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里的博物馆

2014年落成的Calderwood庭院及周围拱廊，成为哈佛艺术博物馆原三座馆之间的连接和活动中心，建造斥资3.5亿美元

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看起来很像是一块巨大的“飞来之石”。5月9日开馆那天，建筑师朱锫设计的这一现代风格建筑就隐没在珞珈山下的林地之中，和百年大学融为一体。

陈东升以1.2亿元修建了这座博物馆赠予母校。在国内大学里，这样的私人捐赠还从未有过。于是他也在不同场合要面对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捐一个艺术博物馆？

“博物馆对培养年轻学生的人文情怀很重要，我到国外的大学参观访问，非常注意这些大学的博物馆。美国斯坦福大学博物馆的广场上整套罗丹的雕塑都是别人捐的，亚洲部里面放着中国的字画、瓷器，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大学等也都有自己的博物馆。美术和音乐是可以启示人们灵魂的，中国的大学同样需要有一种人文精神，每一所著名大学都应该拥有一定的艺术品收藏，有一个好的艺术博物馆。”陈东升说。

陈东升赞助15年的当代艺术公益机构——北京泰康空间策划了开馆展览：“聚变：193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当代艺术”。武大的学生们第一次走进艺术博物馆，就看到了一批在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上留有历史性印记的作品：吴作人的《号外》、《战地黄花分外香》，陈逸飞的《黄河颂》，孟禄丁和张群的《亚当夏娃的启示》，还有吴冠中的《北国风光》，刘小东的《温床》……这些都是陈东升名下企业的重要艺术品收藏。“看到每个时代的社会变迁对艺术发展的影响，这是展览深层的用意，也是学术所在。”陈东升说。在展览背后，他希望人们看到一所著名大学里的艺术博物馆和其他公立、私立博物馆的未来区别。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艺术与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缪哲，近几年也一直在负责为他们学校建一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计划2015年开馆。在建的博物馆位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分博物馆区和学术区，目前公布的展览空间为3500平方米，另一个约2000平方米的重要空间则是艺术与考古专业图书馆，未来将馆藏16万册图书。缪哲告诉本刊，他们的建设资金来自学校，而未来收藏资金将通过社会募集来达成。运营方面，模式大约类似美国大学的教学博物馆，即由学校和社会力量（包括校友）共同承担运营的费用。

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外观

缪哲说，2009年时，动议要建博物馆是由于浙大正在进行本科生通识教育（liberal arts）改革。“通识教育中，以视觉识字（visual literacy，也称视觉阅读）为内容的艺术史教育是基本组成。我们的观点是：没有实物教学，艺术史教育是无法进行的。因此我们需要一座教学博物馆来开展艺术史的实物教学。”缪哲说，为了便于将来和国外大学博物馆进行借展、教育与学术项目等内容的合作，浙大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文保标准目前是按照美国博物馆协会的标准来设计的。在展览方面，他们的模式大约也类似美国高校的教学博物馆，即展览项目主要围绕不同学科的教学需求展开（不仅艺术史），同时会定期推出呈现最新学术进展的专题特展。

关于教学博物馆概念，北大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应该是国内更早的实践者。1986年，北大和美国企业家、慈善家亚瑟·M.赛克勒博士（1913～1987）决定合作建立一个考古与艺术博物馆，1993年正式开馆时，赛克勒博士已经去世6年。按照他生前愿望，赛克勒馆除了做成一个现代博物馆的范例，也为北大学生提供学习考古和博物馆学的现场。近年博物馆的展览，如“秦文化与西戎文化十年考古成果展”、“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西方版画展”，都注重以学术个性区分于其他公立博物馆的同类展览。

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展厅内景

缪哲认为“教学博物馆”这个概念与实践基本是19世纪以来美国的发明，其他国家较为少见。在美国，大学教学博物馆是较成体系的，重要高校基本都有教学博物馆。他说，据他所知，美国的大学博物馆似乎也没有什么排行榜，但领域内公认的好博物馆有哪些，大家还是清楚的，至于评价标准，一般取决于两个：一是收藏的品质，二是参与本科基础教学的深度。当然展览是否有高度的学术性，或促进学术进步，也是基本评判标准。但作为教学博物馆而言，前二者是最重要的。

全球大学博物馆及收藏联盟（UMAC）目前公布的注册会员为263家，其中来自欧洲的大学博物馆以法国、英国为主，各有25家和12家。美国为42家。这个数字辅证美国体系的相对完整。

2月2日，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展出文艺复兴大师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一对骑猎豹的男子青铜雕像

美国的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Harvard Art Museums）和英国的牛津大学阿什莫尔艺术与考古博物馆（Ashmole Museum of Art and Archaeology）、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The Fitzwilliam Museum），在全球大学博物馆里具有公认的悠久历史和学术影响力。

