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航的“鹰”：坠机背后的俄罗斯地理战略

2014年7月17日，乌克兰搜救人员在顿涅茨克州格拉博沃村检查马航MH17班机的残骸。该机最终被判定系遭导弹击落

经过15个月的调查，2015年10月13日，荷兰安全委员会（DSB）公布了关于2014年7月17日在乌克兰东部坠毁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17号”航班的技术调查报告。该报告称，“MH17”系在1万米高空飞行时，被一枚俄制9K37“山毛榉”M1-2型地空导弹命中驾驶舱左前方，机身被爆炸撕裂、随即凌空解体，29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当场遇难。“山毛榉”的生产商“金刚石―安泰”防空集团公司并未否认关于导弹型号的指控，但双方在确认使用该武器的军队身份时各执一词——荷方报告称导弹系从飞机坠毁点周围约320公里的范围内射出，以斯涅日诺耶市的可能性最大，该地区当时正处在乌东部分离主义政权“新俄罗斯联邦”民兵的控制之下。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Arseniy Yatsenyuk）更是直白地宣称：“醉醺醺的分离主义武装是没有能力操作‘山毛榉’的，真正的发射者是训练有素的俄罗斯正规军。”“金刚石―安泰”公司独立推动的一项调查则指称，导弹来自乌克兰政府军控制下的扎罗先斯科耶镇，型号较旧，而类似的老款“山毛榉”在数年前就已退出了俄军现役。

仅仅18天过后，10月31日，俄罗斯科加雷姆航空公司旗下的“KGL9268号”航班在从埃及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起飞后不久，神秘坠落于西奈半岛中部，机上224人无一生还。由埃及官方主导的初步调查认为，该架班机同样系在高空发生解体，英美两国政府甚至公开声明飞机可能是被暗藏的爆炸装置所破坏。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的埃及分支则高调宣称，正是他们击落了“KGL9268号”，目的是报复普京政府武力介入叙利亚。出人意料的是，俄罗斯当局在这一问题上的表态异常低调：俄联邦航空运输署在11月3日发表声明称，尚不能彻底排除飞机发生技术故障或飞行员操作失误的可能。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则在11月5日表示，目前关于恐怖袭击的一切说法都只是揣测，俄方不愿过早加以采信——“必须用事实说话，官方调查正在进行，调查将会揭露真相”。

一者严辞抗拒，一者模棱两可；两起坠机事件中的不同态度，折射出后“冷战”时代俄罗斯地理战略在不同地区的效能差异。以高加索为中心的“破碎地带”由于具备足够的民族基础和地理支点，力量对比也较为悬殊，正适合经济与安全力量大不如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实施地理攻势；即使因之引发争议事件和舆论反弹，也在莫斯科可控范围之内。而中东世界尤其是叙利亚却是一个缺乏内在稳定机制的板块，投入的资源量与最终的成效往往不成比例。在美国已经放弃大规模干预、俄自身经济形势极不乐观的情况下，普京虽力图扩大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话语权，却绝无发动大规模反恐战争的打算。正因为如此，突如其来的坠机事件才显得格外尴尬：假使恐怖袭击最终被证实、莫斯科却未能做出强硬回应，普京长期以来的铁腕形象和高支持率势必会受到影响；假使俄政府加大在叙利亚军事介入的力度，又须冒“第二个阿富汗”的风险。屡试不爽的地理战略，最终在此陷入了瓶颈。

