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中国共产党与全民抗战

1939年8月，延安“抗大”学员奔赴抗日前线

独立自主的游击战

阿部规秀在黄土岭战斗中毙命的消息国内是十几天后才从日本广播中获知的，蒋介石在发给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写道：“朱总司令：据敌皓日（19日）播音，敌辻村部队本月江日（3日）向冀西涞源进犯……支日（4日）阿部中将率部驰援，复陷我重围，阿部中将当场毙命。”

阿部规秀统领日军驻张家口的独立混成第二旅团，他被誉为日本军人中擅长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1939年10月，也就是阵亡前的一个月才刚刚晋升为中将。9月下旬，日军从晋察冀根据地的南线进犯灵寿县的陈庄地区，被八路军第120师和晋察冀军区第4军分区第5团歼灭。南线失败后，日军就把攻击重点转移到北线。根据日本华北方面军1939年第三期“肃正作战”计划，在由10月到次年3月的冬季“扫荡”中，阿部规秀被任命为北线总指挥。而张家口至涞源一线的据点一直被日军视为插入晋察冀军区的一把尖刀，日军企图借以割裂平西、察南、雁北根据地，阻止八路军向察南、雁北活动，巩固其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占领区。

“黄土岭”，太行山北部涞源、易县交界处群山中的一个山口，四周有许多深沟大谷和一条不甚宽的河滩，这里的地形最适合开展八路军的“拿手好戏”山地游击战。阿部规秀不知道，当他带着1500人的队伍在黄土岭宿营、以期继续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时，当晚就已经陷入了八路军的战略包围圈：东进道路被卡住，通往涞源的要道被控制，而黄土岭及上庄子以南的高地被占领，晋察冀军区第3分区第2团则绕至黄土岭西北尾随敌后前进。第二天下午，当日军全部人马陆续进入一条长约1.5公里、宽约百米的峡谷深沟中时，八路军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合击，100多挺机枪从各个山头一齐朝沟中打，分区炮兵部队连续发射了数发炮弹，这条山沟立刻被弹片、碎石和浓烟覆盖住了。

《朝日新闻》11月20日的报道称：“……阿部中将亲临第一线，以便视察敌情，随时下达命令。当到达上庄子以南约l公里的一处人家时，敌人一发炮弹突然飞至身旁爆炸，阿部中将右腹部及双腿数处负伤。但他未被重伤屈服，仍大声疾呼：‘我请求大家坚持。’然后俯首向东方遥拜，留下一句话：‘这是武人的本分啊。’负伤后约3个小时，即7日晚9时50分，中将死去……”

1939年11月，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聂荣臻、杨成武检阅参加黄土岭战斗的部队。此役合围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1500人，击毙阿部规秀中将

《朝日新闻》以《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的通栏标题，连续三天刊登文章悼念，作为华北战场上被八路军击毙的第一名日军中将级指挥官，阿部规秀的死也成为游击战在对日作战中重要作用的有力证明。11月24日，毛泽东同王稼祥、滕代远专门致电八路军总部、新四军总部、晋察冀军区，中共驻重庆、西安、桂林办事处，指出：“此消息总部应向各方公布，广为宣传。”“重庆及各方应在报纸上作文，鼓吹八路军游击战争的威力，粉碎游而不击之诬言。”到1939年末，八路军的游击战战法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模式。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概括为：“一、埋伏袭击，出其不意；二、以多击寡，以强击弱；三、灵活机动，打了就走。”而按照毛泽东的描述则更为通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当日军的驰援部队企图在八路军外围制造更大的包围圈时，黄土岭战斗的参战部队已经跳到外线，各自散去了。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是毛泽东在敌强我弱的现实情况下做出的现实选择。在红军的四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对利用灵活机动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以弱胜强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早在1936年12月，他在红军大学所做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演讲中，就明确提出红军在与国民党军队数量和技术水平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处于“内战的战略防御时期”。“我们的敌人时时刻刻想要消灭我们才快活……在这里怕羞是没有用的，相反，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正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工具。”