世界上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博物馆，通常认为是牛津的阿什莫尔：1675年，英国贵族阿什莫尔（Elias Ashmole）将他个人的货币、徽章、武器、服饰、艺术品、考古出土文物、古生物标本等收藏全部捐献给牛津大学。1683年，该馆将他的藏品向学者和公众开放，比大英博物馆作为公共博物馆的历史还要早了70多年。阿什莫尔被视为世界上历史最古老、藏品最丰富的大学博物馆，设古器物部、西方艺术部、东方艺术部、赫伯登钱币室四个机构，其中东方艺术部收藏了包括中国、日本、印度和伊斯兰国家在内的各时期艺术品。著名中国艺术史专家苏立文（Michael Sulivan）生前将他和夫人收藏的一批中国现代绘画捐给了阿什莫尔，他在2011年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出于对阿什莫尔学术地位和收藏水平的尊敬，他考虑将藏品全部留在那里。

《比利时同学像》（沙耆，1930年）

始建于19世纪末的哈佛艺术博物馆是一个大学博物馆群，由三座重要博物馆及四个研究中心组成。三座博物馆福格（Fogg Museum）、莱辛格（Busch-Reisinger Museum）和赛克勒（Arthur M. Sackler Museum）加起来拥有来自欧洲、北美洲、北非、中东、南亚、东亚及东南亚等地的藏品25万件左右。在此之外，萨第斯考古勘探研究中心（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 of Sardis）、现代艺术技术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Technical Study of Modern Art）、哈佛艺术博物馆档案库（Harvard Art Museums Archives）及斯特劳斯保护技术研究中心（Straus Center for Conservation and Technical Studies）则构成了博物馆群的学术基座。

公众捐赠是国外大学博物馆的主要馆藏来源。哈佛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对于哈佛艺术博物馆来说，它的馆藏也汇集了几代人的慷慨捐赠，其中绝大部分捐赠者为哈佛校友。最早的福格馆就得名于19世纪一名校友：威廉海斯·福格。1891年，福格夫人为了纪念她去世的丈夫，将家族艺术收藏品全部捐与哈佛，条件是建立一座艺术博物馆并以他的名字来命名。1895年，学校以福格家族的遗赠——包括西方绘画、雕刻、素描、印刷品和照片等收藏建了这个馆。其时，哈佛艺术系的主导者就富有远见地把博物馆塑造成了一个艺术实验室，将珍贵的收藏品用到教学中，使学生直接受到文化艺术遗产的熏陶。莱辛格馆在1903年建立之初是一个日耳曼系博物馆，在北美，它当时也是唯一主藏中欧和北欧艺术品的博物馆。1921年搬迁重建，资金全部来自莱辛格家族捐助，于是在1950年正式更改了名字，也兼而收藏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的艺术品。主藏亚洲艺术品的赛克勒馆，历史不如其他两个博物馆厚重，不过在前史阶段就和亚洲富有渊源。1912年，毕业于哈佛的美国探险家、东方艺术史家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回到母校开讲东亚艺术史，这也是北美大学里面最早设立的关于亚洲艺术的课程。自那以后，哈佛的东方艺术品收藏不断增长。为了给这些艺术品提供一个足够的空间来收藏和研究，哈佛大学在大企业家亚瑟·M.赛克勒博士的捐助下修建了赛克勒博物馆。这位赛克勒先生也是医药学家和收藏家，他对亚洲艺术的慷慨捐赠不止一处：在华盛顿特区留存了一座以他名字命名的赛克勒美术馆，之后和弗利尔美术馆合而成为实力雄厚的国家博物馆群。还有前面提到的，他与中国的北京大学合建了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哈佛大学这个赛克勒博物馆，其主要收藏仍是东亚艺术和中东艺术，重要馆藏品包括来自中国的古代青铜器、玉器、陶瓷、古代绘画和佛教雕刻，以及朝鲜陶瓷、日本浮世绘、印度绘画、阿拉伯书法、波斯地毯等，这些东方文物对于美国的东亚艺术史研究都具有很高价值。

《战地黄花分外香》（吴作人，1977年）

在大学博物馆里，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的历史感仅次于牛津阿什莫尔，它同样得名于最早的建立者和捐赠者：理查德·菲茨威廉。

