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是游客，我是旅行家

印裔英国作家维·苏·奈保尔

就像这世上有许多种意义完全不同的“旅行”一样，与行走相关的书也是五花八门的，以至于很难说它们能构成一个单独的分类。

在早先的历史上，人们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出行：朝圣、行军、移民、逃难、经商、探险，如此等等，这其中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他们旅行的目的并不是“旅行”本身。在前现代人的心目中，异域就算不是神鬼之地，至少也是路途危险的未知空间，出门前往往都要先占卜、祷告，甚至留下遗书，远途旅行就更是如此了，那基本是在“用生命行走”。在英语里，“旅行”（travel）一词源出古法语，其本意是“劳苦”（to toil，labor），实际上，就算是被公认为一种娱乐活动的现代旅游，有时也包含着艰苦的“自虐”成分。因此，被我们现在称之为“旅行家”的那些古人，在某种程度上而言都是对他们的误称，最伟大的早期旅行家玄奘、马可·波罗、伊本·巴图塔，他们既不是想要“旅行”，眼里的世界也完全不一样，自然，他们所留下的“游记”，现在更多地被当作是历史文献，其事迹也往往笼罩在一种幻想和传奇的气氛之中——想想看，《西游记》也是一个关于旅行的故事，但我们大概很难想象哪个现代人的旅行能玩出《西游记》这样魔幻体验的境界。

作为一个安土重迁的民族，中国人对“旅行”一事原本并不在意，加上自身文学传统中那种无可救药的抒情传统，即便是游山玩水，通常也把情怀蕴藏在简短的诗词中打发了事。传统观念中的“风景名胜”，其实都蕴含着强烈的人文色彩，即便是魏晋以来传统中的“山水”也是如此，像徐霞客这样的人物，差不多是难以继承的异端。从某种程度上说，“旅游”所暗藏的那种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这种离心倾向，是与传统的价值观相矛盾的。大概也是因此，直到晚清的危机年代，中国才开始大量涌现出各种对外部世界的游记——不过那时的游记，无论是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新大陆游记》，还是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读起来都总有几分“考察报告”的味道。话又说回来，当时来华外国人的许多游记，无论是传教士或探险家们的记载，或日本人所写的《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燕山楚水》之类，也大多如此：他们描述的与其说是自己的行程，倒不如说是对中国的新认识。

之所以说起这些，是为了明确一点：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旅行”（甚至“游记”），实际上是一种现代发明。现代意义上的旅游观光客，是19世纪初才出现的。当时的《布洛克浩斯百科全书》这样解释这群人：“一个不为特定目的从事旅行的人，例如科学目的，而是只为旅行而旅行，之后再加以大肆描述。这一定是个在风俗及观点上具有细致世界观的人，但在他的描述中却留下了没有边际的主观态度。”请注意，这些人的主要标志就是“为旅行而旅行”，然而也不难看出，这在当初曾是一个受人讽刺的特点，所谓“没有边际的主观态度”在当下的游记中比比皆是，因为人们记录的通常就只是自己行走途中的一种主观体验甚至个人享受罢了，但在那时，这乃是游记作家最严重的原罪，被视为是公开的谎言。这本身大概就是现代性的开端：手段变成了目的；就像原先锻炼身体是为了从事劳动或军事活动，但到19世纪，体育本身成了目的。

1841年，英国人托马斯·库克发明了如今为人所熟悉的旅游方式：游客在一次付清款项后，由旅行社负责整个行程。但在此之前的1839年，已经有关于东方国家的旅游手册问世——那时“东方”在西欧人的心目中仍是一个梦幻般的存在。借用《亚洲去魔化：十八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个人认为是描述分析欧洲人的东方旅行最优秀的著作之一）书中的话说，在启蒙时代，“亚洲不再是个异国风味的配料，而理所当然地称为体验世界的中心地带”。但自那以后，“东方”重新变为异国情调之地，“旅游”则被商品化了，它变成了一种付费的体验，这个“消费传统的现代旅游”（tourism of consuming tradition）才是我们如今所理解的“旅游”的真正含义。