地理的诱惑

在19世纪末地理政治学（Geopoli-tics，“地缘政治学”是一种不规范的表述）初生的年代，两位来自海洋国家的思想家——“海权论之父”马汉和“陆权论之父”麦金德都把俄国视为最活跃的全球霸权觊觎者，并试图为历史上的俄罗斯扩张主义寻找心理和环境依据。他们同时注意到了俄国北部高纬度地区那巨大的冻土带：由于有半年时间处于封冻状态，另外半年则形同沼泽，这一区域显然不适于人类长期定居。冻土地带往南是一片广袤的针叶林覆盖区，西起波罗的海沿岸、向东延伸到太平洋，这里是早期俄罗斯人的栖息地。再往南则是起于东欧、经高加索和中亚向东伸展的草原，虽沃野千里但无险可守。经历过13世纪蒙古帝国入侵的梦魇，俄罗斯人开始形成这样一种意识：只有尽可能远地向前推进，才能逆转国土缺乏地理屏障的局面；若能直抵高山、大海等“天然疆界”，便可获得最终的安全。是故从伊凡雷帝开始，俄国便开启了并吞欧亚大陆腹地、朝黑海―地中海和印度洋全面挺进的征程，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楔形版图——楔子的尖端插入中亚，两翼分揽黑海与日本海。

2015年11月1日，一名圣彼得堡市民在喀山大教堂参加悼念KGL9268航班遇难者的安魂弥撒

苏联解体摧毁了这个巨大楔形的西方一翼，并使俄罗斯一度处在“北约”东扩的压力之下。但就像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无法阻止德国作为经济和人口大国重新崛起，“冷战”后独立的高加索国家及其背后的欧盟本质上仅是中等强国，它们永远无法彻底抵消掉俄罗斯依托领土纵深形成的优势。而莫斯科却对高加索的政治归属格外上心：这个面积约44万平方公里、拥有3000多万人口和丰富油气资源的板块是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十字路口”，大小高加索山脉将其划分成北高加索和南高加索两大板块。前者插入黑海和里海之间，形成一个突出部；后者背靠土耳其，松散地环绕在北高加索周边。南高加索接邻欧亚大陆重要的交通锁钥土耳其和伊朗，寄托着莫斯科维持在中东影响力的期望；北高加索扼守黑海以及里海，使俄罗斯可以继续向东欧和中亚输出影响力。是故早在苏联时代，高加索就是“铁幕”东方受控制最严的区域之一。而自1991年以来，俄罗斯最大的安全恐惧始终是车臣正式独立、切掉北高加索突出部，如此楔形版图的西翼将被彻底削平，中亚五国与莫斯科的离心力也将增强。无怪乎即使是在俄罗斯经济和社会状况最不理想的90年代中后期，在车臣问题上也是寸步不让。

但地理因素尚不足以解释莫斯科在2008年之后的攻势转变。以欧盟的经济体量和政治谨慎度，断然无法消化从波兰东部边界延伸到俄罗斯西部疆域的整个“破碎地带”（由那些较小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组成）；假使俄罗斯仅仅着眼于西部领土的安全，则完全不必升级在南奥塞梯、克里米亚等地区的军事介入力度。事实上，地理攻势寄托的是俄罗斯领导人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期望，这在经历了90年代“失落的十年”之后尤为重要。

10月14日，在俄罗斯空袭掩护下，叙利亚政府军对首都大马士革东郊朱巴儿（Jobar）的反对派武装发起猛烈攻势

“失落的十年”的一项重大特征，在于俄罗斯被人为隔绝在美国主导的后“冷战”时代世界秩序，尤其是经济全球化浪潮之外。克林顿政府在90年代中期为整个世界描绘了一幅相当诱人的图景：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将让位于普遍的军备控制和裁军，国际冲突将被更有效的协调与合作机制所化解，各国在具有普适性的全球视野指引下展开大范围的合作，层出不穷的科技创新、惠及更多人口的经济繁荣以及超国家的“人类共同利益”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大步向前。但这幅蓝图并没有给新诞生的俄罗斯留出对应的位置。

前卡特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1993年出版的著作《大失控与大混乱》代表了此际美国决策者对俄罗斯的典型看法：重要的是防止它崩溃，而不是帮助其成长。是故从1989到1999年，阻止苏联核武库失控几乎成为美国对俄政策的唯一出发点。1991年苏联解体前夕，老布什总统与戈尔巴乔夫缔结了第一阶段战略武器削减条约（STARTⅠ），确保苏联将以有计划的方式削弱其数量过于庞大的核武库；两年后达成的STARTⅡ则实现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的无核化。在两阶段START相继付诸落实之后，华盛顿得以摆脱核竞赛的负担，将更多财力投入到常规武力的扩充上，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其全球投送能力。