1939年，八路军朱德总司令（中）、野战政治部主任傅钟（左）、一纵队政委薄一波（右）在山西沁县参加拥护抗战反对投降的群众大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响应国民党的要求，毛泽东同意红军担任平绥线国防任务，配合友军作战。在中共领导层中，认为红军应承担一部分守土御敌作战任务是比较主流的观点。但是云阳改编期间，由十几万国军驻防的北平、天津便迅速相继陷落，这是出乎毛泽东意料的。当时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有生力量只有4万多人，在抗日统一战线尚未最后形成，红军的编制及给养都尚未敲定之时，面对日军这样比国军更为强大的对手，保全有生力量成为毛泽东现实的考虑。毛泽东致电在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加红军高级干部会议的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提出：“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

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红军的五项基本任务：“一、创造根据地；二、钳制与消灭敌人；三、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四、保存与扩大红军；五、争取民族革命领导权。”他着重谈到红军的军事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并且着重解释了什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他说，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

1939年8月，“抗大”总校八路军战士从延安开赴华北敌后抗日前线

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八路军前线将领中是存在争议的。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那时，有些同志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不甚了解，总想集中兵力打仗，不愿分兵发动群众。”聂荣臻回忆：“在洛川会议上讨论作战方针时，曾出现过不赞同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他（指毛泽东）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一些同志蛮干。”

自9月12日至9月25日，十几天时间里毛泽东给彭德怀、朱德、林彪和周恩来相继发出五份电报，专门强调：“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在9月21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毛泽东的观点非常明确：“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

1939年12月，中国军队在湖南通城县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

太原失守后，河北和山西的主要地区已经全部在日军的占领之下，而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了局势的变化，看到了占领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机会。就在太原失守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明确指出：“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

平型关战役之后，八路军第115师政委聂荣臻率领115师部分干部在山西、河北和察哈尔三省交界地带建立了八路军第一个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1938年2月21日，毛泽东致八路军第115师、129师、120师和长江局的电报中，再次叮嘱各路即将出发创建根据地的指挥员“要像下围棋‘做眼’一样，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1939年12月，湖南战区的中国军队行军途中小憩，当地百姓赶来慰问

“刘将军自毁129师（不是自毁又是什么呢？）正是揭示了共产党兵法的奇特之处。”1937年11月，刘伯承将军率领八路军129师三个团东渡黄河，到达太行山区。经过8年抗战，这支6000人的部队扩充为30万人的正规部队。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对晋冀鲁豫边区的访问中记述了他的惊奇：“沿途各处，他们留下了部分连、排、班的战士在当地组织游击战。每一个班都抽出一二名战士，加入由农民、教员甚至爱国地主组成的地方抗日武装。当地民众热情欢迎正规部队的战友们，并推举刘伯承的这些部下当他们的参谋。在这些抗日队伍中，老红军的伙夫、骡夫都当了连长。”

1939年时，日军的“中国派遣军”有24个师、24个混成旅，其主力在武汉和华南正面战场作战，日军华北方面军只有9个师、12个混成旅，这些部队只能占领大城市和铁路沿线，一个县城也就是一个大队或中队驻守。分散到乡村和山地去的八路军对于日军固守的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虽没有形成较大的威胁，但得以通过各种小规模的战斗消灭和驱逐了大批日伪军。在位于山地和边远农村的根据地建立政权、组织生产和武装民众，使得八路军将根据地周边与日军实际控制区连接的地区变为游击区，形成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机动态势。八路军的扩张速度非常快，至1938年春，一个旅的人数已经相当于国民党军一个师，平均达到万人左右。到这一年底，整个八路军的总兵力已经由最初出动时的4万人，一举发展到将近22万人之多。1940年2月，河北省日本特务机关记载：八路军“占据了河北省的八成地盘”，河北“已成了中共独占的活动舞台”。

1938年8月6日，英国《伦敦新闻画报》关于延安军民生活的介绍，并且刊出毛泽东的照片。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1937年，中共组织了农业生产和军事训练。延安吸引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状态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游击战并非毛泽东的独创。1937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提出应“采取游击战争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战”的建议。随着武汉、广州相继沦陷，蒋介石更进一步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的战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召开前，身处敌后的国军有近30个师，会后，国民政府又向敌后战场陆续增派了30个师，这使得在1939年，国军在敌后战场拥有百万之众的游击部队。国军还开设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自军委会至各战区、各集团军、各军、各游击区，也举办有多层次、全方位的游击干部培训。军委会陆续编写了《游击队整理办法》、《游击队整顿训练大纲》、《游击战纲要》等文件和书籍，分发给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的教材。

