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主大会的“超女式民主”与原则问题

（文 / 李侠（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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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情，只能做，不好说。比如有人宣扬，不要和穷人住在一起，因为穷人有许多坏毛病。这样的说法就是“政治不正确”。虽然《三字经》里就讲过孟母择邻而居的故事，但那种道德上的选择并没有说，穷人是不道德的。有个著名的法律悖论，说法国的法律一直是平等的，因为我们禁止富人住在大桥下面，也禁止穷人住在大桥下面。可谁都知道，富人是不会住到大桥下面去，同样，富人也不大会和穷人住在一个小区里。

我不是富人，我所住的小区大多是年轻白领，我们气味相投，经常一起踢球一起郊游，当然我们也一起和开发商作斗争，可以用这样一段话来描述我们这些业主:“热爱生活，放纵自己，无忧无虑，不太富有，甘愿做一切事情来维护自己所拥有的可怜的一点点自由。”当然，我觉得大家团结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并不是觉得“自由”这字眼多可贵，美国人早就说过:我们不会为保卫自由而团结，但会为保卫自己的财产而团结。

为了维护权益，我们1000多住户要成立业主大会，可业主大会要成立起来必须有60%的业主投票才可以，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热心的组织者号召了一批志愿者，挨家挨户地征集选票，介绍业主代表候选人——全是大学毕业，有当律师的，有公司高级主管，这些候选人还在小区会所向前来咨询的业主解释政策、宣传自己，他们都有不错的收入，能为大家的权益无偿地贡献自己的时间，这是很让人感动的。我相信，城市生活的民主与自治就是从小区的维权、业主委员会的选举开始的。

但真正拿到投票细则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吃惊，因为细则规定，业主的每平方米住房相当于一个票权，也就是说，你买的是100平方米的房子，则你拥有100票，你买的是200平方米的房子，你则拥有200票。在我们小区里，最小的房子是80平方米，最大的房子是200平方米，但有人拥有两套，也就是说，有的业主可以有400票，有的业主只有80票。据说这个投票细则是根据“物业管理条例”制定的，而“物业管理条例”是物业公司的行业协会制定的，也就是说，这是从物业公司的角度出发而制定的政策。在很多小区，一些公用建筑是物业公司来管理的，他们就是业主，如果他们拥有4万平方米的停车场和地下室，那这个物业公司就拥有了4万票。

去年“超级女声”火爆的时候，有人评论说，“超女”就是民主与公平，因为大家都有投票权，都按照多数法则来决定名次，程序正义，结果公平。事实上，每个手机能投15票，许多人买了好多手机卡，给自己的偶像投票。有钱人可以操纵投票，有钱人可以有更大的舞台来宣扬自己的观点，这都是民主社会要制约的事情。“超女”让大家有发言的机会，有参与的热情，但要说这就是民主，那也是“超女式民主”。今年说要实行“手机实名制”，这难道是为了维护“超级女声”比赛公平性而出台的政策吗？

回到正题，我要说的是，我们热情参与的业主委员会选举竟然也是“超女式民主”，谁拥有的房子面积大，谁就有更多的票权。把这个问题推到极限——如果物业公司拥有的住房面积超过小区的一半，那他们就凭借现在的游戏规则掌控了小区事务的决定权。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北京某小区，拆迁户占50%，相对来说，他们是穷人，他们没有所住房屋的产权，产权是物业公司的。另外50%的住户非常想成立业主委员会，但他们的委员会即使成立起来，按照现在的规则，也是拥有更多票权的公司说了算。

规则之上，总有一个原则问题，穷人（拆迁户）为什么对自己居住的环境没有参与管理的权力？所有的北京人是否必须拥有一套住房才能对北京市政府发表意见？是不是必须有一辆汽车才能对道路交通发表意见？如此漠视他人权利的游戏规则已经出台了，而我们竟然照这个规则兴致勃勃玩起来了，80平方米住房的主人与400平方米房子的主人被一个貌似公平的程序划出了等级，同样的人，为什么他的票权只是另一个人的五分之一？

我们要民主，人家给你民主的感觉;我们要投票，人家让你投票玩。有规则，有政策，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秩序井然，结果我们像小孩子一样遵从游戏规则，却不对一些原则问题做更深入的思考。在我很委屈地投出了我那100多票权之后，我想起美国法学家德沃金先生的话:“假如我们对原则如此漠不关心，以至于政策适合我们的意愿时，我们就为它涂脂抹粉，那我们既欺骗了原则，也消解了原则的权威。”

遗憾的是，那些经常和我喝茶聊天的邻居们都不愿意和我讨论原则问题。■ 女式民主原则业主大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