2014年2月15日，俄罗斯萨雷姆石油开发公司的技术人员检查巴热诺夫页岩油区块内的储油罐

至于庞大而孱弱的新俄罗斯本身，它固然被视为有潜力的新兴市场，但对这样一个基于自给自足理念的庞大经济体进行改造却不在美国的计划范围内。事实上，就连以逐利为生的国际金融资本对俄罗斯的市场前景和政治稳定性都深表怀疑。因此，90年代后期美国的对俄政策大部分是基于狭隘的安全考虑，手段则是赤裸裸的权势政治：1999年吸收捷克、匈牙利和波兰三个原“华约”成员国加入“北约”；2004年更进一步把波罗的海三国和中南欧四国纳入“北约”成员国行列，使其军事触角深入苏联版图之内。从政治和经济上与苏联西部加盟共和国加强联系的工作则由欧盟负责完成，2004年的欧盟东扩一次性吸纳了波罗的海三国和6个中东欧国家，令自诩为独联体（CIS）领导者的俄罗斯大感丢脸。站在莫斯科的角度，美国之待俄罗斯犹如1919年的英法之待德国，完全是以惩罚战败国的姿态加以羞辱。

更加危险的是，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一度挟全球反恐的公意，以单边主义方式对中东强制施行军事和政治改造。这一举动不仅缺乏理智的成本考量，而且开了一个危险的先河——强国可以不顾既有的国际制度安排，以一己之力推行有利于本国的对外政策。这和全球化口号的道德优越感完全悖逆，使国际舆论质疑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究竟是基于互惠意愿还是独占性特权。日后俄罗斯的单边主义行动，与美国的“示范”实有关联。

2008年8月10日，格鲁吉亚族难民撤离即将被俄军占领的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

在“破碎地带”面临安全冗余的流失，在全球层面则担心被新秩序彻底抛弃，双重压力促使俄罗斯领导人日益恢复其历史上的“预防性攻势”，试图重新建立对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长期影响。90年代中期，以亲美著称的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即宣称：“在失去了意识形态的纽带之后，俄罗斯所能仰仗的只有地理政治。”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几次大规模对外用兵，无不是基于地理考量：2008年在南奥塞梯动武既是为了警告格鲁吉亚当局不得单方面改变高加索领土现状，也是暗示经历了“颜色革命”的第比利斯依然难逃俄罗斯的政治监护。2004至2014年与乌克兰关系的周期性恶化乃至最终支持克里米亚和东乌两州独立，同样是出于类似的考虑。在中亚，莫斯科同样提出了建立“欧亚联盟”的设想，以强化和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的关系。地理攻势自此全面复兴。

普京的抉择

2014年5月11日，亲俄民兵控制下的乌克兰卢甘斯克州举行独立公投

在苏联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莫斯科奉行进攻性的意识形态与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相结合的战略。在后斯大林时代，这种战略进一步演化为“交易外交”，每一回合的外交让步都须以相应的安全和经济补偿作为回报。在两极格局中，类似的操作并无太大困难。甚至到苏联解体前夕，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还认定变革政治体制可以成为换取经济报偿的手段，“民主化”可以像勃列日涅夫的“缓和”政策一样充当交易筹码。

然而这种幻想在1992～1998年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遭遇了沉重打击。出于对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信赖和尽快引入市场机制的考虑，俄罗斯改革者最终采用了激进的“休克疗法”来推动转轨。但过度倚重原料工业和军工产业、缺乏日用消费品生产和新兴电子工业的国民经济在转轨后水土不服，未能实现增加财政收入的预期目标；西方七国集团也并未按照改革开始前的承诺，向俄罗斯提供足够数额的美元来稳定币值。经济转轨的前7年，俄罗斯GDP累计缩水40%以上，1998年的人均收入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4%，一切代价皆由莫斯科独自承担。而同期进入俄国市场的外资总量仅为对波罗的海三国和东欧国家投资量的1/4，待遇差别显而易见。