但是到1941年，国军的游击部队几乎全部丧失。杨奎松认为：“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始终相信游击战是正规战之一种，很少真正了解游击战的特殊性质和战法。因此，众多敌后的国民党军名义上执行的是游击战的任务，实际上依旧是在用正规战的战法。进攻时强调与正面战场的配合，侧重于大兵团作战，防守时寸土必争，节节抗击，结果是打不赢，走不掉，一旦被日军抓住，便会遭受重大损失。”在1939年，国军不断收编游击武装进入正规军时，中共的游击力量则在于发动人民武装。“在山地根据地，主力军与地方军的数量比例，一般以二比一为原则；在平原根据地，一般以一比一为原则；在某些最困难的区域（如冀东、大青山、苏南），应打消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区别，全部武装力量地方化；至于人民武装（不脱离生产），应包括人民的最大多数，其中的骨干（民兵、模范自卫队、青年自卫队等）数量，应超过地方军与主力军的全部总量之和。”

活跃在中国芦山地区的民兵（摄于1939年）

在国民政府截获的一份评估报告中，日军对国军统帅下的“百万游击队”有如下评价：“正规游击队虽破坏力强，但对人民滥施权威，致不得民众之信仰；非正规之游击队分子复杂，大多为土匪散兵结构而成……”毛泽东敢于放手分散部队开展游击战是建立在中共对群众能够有效地动员和组织的基础上的。在抗战初期，根据地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军政合一的战时体制，军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与政府的权力机关相重合的。晋冀鲁豫边区就被划分为5个行政区，下辖24个专区，每个专区都有平行的军事和行政机关。边区纵向还有县和乡两级抗日政权组织，分为126个县政府和自卫大队。

由群众组成团体系统成为横向的组织体系，在这一系统内，广大人民群众既是被动员的对象，也是动员他人的动员者，从而形成了边区抗战时期民众动员的基本模式。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写道：“在八路军敢于深入的地方，到处都有群众组织，他们组织了农民、学生、商人、妇女和儿童的抗日团体，而且正在引导年轻人参加游击队，年纪较大的加入自卫队。”中共对民众动员体系的形成，使民众动员既有了组织上的依托和保证，同时也使民众动员的深度、广度、效果达到可控状态。

1939年，晋察冀边区民兵和八路军共同作战

1938年1月，陕甘宁边区成立了抗敌后援会，这个群众性的抗战动员组织，不分性别、年龄、阶级、民族、党派、宗教信仰，吸收了工、农、商、学、兵一切抗日群众参加。在抗敌后援会的帮助下，边区民众参加了各种抗日组织，如自卫军、少年先锋队、救护队、担架队、运输队、看护队、慰劳队、缝衣队、洗衣队、代耕队、妇女生产组、儿童杂务队、劳动互助社、战地服务团等战时组织。据1941年初不完全统计，陕甘宁边区有自卫军22.4325万人之多，其中12%是妇女。民兵和自卫队对日军实现其占领计划的妨害作用是相当明显的。冀中根据地的报告中提到，最初日军来到村子时，自卫队没有应付能力，只能同民众一跑了之。后来他们渐渐开始敢于远距离开枪，甚至做简单的抵抗，使少量日伪军不敢贸然进村。这鼓舞了村民的勇气，使更多的人出钱买枪并组织起了游击小组。

论持久战

“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为《论持久战》的英译本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的序言。“上海的朋友”是指杨刚和知名翻译家、出版家邵洵美。当时年仅20岁的杨刚公开身份是香港《大公报》驻美记者。在接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委托后，她在美国作家项美丽的支持下，将《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并在邵洵美主编的杂志《自由谭》英文版上连续刊载。而毛泽东的序言则由邵洵美翻译成英文，刊印在单行本前面。就这样，500册32开的《论持久战》英文单行本在上海被秘密印刷，并迅速分送给在上海的外国领事馆、新闻机构和知名外籍人士，从而传播至海外。