理查德·菲茨威廉（Richard Fitzwilliam，1745～1816）出身贵族，拥有菲茨威廉子爵七世的头衔。他外祖父是英籍荷兰裔商人，死后留给他的遗产中包括了大批17世纪荷兰绘画收藏以及古代大师版画，在17～18世纪，这些是富裕的荷兰商人孜孜搜求的品类。理查德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作为收藏家，他个人的兴趣在古乐谱。他有着那个时代的上流人士几乎都追随过的爱好，沉迷于漫游老欧洲的旅行。他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搜集到大量自己喜爱的古谱手抄本和早期印刷版，但18世纪最后两年，他作为收藏家的声誉却是在绘画领域登顶：在伦敦，他出手买下了几件从收藏名家手中流出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杰作，包括提香的《维纳斯、丘比特和鲁特琴师》、韦罗内塞的《赫尔墨斯、赫尔塞和阿格劳洛斯》，一个是威尼斯画派最杰出的画家，另一位也是曾经教过达·芬奇的佛罗伦萨画坛一流人物。为了安顿自己的收藏，理查德生前就以10万英镑修建了这座菲茨威廉博物馆。他于1816年去世后，他的后人遵嘱将整座博物馆连同其间收藏一起赠予剑桥大学。在理查德身后，博物馆继续获得一批批重要捐赠。1876到1883年，该馆向社会募集到的购藏资金竟高达200万英镑，而他们获得的新藏品已经多到足以支撑起另一座单独的考古学博物馆。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馆藏又开始涉足印象派画作等现代艺术。至今，这所大学博物馆的收藏体系已经从东西方古代文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延伸到西方现当代艺术，毫不逊于一个国家级博物馆。而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最近一次成为世界各大媒体关注焦点是在2015年2月，该馆专家以X光扫描及通过对比草图，刚刚确认了他们展出的一对骑猎豹的男子青铜雕像实为文艺复兴大师米开朗基罗的作品。

普林斯顿是美国历史第五悠久的顶尖名校，但收到的捐款数额位列美国高校第一，发布数字为近百亿美元，校方被报道将其中相当大一部分用来为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购买藏品。这座博物馆拥有6万件左右的藏品，在数字上和馆藏25万件的哈佛大学博物馆难以并提，但馆藏品质同样令人惊叹：除了来自普林斯顿通过考古发掘获得的古希腊、古罗马文物，也收藏了线索完整的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油画，包括莫奈、凡高和安迪·沃霍尔等现当代名家作品，莫奈的《睡莲和日本桥》（1899）、凡·高的《塔拉斯孔驿站的马车》（1888）均为世界级珍藏。该馆的中国古代书画在美国东方艺术史界素有地位，王羲之的《行穰帖》（唐代钩摹本）就收藏在此。巨富Elliott家族的宋元字画精品大半入藏普林斯顿，美国艺术史家方闻曾专著《心印——普林斯顿大学收藏Elliott家族藏中国字画》作为记录和研究。

在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网站上，对自己所负的使命有明确表述：保存、记录、展示、解释，在他们的保护下使藏品和资源不断扩充，并通过科研、教学、专业培训和公众教育来提高公众的艺术欣赏水平。这也可以视为大学博物馆的立场。以耶鲁大学博物馆为例，他们的“开放获取”政策在数字资源共享方面已经超前：全球各地的学者、艺术家和个人，都可免费使用耶鲁大学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全部图片，这意味着，“通过自由传播物质遗产的复制品，耶鲁大学将服务于每个学术领域和学科的研究人员，使他们能够在线仔细观察每一份馆藏”。

但国内的大学博物馆，藏品来源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很难像欧美名校那样以私人捐赠为主要获取途径。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在网上公布了4个藏品来源：北京大学在1952年设置考古专业之前的收藏；前燕京大学史前历史博物馆的藏品；考古专业建立后从田野考古发掘现场带回来的教学标本；博物馆筹备期间各地文物、考古机构赠送或调拨的展品。可以看到，里面并没有提及1986年建馆以后的私人捐赠——至少在数量上，目前这一来源可以忽略不计。

陈东升在向武汉大学捐赠了博物馆实体建筑后，也同时将估值3000万元的个人收藏赠予博物馆作为日常馆藏。在这45件藏品清单中，列有数件民国名人书札，包括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的书法，也有20世纪40年代校友经手收藏过的近代大家齐白石和张大千的画作各一幅，其余当代绘画则包括方力钧、张晓刚、隋建国、岳敏君、叶永青、钟飙等著名艺术家作品。在他之后，类似的个人赠予行为能否持续？武汉大学校长李晓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陈东升捐赠的珍贵艺术品和武大百年来教学积累的文物，“吸引来更多的艺术品捐赠”。

武大万林艺术博物馆没有像浙大在建的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那样，强调作为教学博物馆的功能，而期待“通过高质量当代艺术展览和学术研究性展览辐射全国的艺术博物馆”。在校方提供的未来管理设想中，第二层空间将交给陈东升赞助的当代艺术机构“泰康空间”作为每年举办两次以上当代艺术展览的场地，武大考古系的文物收藏、生物学院标本馆也将获得自己的常设空间。虽然定位并不足够明晰，但从某种程度上认同了教学博物馆的功能：历史、学术、艺术。

缪哲告诉本刊，目前在中国建一个大学博物馆确实会遇到各种困难。他举了两个例子：大的问题，比如中国的教育和学术都有“文字中心主义”倾向，对于文字所未覆盖的物质文明形态，不像发达国家那样有深入的理解，这造成了许多人不甚理解大学博物馆的基本教学功能。小问题多到很难列举。“用来教学的博物馆，不能仅教中国艺术，而外国艺术在中国少有收藏，借都没地方借。”缪哲说。

（实习记者王紫祎对本文亦有贡献） 考古大学文物博物馆藏品收藏艺术展艺术品陈东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