2014年5月9日，普京亲赴塞瓦斯托波尔港参加黑海舰队的“二战”纪念活动

甚至连在私有化过程中获利最大的七大寡头，对华盛顿也全无好感。1996年达沃斯论坛年会上，俄罗斯寡头和改革派人士目睹欧美政治家竞相取悦有望赢得大选的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屈辱感极为强烈。嗣后寡头集团倾全力协助叶利钦赢下大选，除去担心俄共胜出后会终止私有化进程外，也是由于对来自外界的帮助已经丧失信心。而在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俄罗斯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纾困贷款的利用上分歧巨大，不仅导致卢布崩盘，而且使刚刚恢复增长的国民经济再度遭受重创。此后叶利钦在经济和外交领域日益趋向“去西方化”，原因盖在此矣。

普京上台后的政策转向，既是对叶利钦执政后期改弦更张的继续，也是时势使然：市场化改革的积极结果在进入21世纪后逐步凸显，国际能源价格走高也使俄罗斯经济获益匪浅。更多的财政收入意味着政府可以逐步安抚在私有化过程中受损的弱势群体，从而赢得民心。此外，普京成功地将国家杜马中相对分散的几个中右翼党派合组为“统一－俄罗斯”党，从而避免了叶利钦时代政府常常为杜马掣肘的局面。分享能源红利和打击昔日寡头带来的民意基础，加上对杜马的有效控制，使普京能够在两任两届总统后，继续以总理身份执掌政权，并在2012年再度入主克里姆林宫，连续执政至今。

尤为重要的是，普京成功地利用了第二次海湾战争后美国国际影响力和道德形象趋于下降的时机，重新举起了“大国外交”的旗帜。通过强化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俄罗斯不仅获得了有助于彰显国际存在的伙伴，在抵制美国的优势方面也有了更足的底气。由于深知以欧盟的体量绝不可能“消化”或肢解俄罗斯，且美国在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解决伊朗核问题等领域对莫斯科依然有需求，普京成功地制订出了一种“影响力最大化”的现实主义战略：首先，在战略武器削减、反导武器部署等即时效应不甚明显但整体意义重大的问题上，主动挑战既有安排，造成“俄美仍是有核国家的两极”的公众印象。最近十几年来俄军依然注重核武器及其载具的开发，便是出于影响力最大化的考虑。其次，在美国遭遇挫败或困境的地区事务中，时常以斡旋者的身份出现，令国际舆论感到俄罗斯依旧具备跨地区的影响力。当美国的决策陷入难产时，俄罗斯的价值尤其容易被高估，造成刻意的反差。最后，以能源输出作为工具，对欧盟国家加以牵制，同时间歇性对西部邻国挥动“大棒”，以确保战略安全。

但输出影响力的需要必须以财政资源作为支撑，而石油―天然气出口几乎是俄罗斯唯一可以仰仗的大宗收入来源。在普京治下，能源出口占俄罗斯大宗货物出口总额的比例从90年代中期的不到50%上升至2012年后的70%，政府岁入的50%和GDP的17%来自能源产业。然而油气产业的膨胀依据的是一种极其粗放和单一的模式：对旨在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以及生产下游制品的部门不做过多投资，集中人力、物力开发新的油气田，以数量之巨大冲抵生产效率的低下，并把大部分产能输出到国际市场来套取外汇。这种“产量至上”的方针，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能源帝国主义”模式几无二致，应对国际油价波动的冗余极其有限。还在美国页岩油气产量取得巨大突破、乌克兰危机导致国际油价暴跌之前，俄罗斯的能源产业就曾因2008年世界性经济危机遭遇重创，前车可鉴。