明确“现代旅游是一种消费行为”至关重要。古罗马时塞涅卡的一句话颇适合挪用来描述这些不安分的现代人：“人们到各种各样的地方旅行，寻找各种各样的消遣，因为他们变化无常，他们厌倦温柔的生活（soft living），他们总是追寻那些他们捉摸不透的东西。”旅行的人通常是在追寻与日常生活颠倒的东西，这就像中上阶层游客想“做一天农民”（《甲方乙方》嘲讽的也是这一点），而下层中产阶级却希望“当一天的国王或王后”。《再会，老北京》一书中说：“旅游业是个以帮助游客‘逃离现实生活’为卖点的产业。”这种情绪，波德莱尔表露得最为坦率：“任何地方！任何地方！只要在我现在的世界之外！”事实上，英语“度假”（vocation）一词本身就源出拉丁文vacare，其本意是“使某人离开自己的家”。

按照旅游人类学的分析，现代旅游既有“向心”（典型的如朝圣行为），但更主要的是“离心”，其动力来自时空距离，以逃脱当下的生活，因而旅游的核心隐喻是怀旧。在《人类学与旅游时代》、《旅游者：休闲阶级新论》中，都指明旅行已成为后现代性的一种隐喻；在现代人的观念中，能周游世界是一种幸福而不是劳苦，正常的成人就应该去远行，而那些不能移动的人则被认为是弱势或无权的群体。在某些情况下，旅游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帝国主义形式”，因为它虽然有时复苏并保存了濒临解体的文化，并且希望获得一种不同的文化体验，但矛盾的是，它常常以一种强大的全球化消费文化力量，推动了各地文化景观的同质化，往往又加速了真正具有特色的地方文化灭亡。这在那种“阳光、沙滩、海水”为卖点的海岛旅游胜地表现得尤为明显，去过其中一个，你就像已经去过了所有这类景点一样，有时光看照片也无法分辨是在哪里。在《游客凝视》一书中，约翰·乌里把旅游彻底视为一种消费形态，只不过游客是在消费“物品的符号意义”——他们看到巴黎街头有人接吻，就自动把它想象成“典型的浪漫巴黎”。

现代旅游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才被分成两个相互分离的社会实践领域：即工作与休闲。农民最多有“休息”，而没有“休闲”——“休闲”本身是一个城市中产阶级的概念，是借由“工作”这个观念来界定的，这是一组相反相成的二元对立概念。正因为工作那么忙碌而劳累，人们才需要休闲、娱乐、旅游、消费，总之，使自己在不工作的时候得到充分的放松。但按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犀利地洞见，现代人大多是隐蔽的工作狂，即使在旅游时也遵循着严格的时间表，每到一地便拍照。“使用相机，可平息工作狂的人在度假或自以为要玩乐时所感到的不工作的焦虑。”

正因为旅游本身已成为一种后现代性体验，所以不难理解，这在中国其实是个新事物。澳大利亚学者安东篱曾回忆，他在80年代初来到中国时，发现“旅游业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方式并未得到有力的促进”，因为当时扬州“最新的旅游指南出版于1954年”。这在现在看来已成为不可思议的往事。与西方不同，中国尚未真正形成自己的游记文学传统，就已被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旅行攻略冲得七零八落。如果要了解目的地的具体状况，“孤独星球”系列（或早先的“藏羚羊”系列），加上网上的信息，都足以满足需求。也自有许多人怀着极大的热情在自发分享自己的旅行感受——不过那些更多的是实用信息和主观感受，通常大概算不得是“游记文学”，也因此它们往往既不值得读第二遍，也很容易过时。

虽然“游记文学”到底能不能算是一种文学样式，或者它们是否被当作文学来读，似乎也不无争议，不过如果要说有，无疑这还是在西方国家较为成形。无论是《闪亮的日子》、《千里走日本》这种轻快的畅销书写法，还是简·莫里斯《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的里雅斯特：无名之地的意义》那种老派的英式散文写法，都至少让人觉得：在他们那里，旅行真正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当然，在我心目中最佳的游记仍是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以及列维-施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真正不朽的、不随时间流逝而过时的游记毕竟还是出自文学家和人类学家之手，因为他们对于不同的文化以及自我，都有着特殊的敏感。这样的旅行，才算是真正不虚此行吧？当然，一个怀抱这样志愿的人，或许也难免被讥讽为一种典型的上层阶级观点，即“别人是游客，而我是旅行家”。

〔书目：《游客凝视》，（英）约翰·乌里，杨慧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美）迈克卡尼尔，张晓萍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论摄影》（美）苏珊·桑塔格，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英）简·莫里斯，方军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印度三部曲”：《幽暗国度》、《印度：受伤的文明》、《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英）V.S.奈保尔，李永平等译，南海出版公司；《忧郁的热带》（法）列维-斯特劳斯，王志明译，三联书店〕 文学旅行别人游客旅行家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