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如何改造印度？

2012年7月31日，由于“世纪大停电”的影响，印度阿拉哈巴德市附近的铁路陷入瘫痪，滞留的乘客在铁轨上等待

临危受命

2015年新年的第一天，纳伦德拉·莫迪宣布取消历史长达65年之久的计划委员会。他把印度29个邦和7个联邦属地的领导人捏合进了新机构——全国改革印度学会。总理在推特上对910万拥护者宣布：新机构将以“亲民、积极、参与性强的发展规划”，取代过去一刀切的做法。机构改革的象征性大过实际效应。它传达的信息直接而明确：印度不会沿着老路走下去。

这个国家的上一次改革是在25年前。1991年5月，印度的外汇储备减少到12.13亿美元，仅够支持一个多星期的进口费用。在国际信用丧失、举债无门的情况下，谢卡尔看守政府只能悄悄从储备银行库存中取出20吨黄金秘密运往苏黎世瑞士银行，抵押硬通货贷款2.34亿美元，以解燃眉之急。被逼到墙角的拉奥新政府决定与计划经济的“尼赫鲁模式”告别。时任财政部长的曼莫汉·辛格让卢比贬值，并取消了将制造业生产限制起来的大部分配额和许可证，将一些原本封闭的行业向外资开放。

这一被认为“可以媲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手笔将印度经济送入“快车道”，7%的年增长速度是独立后最初40年年均增长率的两倍。曼莫汉·辛格为此被称作“经济改革之父”。

不过，2012年，当曼莫汉·辛格再次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时，他的肖像被标上了“不达标者”的标签。过去几年的数据证明，国家经济滑入慢车道，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严重，通胀持续高位运行。改革红利已经消耗殆尽。

2014年4月30日，印度人民党总理候选人莫迪在古吉拉特邦首府艾哈迈达巴德市参加投票时向支持者致意

过去20年，印度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在于率先实现部分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印度拥有了一流的软件业、医药行业。但技术密集型产业不可能成为拉动印度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一方面它们的价值链较短，也无法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它们无法吸收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实现国家的财富向下流动。未来10年，印度将有9000万到1.15亿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谁来为他们提供工作呢？

2012年开始，辛格政府展开了新一轮自由化改革，进一步加大市场开放力度、吸引外资，希望构建更加平衡的发展模式。但似乎为时已晚。这年夏天，印度东北部地区发生“世纪大停电”，6.7亿人口受到影响，全国交通陷入混乱，银行系统瘫痪。停电事故暴露的糟糕的基础设施状况、混乱的管理与国家财政和经常项目赤字双双膨胀纠缠在一起，令越来越多的投资者不安。2013年，外资大量撤离。8月，国家外汇储备只能维持4个月，卢比对美元汇率一度创下历史新低。

印度孟买市一处工业区内的工人们在金属加工车间处理铁管

1993到2001年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尚卡尔·阿查里雅认为，90年代初，印度之所以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正是因为危机的胁迫。此后，危机消散，改革共识越来越弱。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者”莫迪生逢其时。

为迎接2014年的大选，辛格政府宣布为600万生活于贫困线以下的印度人免费赠予手机，附送200分钟话费；新推出“国家粮食安全法案”向8.1亿民众提供仅相当于1/10成本价的小麦、米及其他粗粮。然而，力度如此之大的民粹政策依然不能阻止选民将国大党扔进故纸堆。人们醉心于莫迪的竞选口号：“等我当上总理，印度就跟古吉拉特邦一样。”

3月18日，反对政府土地征用新法令的农民们聚集在首都新德里的简塔曼塔天文台举行示威活动

2001～2012年，古吉拉特邦年均经济增速在10%。莫迪的法宝并不神秘。古吉拉特邦是印度全国唯一能保证常年持续供电的地区。从最大城市艾哈迈达巴德到工业园区较为集中的巴罗达市，沿线约200公里的高速路路面平整，双向4车道或6车道，各种大型运输车川流不息。从巴罗达至孟买港的高速路约400公里，同时配备沿线铁路及支线航班，极大方便了“古吉拉特产品”的出口。古吉拉特6000万人口中有近1/3来自外邦，一大部分人是已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人。他们能够从事装配精密仪器、组装大型零部件、实验调试设备等工作。