彼时的毛泽东已经搬去了杨家岭，在日军1938年11月20日的轰炸中，延安城被炸掉了一半，而毛泽东原本位于凤凰山麓的住处附近也被丢下了炸弹。9月底，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日军的会议时间情报出现错误，所以直到11月才来延安轰炸。之后，中央机关就搬出了延安城。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还是在5月的凤凰山，贺子珍早已离开延安去了苏联，江青还没有进入中央军委办公室工作，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完全由警卫员照顾。

当时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翟作军还记得那是怎样的9天：毛泽东白天映着窑洞窗户透过的阳光，夜晚借助微弱的烛光，潜心写作。最初两天两夜没有睡觉，写得太累太困的时候，才叫警卫员进来给他打盆水洗洗脸，清醒一下，或者到院子里转一转，要不就躺在躺椅上闭上眼养一会儿神，又继续写。直到有一天毛泽东病倒了，症状主要是头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医生仔细检查后说没有别的病，主要是劳累过度和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导致的。医生劝主席要多休息。”毛泽东吃了药，休息了一天就又坐回了桌前。

这篇近5万字的理论著述是毛泽东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稿。3月，国军在李宗仁的指挥下，在台儿庄一举歼灭日军板垣、矶谷两个精锐师团1万余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使得“淞沪会战”后国土大片沦丧带来的“亡国论”迅速被“速胜论”取代。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台儿庄胜利之后，有些人主张徐州会战应是“准决战”，说过去的持久战方针应该改变，说什么“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平型关一个胜仗，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台儿庄再一个胜仗，冲昏了更多的人的头脑”。除了国民党“游而不击”的诬言，党内也仍然存在着对战略方针的争议。1938年2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坚持军事上要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提出“我军作战的战略逐渐转向到以运动战为主”。为了回应党内分歧和社会上的非议，毛泽东在同月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在思想上一脉相承的文章从战略高度回应了面对强敌压境、敌强我弱的军事形势，中国抗日的前途是什么，中国抗日救亡的胜利路径是什么。

“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基于这一基本原则，毛泽东对敌我力量对比有着清晰的认识：战争的现实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这就给开展游击战提供了条件。“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的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基于这样的分析，毛泽东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认为持久抗战的过程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事实上，1936年7月，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就已经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要经过较长时期的战略观念。“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整个战争时期，要充分发挥游击战优势，“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到战争后期，才发起“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

1938年6月，毛泽东希望武汉《新华日报》转载《论持久战》，一度遭到王明的拒绝。王明认为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观点存在原则性错误，并将其转交给共产国际书记处。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在收到王明的信函后，仔细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认为毛泽东对战争形势和策略的分析很精辟，还亲自撰文：“有史以来，还没有人把军事问题、战争问题说得这样透彻过，《论持久战》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1938年6月11日，季米特洛夫主持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他们在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上，建立起国共两党新的合作，团结其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1938年7月6日，在中国抗战将满一周年前夕，苏联《真理报》在头版位置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表明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使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得到确认。

在长期战争中实现敌我优劣形势转换的关键途径，毛泽东认为是敌后游击战。“从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不要以为少打大仗，一时显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资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游击战争没有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

彭德怀在1944年8月曾向访问延安的美军观察团介绍敌后战场上军民联合破坏敌人的“囚笼政策”，发动“交通战争”所取得的成就：“总计抗战第3周年，八路军在华北共破坏铁路2660公里，公路8200公里，毁电杆4.222万根，收电线10.9246万公斤；抗战第4周年，计破坏铁路1082公里，公路5242公里，毁电杆23.4501万根，收电线70.3266万公斤。平均每天破坏铁路3公里，公路15公里，桥梁1座半，差不多每7天炸毁1个火车站，9天炸毁1个火车头，每天炸毁敌人1辆汽车，每天毁电杆642根，收电线1926公斤。仅抗战第4周年破坏铁路的长度，就相当于一条平绥路，或一条半同蒲路，三条胶冀路……”

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英国为了对付德国、反对苏联，与日本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承认日军有权“铲除任何妨碍日军或有利于敌人之行为和因素”。1939年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但是德国法西斯击溃了英、法等盟国军队，取得了暂时胜利。中国大后方的上空被妥协投降的空气和悲观失望的情绪所笼罩。为阻止投降暗流，1940年8月，八路军出动105个团的兵力，在华北日本占领区发动了“百团大战”。