曾任尤科斯（Yukos）石油公司顾问的美国能源问题专家迈克尔·伊克诺米迪斯在其著作《从苏联到普京的轮回：能源在今日俄罗斯的统治地位》中指出：普京以油气资源作为支柱振兴国民经济并无可厚非，但“石油红利”的收益原本可以更加长期化。1999～2004年，俄罗斯经济在油价低迷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稳定增长，足以证明提振经济绝不只大规模出口原油这一条路径。而尤科斯公司推行的恰恰是一种“非典型”路线——大幅减少人工和油井数量，聘用欧美技术人员，借助新技术和更严格的管理制度来提升产量。经此改革，尤科斯的产量增长率迅速攀升至其他俄罗斯能源公司的3倍以上，开采和勘探成本则低于其他任何跨国能源集团。

但普京显然无意让一家寡头企业成为俄罗斯复兴的标杆，更缺乏循序渐进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的耐性。2003年10月，他以逃税罪逮捕了尤科斯总裁、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3年后，这家曾经的全俄第一大企业宣告破产。短短几年间，叶利钦时代呼风唤雨的几位能源寡头或者淡出或遭清算，企业陆续被重新国有化，由普京信任的亲随执掌权柄。而这场轰轰烈烈的国有化运动，恰恰是“普京主义”最关键的步骤——在一个没有了最高苏维埃和苏共中央，又未建立起熊彼特式民主政体的国家，政治强人唯有亲自主持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方能达到理想中的平衡。普京需要能源收入来安抚军队和安全机构，为大众贴补养老金，为边疆地区改善交通状况，为教师和医生增加工资，也需要以能源出口作为增加国际权势的筹码。在此状况下，他比“冷战”年代的勃列日涅夫更不愿触及前景未卜的经济转型和长期增长问题，而需时时寄望于全体民众对现状表示满意。

除去能源纽带外，俄罗斯在其西方诸邻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正面吸引力。叶利钦时代收效寥寥的“融入欧洲”方针已被否决，激进民族主义者、国家杜马前副主席日里诺夫斯基高调宣称：俄罗斯必须在南高加索、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建立势力范围，这一动议甚至获得了俄罗斯共产党的赞同。以能源收入为基础的地理“西进”攻势，终于成为普京最后的抉择。

从乌克兰到叙利亚

苏联留给俄罗斯的是一支力量配置极不均衡、对核打击和大规模地面进攻强调过甚的军队，而俄罗斯迄今未能改变这种不均衡的状况；甚至还因为追求“影响力最大化”，一再错失按照地区强国的定位合理规划武装力量发展的时机。常规武器方面，苏联解体前服役的大批装备已接近寿命上限，替换工作的进行则相当不理想。以海军为例，除去几艘用以装点门面的大型舰艇外，中型水面舰艇的老化情况已相当严重；然而新建舰只的工程进度仍远远落后于预期，并且这些“新”舰艇也是基于20世纪90年代的设计。为了争夺国际话语权，长期以来俄军在战略核力量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战略核力量对执行地区级规模的作战任务无法提供帮助。

所幸苏联解体后独特的民族遗留问题降低了俄军跨境执行任务的难度。“二战”结束之后，斯大林对苏联东部边界乃至整个东欧的民族分布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整，过去云集于波罗的海沿岸、东普鲁士、西里西亚等地的德意志裔居民被强制迁出，使德国永远无法以民族问题为名恢复旧有版图。“寇松线”以东的原波兰领土被并入苏联，迁入斯拉夫裔居民加以填充；战争期间被认为有通敌行为的部分边疆少数民族也遭到定向迁徙，原住地迁入俄罗斯族公民，以降低其离心倾向。是故苏联解体之后，除去车臣等少数地区外，大部分西部边疆省份依然对莫斯科保持了忠诚。不仅如此，由于若干俄罗斯族聚居区现在被划到了新独立国家的边界之内，他们纷纷要求与俄联邦合并或取得“二次独立”，形成了若干事实政权。如摩尔达维亚境内的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1989年时其居民有53.8%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因此拒绝加入独立的摩尔多瓦共和国，而在1990年自行成立了“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国”。1992年摩尔多瓦出兵试图占领这块4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在俄罗斯的调停下最终停火。目前“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领土上依然驻扎有俄罗斯军队，其55万名居民多次举行投票，要求与俄罗斯合并。

