庞青臣曾经是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民国时代被孙中山委以要职，但是他不肯去做。可是庞维谦没那么多革命事迹，他和我一样，一辈子就会玩，50年代的上海我们俩是出了名的爱玩的一对。50年代的上海社交在暗地里进行，在一些大家庭里总有牌可以打，也有小型舞会。可是我接触到的出来交际的女人就很复杂了，不再是从前时代的大家闺秀了，很多以前的舞女啊，向导啊，只要漂亮就可以出来，照样被男人养活，好像收入的主要方式是在她们家里面打牌，由她们抽头，一场牌打下来，几千块钱到手。外面是红旗飘飘，里面还是老一套，上海这个城市啊，骨子里是风流的。

我印象中，上海真正交际生活的结束，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是四旧，所有人都噤若寒蝉。那是真正的没有任何舞会的日子了。

那时候我在工厂里挨批评，只能当工人了，一天要做几百米的拉链，光把铁拖来拖去就要近万斤。我那时候人缘好，工人给我喝盐汽水，我不管杯子脏不脏，接过来，偷偷从杯子的把那里喝，那里不脏。结果大家都说我接近群众。去当搬运工也帮着我，我在前面拖板车，后面始终有人推，幸亏有这份工作啊，我那时一个月赚82元钱，我丈夫庞维谦一辈子没工作，我们还有4个孩子，一个保姆，这钱养了一家7口人。我一直工作到退休，现在还有退休金，这钱现在正好付我家的阿姨工资，我告诉她，我也是有退休金的人啊，不要以为我没工作过。

我不是那种抱着回忆不放的人，现在人人都知道百乐门有个喜欢跳拉丁舞的“唐阿姨”，但是现在百乐门怎么能和当年的社交比？这里不过是一群国外的旅游者来观光的地方，要不就是台湾人来摆阔的地方，一场拉丁舞要1000元，我一周跳三场，算下来多少钱？很多人把我写成什么旧上海的金粉世家的传人，其实我就是一个爱玩会玩的人，懂得及时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