相对良好的基础设施和高素质劳动力，带着这些印度稀缺资源，首席部长莫迪大刀阔斧削减繁文缛节，简化对企业的限制和管理。他举办一年一度的投资者峰会，亲自到中国、日本和新加坡推销古吉拉特邦的投资环境，吸引福特、铃木等外企落户。今天的古吉拉特被称为印度的“广东”。制造业占古吉拉特邦GDP的28%，而在印度全国GDP中，制造业仅占15%。

2009年11月8日，印度时任总理辛格在新德里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印度经济峰会上发表讲话

简单来说，当中国企图改变不断仰赖的投资与出口经济增长模式时，“改革者”莫迪要复制他在古吉拉特的成功，将印度转变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去年9月，莫迪正式宣布推行“印度制造计划”，涉及纺织业等25个行业。

在全球企业营商便利指数排名中，印度被世界银行列为第142名。根据《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新总理上任几周后，商业执照申请许久批不下来的情况已经开始减少。政府着手设立单独的办事窗口，经由这样的窗口，新创办的企业可以申请不同政府部门需要的全部执照。

在印度金奈市的一个IT工业园区内，一家软件公司的员工在做软件开发

最初的过渡期以后，政府不断发布新的法案。12月，莫迪政府向联邦院（印度议会上院）提交了一份将保险公司的外商投资股权限制从26%上调到49%的提案，意在提升外商投资信心以推动本国经济。由于莫迪所在的人民党在联邦院中并不占据多数席位，该提案未能在议会获得通过。总理罕见地动用行政法令通过了该法案，彰显了自己推动改革的决心。

内阁同时通过的还有实施煤炭行业改革的行政命令。2012年的世纪大停电揭露了印度能源供应匮乏的伤疤。在这个国家里，7亿人缺乏现代能源服务、3.1亿人缺乏电力，每年人均用电量只有700千瓦时，比全球平均水平低80%。而“印度制造”离不开最基础的电力供应。在安倍晋三与莫迪会谈期间，日本一些汽车制造企业就曾对媒体抱怨印度电力供应的不稳定。

在印度电力部长戈亚尔到2019年为“所有人提供电力”的2500亿美元投资计划中，煤炭扮演着关键角色。国际能源署（IEA）的报告称，印度煤炭在能源供应总量中占据的比例预计将从如今的43%上升至2020年的46%及2035年的51%，同时在电力生产中保持其大约68%的占比。

现实是，印度的煤炭资源被国有企业印度煤炭有限公司垄断。这家企业每年每位员工平均煤炭产量一直在1200吨左右，等同于澳大利亚水平的1/8不到。为提高煤炭行业的效率，9月，印度内阁审批通过了以39亿美元出售印度煤炭有限公司10%股权的计划。随后，印度煤炭部对外发布了一份长达27页的法令，规定“任何公司都可以在印度以任何形式进行煤炭交易，无论是用于自己消费、出售还是其他目的”。并首度邀请私有公司通过竞争性投标申请采煤许可证，这被认为是40多年来能源业最重大的自由化改革举措。

1月3日，政府再度扔下一枚重磅炸弹，批准了土地征用的新法令。该法令对上届政府2013年通过的土地法案进行修正，旨在让工业和公共事业项目更容易获得土地。过去，印度政府若想征收民间土地，作为国防、农村基础建设、平价住宅、工业廊道或发展基础建设，必须取得70%以上的土地所有者的同意。这项法案有望大幅降低企业的用地成本。