引发2008年俄格战争的南奥塞梯（South Ossetia）和阿布哈兹（Abkhazia）两块领土，同样属于这种情况：当地的奥塞梯族和阿布哈兹族居民拒绝成为独立的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公民，公开向莫斯科效忠，并建立了反对第比利斯的分离主义政权。2008年夏天短暂的俄格战争之后，两地民兵在俄军支持下驱逐了全部格鲁吉亚军队，宣布完全独立，并获得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少数国家的承认。这次行动为俄军开创了一种新的跨境作战模式：以战术空军、防空武器和少量快速反应部队支援分离主义民兵，将政府军驱逐出主要城市，随后宣布整体独立、寻求俄罗斯的外交承认以及军事、经济援助。由于直接调动的俄方正规军数量不多，任务难度显著降低。

2014年发生在乌克兰的一系列政治危机和军事冲突，同样延续了这种“代理人战争”模式。在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总统拒绝签署与欧盟的经济合作协定、引发政治动荡之后，亲俄的鞑靼族和俄罗斯族居民先后在克里米亚半岛以及乌克兰东部地区成立分离主义政权，并与基辅的新政府相对抗。其中，俄罗斯族占总人口58.32%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直接宣布脱离乌克兰、加入俄联邦，同样由亲俄民兵控制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DNR）与“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LNR）则在2014年5月24日宣布合组“新俄罗斯联邦”（Novorossiya），并与乌克兰政府军持续交战。不幸的马航“MH17号”航班，便是在乌克兰东南部地区的拉锯战中被导弹击落。尽管交战各方已经于2014年9月在明斯克签署停火协议，但“新俄罗斯联邦”依旧保持了事实上的政治和安全独立地位。

由于合并克里米亚并介入乌克兰东部战事，俄罗斯付出了沉重的经济和政治代价：卢布在22个月里贬值超过50%，1500亿美元以上的资本从俄罗斯市场外逃，在法国订购的两艘两栖攻击舰被取消订单，来自美国和欧盟的经济制裁仍在延续。但站在战略地理的角度，莫斯科进一步巩固了对高加索周边“破碎地带”的控制，并重新为黑海舰队取得了克里米亚半岛的基地。这是自18世纪末以来，历代俄国领导人一以贯之的目标。

但类似的“代理人战争”模式和地理战略，完全不适用于今日的叙利亚。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苏联支持下的阿拉伯国家为一方、美国支持下的以色列为一方的清晰对抗局面逐步瓦解，国家和宗教矛盾变得越发碎片化；从中亚的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到地中海南岸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海岸，逐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动荡新月”地带。它的东端在“冷战”末期吸纳了阿拉伯世界一切被边缘化的政治力量——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极端派成员到巴勒斯坦的激进教权主义者——并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形成了孵化器。正是在这里，“基地”组织和“9·11”事件的密谋破茧而出。而随着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的深入，动荡力量开始自东向西转移，并以2010年底爆发的大中东政潮为契机，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生根开花，肆虐至今。

叙利亚所在的黎凡特（Levant）地区在历史上就以不稳定和教派矛盾林立著称。阿萨德父子治下的世俗政权试图通过控制黎巴嫩来行使本地区的领导权，并鼓吹泛阿拉伯主义以弥合北部逊尼派控制区与西南部阿拉维派控制区之间的分歧。但2005年黎巴嫩发生“雪松革命”之后，叙利亚迫于国际压力，被迫撤出在黎国内驻扎已有29年之久的军队，泛阿拉伯主义就此失去市场。2011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叙利亚国内更是形成了各派势力裂土分疆、彼此敌对的状态：库尔德人控制最北方狭长的西库尔德斯坦地区，“伊斯兰国”占据东部和中部腹地，政府军控制西部的滨海省份，其间又夹杂有温和派反政府武装控制区，短期内全无实现停火的可能。