战略相持阶段，国内资源匮乏的日本需要利用占领区的资源“以战养战”，而游击战的持续消耗带来的战争效率上的损失在某种程度上比人员伤亡更严重。“百团大战”是各部队就地展开的破袭战，主要破坏同蒲、正太铁路和山西、河北的公路，以及矿山、车站等基础设施。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参谋团泉可畏翁回忆说：“井陉煤是炼钢用煤，当时为供应满洲鞍山制铁所的重要原料。井陉三矿井中最重要的新矿井损害最大，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出煤。”“百团大战”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占领区的经济，“使平、津、太原、石家庄等大城市人民大为兴奋，影响伪币大跌价”。

从1940年8月20日到12月5日止，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万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公里，破坏桥梁、隧道、火车站260处。时任日本华北方面军主任参谋的岛贯武治大佐在回忆录中写道：“针对百团大战所进行的扫荡作战，仅仅是追散了中共军队，几乎没有取得歼灭的成果，无功而返。中共军队采用游击战、退避战法，对中共军队的作战，就像追赶苍蝇一样，武力讨伐效果极差。”

从1937年底开始，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争从山西的第二战区迅速扩展到整个华北日本占领区。1938年5月，中共领导的新四军也挺进上海至武汉之间的长江南北日本占领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和华中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苏南和江北6个抗日根据地，这标志着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正式形成。到1940年，华北、华中、华南抗日根据地，总人口达到1亿人，抗日武装正规军达50万人。

兵民是胜利之本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开始，中共在国内的合法地位得到承认，陕甘宁边区也在1937年12月得到间接承认。虽然与日军隔河对峙，但是国民党军队暂时解除封锁，边区得以拥有相对和平和宽松的社会环境。作为中国抗战的“灯塔”，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对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建设。

为了培养边区的人力物力以作长期抗战的打算，在内战刚刚结束时，陕甘宁边区提出并实行了“争取外援，休养民力”的方针，以救国公粮征收为例，1937年只征1万石，1938年也是1万石，1939年不过只征5万石。但是随着战事日趋紧张，沦陷区的难民源源不断逃往边区，到1938年9月，逃入边区的“难民总数已达2.02万人左右”。到1939年1月，“从山西、绥远以及冀、晋、豫各省流入边区之难民，前后为数在3万以上”。知识分子是人口流入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抗日军政大学举办第五期时，总校与一、二、三分校共有学员1.339万人，其中外来知识青年1.0403万人，占总数的78%。初访延安的剧作家舒湮先生，眼见许多青年从四川、两广等地徒步几千里投考抗大、陕北公学，不禁发出“延安是全国最前进的地区，是全国青年们心上的圣城麦加”的感慨。

面积为9.896万平方公里的陕甘宁边区在1938年以前一切日用品几乎都靠外间输入。由于植被破坏严重，雨量稍大就会泛滥成灾，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土地贫瘠之外是劳动力的匮乏，“像甘泉县过去只有7000人，现在发展了，也只有1.3万人，每平方公里平均不到一个人”。1939年1月和4月，边区政府先后将难民救济工作写进了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对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和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然而，“在地瘠民贫的边区，要救济大批的难民贫民，事实上是不能担负的”。

广大土地无人耕种的同时，延安周围20里范围内的人口就有3万多，边区有4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四项方针，并设置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由蒋介石亲自提案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也在这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国际友人和国内民众给予八路军和边区的物资援助通道逐渐被封锁。

“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在毛泽东“自己动手”的号召下，为了解决边区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陕甘宁边区最早开始了大生产运动。

为了吸收难民在边区居住生产，边区政府在1940年就颁布了《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的决定》，规定给难民和贫民分配土地及房屋，并在2至5年内免缴土地税或救国公粮。1942年2月6日，又颁布了《优待移民实施办法》，划定延安、甘泉、花池、志丹、靖边、富县、曲子等县为移民开垦区，各级政府须帮助移民取得荒地、熟地、窑洞或帮助介绍雇主；安家以后的移民，可向银行借取牛贷款，扩大生产。