为改善不健康的财政支出，莫迪尝试修改了积重难返的燃料和食品补贴项目。从2007到2014年，政府补贴支出的增长率高达19%，占GDP总额的3%左右。补贴设置的初衷是为了救济低收入人群，特别是占人口总数30%的贫困人口，但实际上，它为腐败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持有“低于贫困线”卡的人能够以补助价格购买谷物、煤油和糖这些基本用品。而政府调查显示，多达40%的持卡者本身并不贫困。他们通过行贿得到了这些卡。随之带来的效应是，真正的贫困者也需要通过行贿来获得补助资格。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爱德华·卢斯在《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中描述像筛子般满是漏洞的粮食补贴的计划：出售救济面粉和大米的平价商店经理先是试图蒙骗一位老妇，撕去了4张息票，只给了她价值一张息票的粮食。遭到投诉后，他拿出了另外3袋质量非常糟糕的面粉——许多食品商都会把政府提供的质量好的面粉拿到黑市上卖掉，取而代之的是这些不能吃的谷糠。

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显示，印度至少一半的公共福利支出未能发放到目标受领者那里。为穷人留出的补贴用粮中的一半，或是在运输中变质，或是最终被拿到自由市场里出售。

去年雨季，莫迪政府从农民那里收购大米和小麦的最低价格只上涨了4%，而往年的增幅为9%。11月，政府将补贴燃油的价格调高了30%以上。更重要的是，政府考虑将燃料和食品补贴之类补助措施转变为面向贫困人士的现金救济，以此堵上腐败和浪费的漏洞。根据今年3月份发布的报告，超过1.25亿个提供基本服务并关联生物识别身份卡的银行账户已为普通印度人设立。

煤炭行业改革、土地征用改革、现金账户补贴办法……公允地说，辛格政府也曾尝试过类似的许多改革措施，但他并不像莫迪那般富有效率。过去20年支撑印度政局的实际是两大全国性政党与若干地方性党派聚合而成的联盟。政府的执政基础脆弱而涣散。一个谁也无法集中足够权力做出重要决定“否决政体”难以推行任何有争议的政策。去年的大选是一个转折。在全部543个选举席位中，人民党赢得了282席。自1986年以来，还从未有一个政党在下院赢得多数席位，建立稳定的多数党强势政府。莫迪的地位异常有利。回顾过去一年，印度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梅赫塔说：“这是最多产的议会会期之一。”

“商人”外交家

在古吉拉特邦执政的13年里，莫迪被看作强硬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许多人认为，在2002年古吉拉特邦反穆斯林骚乱中，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背景足以令印度的邻居们，特别是巴基斯坦感到不安。然而令外界十分惊讶的是，新总理一当选，立刻将就职典礼的邀请函发向了伊斯兰堡，于是世界媒体的镜头里出现了莫迪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微笑握手的画面。这当然不意味着尽弃前嫌。莫迪的一名顾问向媒体透露说，新政府在地区秩序中的核心安全利益依次是：中印边界问题；对印度洋的控制权；与巴基斯坦的矛盾。这与过去并没有多大不同。

那么，如何理解莫迪抛出的橄榄枝？当莫迪在世界范围内为印度寻觅资本与技术时，他如何选择合作伙伴，如何处理大国之间微妙的关系？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尼兰詹·萨胡这样总结莫迪外交：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地缘政治和权宜性地缘经济学的混合体。

上世纪90年代初，印度推出“东向政策”，积极发展与东南亚的关系。那是一次以经济为目标的外交政策调整。当时，拥有5亿人口的东盟市场、东南亚国家经济上持续、快速的增长及经济模式的成功都给危机中的印度制造极大的吸引力。“东向政策”使印度融入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东亚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