俄罗斯海空军在10月底毅然介入叙利亚，出发点在于协助阿萨德政权巩固既有控制区，为除极端恐怖主义分子外的各派力量的总谈判创造空间；更深层的考虑则是借助调停叙利亚冲突的契机，寻求修复2014年以来滑落至谷底的俄美和俄欧关系。前有阿富汗战争的殷鉴，后有美军败走伊拉克的教训，普京显然无意在中东投入劳而无功的地面作战。但疑窦重重的“KGL9268号”事件极有可能破坏这种设计——假如该航班最终被证实是遭“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炸毁，群情激愤的俄罗斯民众势必会要求政府扩大空袭的范围和力度，甚至出动陆上部队、正面参与对“伊斯兰国”武装的进剿。这对莫斯科“四两拨千斤”的取巧战略，将构成根本性的冲击。

“平行宇宙”

自2012年第三次就任总统以来，普京在欧洲和中东频频出手，显得张扬无比。然则仔细辨识即可发现，不断出牌的背后实质上是俄罗斯国际空间的大幅缩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对莫斯科的态度日益趋冷，尚未流露出进一步合作及沟通的欲望。默克尔领导下的德国对普京政府的能源定价措施、贸易政策乃至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做法毫无正面印象，俄罗斯也无意做出重大调整来迎合西欧。至于东欧，乌克兰现政府、与之毗邻的波兰乃至反俄情绪素来浓厚的波罗的海三国历来对莫斯科的“关心”表示拒斥。就连较小的摩尔多瓦，也担心莫斯科重演克里米亚故伎、出兵“保护”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因之与俄罗斯保持着安全距离。

至于中东，普京对阿萨德政权的支持和与伊朗的密切关系似乎在显示俄罗斯仍是一个世界级大国，但这种印象并非来自莫斯科提供的巨大资源或承担的责任，而是美国进退失据的副产品——由于“退出中东”已经成为既定方针，奥巴马政府既无决心全面干预叙利亚局势，对“伊斯兰国”也只进行了有限度的打击。俄罗斯在这个尴尬时刻出场，以成本不高的干预和调停给了美国一个台阶下，继而大肆宣扬俄罗斯在稳定局势方面发挥的作用。实则一旦对话重点转移到美国和冲突制造者本身，俄罗斯便再无置喙的空间，华盛顿也绝不会因为普京的“热心”而怀抱感激。

2014年12月4日，普京曾在国情咨文中宣称，外国“敌人”要在俄罗斯制造“南斯拉夫式的局面”，通过分离主义让俄罗斯分裂，“但我们没有让它发生”。默克尔对此评价称，俄罗斯领导人对世界局势的认知是一个“平行宇宙”，不仅夸大了其他国家对俄的敌意，也高估了本身足以承担的责任。经济制裁和油价暴跌引发的卢布崩盘影响尚未消散，俄罗斯央行已经做出了2016年GDP缩水将超过5%的估计，它们实实在在地显示：俄罗斯的确是实力仅具备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地区国家，可以用于彰显“国威”的资本和昔日的苏联相差甚远。

本质上，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外交更像是一场模仿秀，它否定了叶利钦时代收效寥寥的“融入欧洲”方针，但又未能将经济和政治重心移到更有活力的远东，未能实现产业结构的重大转型和升级。普京没有花费心思去对俄罗斯的国际角色和远期目标做规划，他选择了复古，满怀憧憬地认定地理攻势可以使俄罗斯回到1991年之前雄踞欧亚大陆腹地、威慑全球的状态。然而“MH17号”事件使其苦心经营的克里米亚蓝图成为众矢之的，“KGL9268号”的坠落则令莫斯科对中东的干预一时进退两难。威风凛凛的地理战略变成了真正的“平行宇宙”，消耗远大过收益。

（参考资料：Robert D. Kaplan，The Revenge of Geography；Halford Mackinder，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Michael J. Economides，From Soviet to Putin and Back；Chrystia Freeland，Sale of the Century；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罗伊·麦德维杰夫，《普京总统的第二任期》等） 苏联俄军叙利亚地理坠机俄军迷航美国政治叙利亚政府军乌克兰东部美国鹰军事乌克兰冲突中东局势俄罗斯乌克兰俄罗斯国家经济战略叙利亚总统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