1939年当年，陕甘宁边区脱产的4万工作人员就生产了3万石粮食，解决了这部分人员年均口粮的一半。边区的耕地面积在8年的时间内增加了580多万亩，由1937年的860多万亩增加到1945年的1400多万亩，粮食产量由1937年的120多万石增加到1945年的1600万石。到1943年，大生产运动创造的财富帮助边区顺利度过了危机。这一年“党政军民全年开支，总计60万万元，其中64%，出自部队、机关、学校的自给生产，其次为政府公营事业的收入，占开支总数的19%，再次为财政税收与公盐代金，占30%，即取之于民者只占10%”。

在毛泽东看来，大生产运动绝不只是解决穿衣吃饭问题。“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要发动人力，就要实行民权主义；要动员物力，就要实行民生主义。”“生产运动还包含一个新的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的意义。这204万人中，有学生、军人、老百姓等等。今年都要种田、种菜、喂猪，这是农；要办工厂，织袜做鞋等，这是工；要办合作社，这是商；全体都要学习，老百姓要开展识字运动，这是学；最后是军，八路军自然是军，学生要受军训，老百姓要组织自卫军。这样，工农商学兵都有了，聚集在每一个人身上，叫作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也叫作知识与劳动团结起来，消灭了过去劳心与劳力分裂的现象。”

大生产运动深刻改变着陕甘宁边区原有的农村经济结构和阶层分布。棉花是边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1939年恢复种植后，边区植棉面积不断扩大，1943至1945年，棉田面积占边区耕地总面积达到1.1%、2.2%和2.4%。在延属、绥德等重点植棉区，棉花收入占到农业总收入的半数以上。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相继出台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禁止妇女缠足条例》，取得婚姻自由和人身自由的女性得以作为生产力投入生产运动中去。从1938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有20多万妇女参加纺织，共纺纱600多万斤，织布约46万大匹。而棉纺织业的繁荣又带来商业贸易的发展，手工业的繁荣带来商业的发展。在绥德福乐村，45户人家全部从事纺织，且布匹产量的三分之二用于出售。

河南大学教授黄正林研究发现，在边区经历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原有的贫雇农绝大多数上升为中农甚至富农，而这些贫雇农大多数是抗战时期从外地迁入边区的移民和难民。“他们享受边区的优惠政策，开垦荒地，经过三年时间的发展便可上升为中农或富农。”在没有经历土地革命的地区，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起着深刻的调整作用。抗战伊始，中共就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在减租减息中，一般实行二五减租和年利一分至一分半的利息。租佃法令还保证了农民对土地的长期租佃经营权，地主不得收回土地。“有的地主因减租减息的实行而出卖土地转入其他经营，如经商，广大贫雇农因减租减息提高了劳动积极性。”这种变化使得中农和富农阶层成为农村中的主体。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抗日热情，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经济方面的重要表现。抗战8年，边区人民共交纳公粮101.39万石，事实上每年实际征收都超过了预定数目。“咱们的八路军没粮，就不能打仗，不能保卫咱们这块自由幸福、丰衣足食的地方。”农民的认识非常直白。

“百团大战”在沉重打击日军“囚笼”政策的同时，也全面暴露了中共在敌后战场的实力，这导致了1941至1943年间日军残酷的大范围扫荡。1941年新上任的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推出了“强化治安运动”计划，他在《剿共施策要纲》中要求：“关于摧毁敌人大根据地问题，除按照上级司令部的计划指导直接消灭共产党的势力外，还要全力捣毁其各种机关设施（司令部、行政公署、补给、修理、贮藏、金融、通讯、教育设施等），铲除地下组织，毁坏生活资源，以经济封锁相配合，使其不得已而放弃根据地。”

日军在京汉线两侧10公里范围内构筑了长500公里的封锁沟，使冀中、冀南的物资不能进入根据地。在构筑封锁沟的基础上，日军在抗日根据地内进行拉网式“扫荡”作战，即以抗日根据地为中心，每隔500米配置一支部队，互相呼应，向根据地中心地区推进，像收网一样压缩包围圈，企图歼灭根据地内的八路军主力。到1942年10月，日军在华北修筑的封锁沟长达1.186万余公里，相当于地球圆周的四分之一。而在抗日根据地，日军实行野蛮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运用“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等战术对八路军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进行包围和聚歼。1942年，八路军由40万人减少到30余万人，新四军由13万人减少到11万人，根据地总人口由1亿降到5000万以下。饥荒、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使得作为敌后主要战场的抗日根据地面临空前困难的局面，1942年春天，晋察冀、太行等地的抗日军民不得不以野菜、树叶、树皮充饥。

