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的捐款减税实验

（文 / 王恺）

( 慈善事业的发达程度与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成正比的，对低收入贫苦阶层给予捐助的同时，更需要有效的社会保障和慈善事业支持 )

一个意料之中的实验

2005年8月30日，王振耀捐了500元给中华慈善总会的范会长，很快拿到了捐赠收据。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和他很熟悉，收下他的捐款后，与他开玩笑:很郑重地双手把收据送上。熟悉王振耀性格的人知道，他捐款并大张旗鼓地索要收据，是准备实验一把。

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介绍:很多官员都会捐款，但大家基本会将捐款收据保存下来作纪念。一方面由于宣传少，官员中很多甚至都不知道捐款可以减免个税;另一方面，即使知道，大家也会嫌麻烦。因为对于个人而言，减税不多而要办的手续过多，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都选择了什么都不办。加上中国文化传统中缺乏“互利”的捐款心态，许多人会觉得:捐都捐了，没必要再为此去争取一点小钱。

王振耀对慈善的理解显然超过一般官员，毫不迟疑地认定美国模式:捐大钱并不代表就不能再讲究“小钱”。慈善应该是使双方获利的，要求减税很应该。“双赢”的捐款减免税收政策正是累积大批捐款的基础。

从8月30开始的实验似乎在证明他的判断:复杂程序害得他反复填写表格，也害得民政部的财务为了他个人工资不胜其烦地跑了若干回银行。“财务和我一起受累了。”这个漫长的实验结束后，王振耀多次在办公室里说。

( 余彭年要将巨额财产全数捐给社会 )

捐款之后他把收据送交单位财务要求减税，根本不熟悉这个程序的财务人员吃了一惊。“大家说王司长要来真的啊。”财务于是先打电话到各处去咨询，结果发现大家都不清楚，王振耀说:“其实是整个社会都不熟悉相关情况。”因为很少有个人提出过要求。向税务部门咨询，税务部门解释说要求“合理合法”，但没有实施细则。后来还是财务人员拿出相关资料，一步步照着办理。

财务先修改他的工资扣税额，再向税务部门提交修改后的“税务明细申报表”。然后王振耀填写了4份“税收缴款书”送至银行，财务处再根据银行单据重新做账，按照王的说法:这里调调，那里调调，连工资单都得改。最后再恢复王振耀此后的工资明细。他笑着说:“因为我是司长，财务就算是有怨言也说不出口。”直到10月份，王的工资单上才减免了50元个税。

王振耀详细地将10道程序记录下来，公开给采访他的媒体。每一个记者采访的时候，他都反客为主地问记者:“捐款一百块钱的时候，你怎么办免税的整个手续？”很多记者都说，没有干过。他说笑着批评记者:你肯定没调查过全国有多少人捐款都没免过税，没有免税的经验，没有免税的常识。

接着，他会表演式地亮出记录下来的10道程序:向中华慈善总会捐款500元;中华慈善总会出具捐赠收据;收据送民政部机关事务和财务处;财务处工作人员计算减免抵扣税额;修改本月工资扣税额;修改税务明细申报表;填报税收缴款书一式四份;到银行送税收缴款书，回单做账;下月恢复原工资明细;10月份工资条上减免50元税款。

这样富有戏剧性的故事和极其繁琐的程序给了媒体一个天然的好故事，加上王振耀恰到好处的评价:“像我，一个直接负责全国捐赠事务的司长都要用这么长时间，一般的平民百姓呢？我怀疑是不是要用一年，甚至根本就没法执行？我们的制度设计,我们的工作措施，确实存在很大的缺陷，所以这方面恐怕是需要调整。”

一个寻求改变制度的官员

除了这个流传很广的实验之外，王振耀其实还有不少类似故事:他喜欢在火车上不暴露身份和同车厢的企业家聊天，问他们有没有捐过款，以及捐款后是否要求过免税。得到的答案基本不出他所料:捐款减免税收的知识在这些企业家中基本是零。在上中央台的新闻节目时，他不失时机地说:“大家不知道我是谁，所以说真心话:即使知道该减税，但那套复杂制度还是害死人。本来理所当然的减税要请人吃饭或有熟人才能办理。”

然后，不忘记再讲一遍自己的实验。电视机前的观众很容易被他调动起情绪来。

王振耀1999年至2000年在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过，他很喜欢讲美国“捐赠一件旧衣服都可以抵税”的故事，主要是为了说明美国的“双赢”的捐赠政策造成了两个后果:公益事业普遍开展起来，企业和个人也少缴了税。在他看来，他所实验的程序问题和那“一件旧衣服”可能的功效一样巨大。

作为负责慈善发展的直接官员，王振耀和民政部领导一直为中国慈善捐款的总量而发愁，在他们看来，中国税收的繁复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慈善捐款的发展，他们一直觉得减免程序的额度还需要大幅度增加，这样才能促进企业和个人积极捐款。

但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显然不能接受这样的建议，一位税务总局的官员曾公开表示:现在假借捐款偷漏税的企业行为已经不少，进一步开放之后会带来更大问题。而且，税务官员说:事实上中国除了税务总局的规定外，还有国务院颁布的规定，给三个行业和十余个基金会捐款的企业和个人都可以获得100%的免税，作为主管官员，王振耀不可能不知道这些规定。

但民政部的主流意识是:最好是大胆出台包含更多行业和更大幅度的减免税收的条款——这样，能大大刺激各种企业，想减免税收的企业捐款的幅度肯定会大大增加，有利于中国的慈善事业。

“过去也沟通过一些回合，但是都没有显著进展。”民政部的工作人员介绍。也许就是这样的矛盾，促使王去做这个他能猜出结果的实验。他挑选了弊病甚多而无人过问的程序问题入手，又借助媒体的力量传播了这个故事:一个好故事肯定胜过机械的数字计算。

王振耀是南开大学“七七级”的历史系学生，有着他那代人的痕迹:喜欢研究理论问题。1986年夏，完成硕士学业的王振耀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发展研究所，1988年底，民政部组建了基层政权建设司，其中设农村处，着重研究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问题。王振耀被调任该处处长，负责当时争议很大的农村民主选举。2001年6月，他被任命为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主持该司的全面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救灾司主要做了几件事情:一是具体组织并全面建成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而改变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格局;二是建立了农村特困户救助制度，使得1972万农村贫民开始纳入制度性基本生活保障的范畴;三是改革灾害救助体制，建立规范的荒情管理制度和紧急救援制度。而现在，他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放在了推进慈善发展上。

周围的人说他有着技术官员的显著特点:条理清晰、思路明确。而这个实验的成功似乎在继续证明着人们对他的判断——在此事发生之后，民政部和税务总局的沟通有了很明确的进展:减税幅度将进一步增加，新的条例即将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