“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次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预计到了战略相持阶段的长期性和残酷性。

在敌后战场最为艰难的时刻，保住抗日武装依靠的是更为广泛地发动群众。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第一次提出了建立“三三制”政权问题。同年7月，毛泽东在为纪念抗战三周年所发表的《团结到底》一文中，首次公开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建立“三三制”政权的主张：“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面有存在和活动之权。”正是李鼎铭等11位陕甘宁边区参议员提出的“政府应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提案直接导致了边区以及中共领导的其他根据地历时三年的大规模精兵简政运动。1941年12月，中共中央要求各根据地的脱产人员不得超过人口总数的3%。

在减轻人民负担的同时，主力兵团化整为零。在冀南，二三十里内没有日军的地区就可以算是“根据地”，无法保持较大机动部队的情况下，被广泛发动的群众组成了游击队，以分散的游击斗争来对付敌人的“扫荡”成为重要方式。“这一地区最普遍运用的策略叫作‘坚壁清野’，也就是消耗战术。在日军到来之前，所有的家当、粮食、牲畜以及一切对敌人有用的东西，都被转移到山洞里，或者埋藏在事先准备好的地方。如果敌人进攻山区，民兵就在每一座山头上严阵以待；如果敌人进攻平原地区，民兵就打地道战。”贝尔登感到惊奇的是，这种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罕见的战术，中国群众居然配合之密切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人对华北增兵的可能性已减少，其堡垒推进的结果造成兵力的分散配备和后方空虚。1942年，聂荣臻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斗争策略，此时的游击战在形式上和战术上都更为成熟。在华北，主力部队被划分为灵活机动的小股武工队，大量民兵游击小组成为游击战的主要力量。当敌人在我腹心区“扫荡”时，主力就转移到外线，到敌占区端敌人的老窝。“山东根据地军民注重军事斗争和政治攻势相结合，普遍采用记‘红黑点’的方式瓦解伪军。伪军人员谁做了一件好事，就给他记一个红点；谁干了一件坏事，就给他记个黑点。在对据点喊话时，经常公布情况，让伪军心里有数。对不接受警告的，找机会给予打击，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各区还争取伪军家属，经常找伪军家属开会，要她们劝说伪军反正。喊话时经常指名道姓，让某某伪军听听他家人的劝说。伪军最怕点名，家人的话比我们的宣传还管用。政治攻势的效果还是显著的。1943年山东共瓦解了伪军7000多人，还在伪军内部建立起1000多眼线。”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统在《熬出来的胜利》中记述。

在晋冀鲁豫边区，虽然正规部队由原来的10万人减员到7万人，但民兵的力量却发展到50多万人。到日军投降之前的一年半，华北战事相对平静，利用这个时间，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组织，建立了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各根据地也在发展生产，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虽然经历了抗战时期的艰难岁月，边区80%人口的生活水平并未下降，这看来似乎难以置信。”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中写道。而中共在1944年底则有着更高的追求：“如果各地明年一年，用极大努力，在军民生产方面有一个普遍的高涨，由现在的克服困难，走向不久将来的丰衣足食，我们就能在经济上（粮食及日用品）胜过大后方及沦陷区，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战争愈持久，我们愈丰富、愈强盛。数年之后，我们将出现为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由我们来决定中国命运。”

（参考文献：《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中国震撼世界》，杰克·贝尔登著，北京出版社；《中国共产党抗日游击战研究》，李东朗著，《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毛泽东与抗战初期中共军事战略方针的转变》，李树泉著，《军事历史研究》；《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杨奎松著，《抗日战争研究》；《社会教育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黄正林著，《中共党史研究》） 历史中国近代史抗日战争世界历史马克思主义延安时期中国军情根据地全民太平洋战争毛泽东国民革命军1939年八路军抗战百团大战论持久战1939中国共产党游击战日本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