一脉相承，总理莫迪在安抚邻邦，制造稳定的周边环境后，为“印度制造”在中国、美国、日本等大国之间打出了一套“圆熟”的组合拳。

中印间的战略竞争经常被外界渲染。曼莫汉·辛格执政10年内，印美不断走近，印日关系也步入快车道，印度还在南海问题上发声，并在日本海与俄罗斯联合军演，以平衡中国在印度洋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表面上看，莫迪将这种趋势更推进了一步。在德里，他与安倍晋三大谈两人非同一般的私交。在东京，他在对商界领袖演讲中表示，印度需要和日本结成更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以促进亚洲和平与繁荣，对抗“扩张主义”。今年1月，当奥巴马走下“空军一号”时，他得到了莫迪出人意料的“熊抱”，并被他亲切地称呼为“巴拉克”。

莫迪与日美之间的热络都被赋予了诸多地缘政治解读。针对奥巴马的新德里之行，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洪博培对路透社说，奥巴马的最大目标是，“争取印度加入制衡中国的民主国家联盟”。但事实上，莫迪对日美的战略框架诉求都没有做出明确回应。针对安倍晋三希望建立的日印外长、防长“2＋2”机制，莫迪只表示可以“探讨”。访问日本的5天行程中，他始终回避任何有关中国的话题。针对媒体对莫迪有关“扩张主义”的言论的关注，外长斯瓦拉杰说：“他绝非指任何一个具体国家。这是媒体的猜测。他谈论的是18世纪的扩张主义。”在去年访问美国之前，莫迪首先向媒体宣布，他的优先任务是让印度经济恢复近两位数的增长率，地缘政治不是他此行计划讨论的重点。

对于中国，莫迪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他刻意调整了原定去年7月初对日本的访问，将其推迟到参加金砖峰会、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后。在去年9月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的过程中，莫迪打破自尼赫鲁以来的外交传统，在自己的家乡隆重欢迎习近平一行。

印度战略学家拉贾·莫汉在印度智库“观察家基金会”撰文分析说：曼莫汉·辛格已经认识到中国是资本、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的领头羊，中国必然是印度长远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但过去，印度的外交政策否决了印度与中国在南亚次大陆跨地区项目上的双边合作，同时印度又对中国在次大陆上升的经济利益感到担忧。但现在，打造过“印度广东”的莫迪有着更清晰的认识：“印度制造”需要中国的投资、经验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莫迪将会转变印度的对华政策，他将与北京展开经济合作；莫迪现在需要通过内、外部力量来为中印之间的战略隔阂架起桥梁。”

习近平2014年9月访印期间，中印在经贸投资领域签署了12项合作协议。此后，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投资提速。去年，大型商用车企业北汽福田宣布将进入印度西部，大型纺织企业山东如意科技集团宣布将与印度财阀的核心企业瑞来斯实业成立合资企业。今年2月华为技术在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成立了中国大陆之外的最大研发中心，可容纳5000名工程师。今年2月，阿里巴巴决定通过金融子公司向印度电子结算巨头的运营公司出资25%。3月印度最大的电信运营商巴帝电信（Bharti Airtel）与中国移动就联手开发4G、5G移动电话等最尖端技术和联合采购器材达成共识。

在中印筹备的两个工业园区项目中，浦那汽车产业园区前期工程即将开工，计划在2030年之前投资50亿美元，预估年产值200亿美元。海尔计划最早在今年内向浦那工厂追加投资10亿卢比，以增强白色家电等产品的产能。康佳集团和TCL也正在讨论重新进入印度家电市场。

多年来，中国一直主张以昆明、曼德勒、达卡、加尔各答等区域内主要城市为节点建立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研究员李艳芳指出：2013年5月，中印两国虽就此发表联合申明。但印度官方只是在“原则上”对经济走廊建设表示了支持，而且此后两国签署的9项协议中，并没有涉及与经济走廊相关的任何实质性内容。印度的主要智库和媒体都很少涉及对经济走廊的研究和报道。该国的外交部门、安全部门、经济部门则对经济走廊建设不同程度地抱有疑虑。

2014年7月，习近平与莫迪在巴西会晤时，针对习近平提出加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议，莫迪并未直接回应。但在9月习近平对印度的国事访问中，莫迪变得积极起来。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忆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联合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同意落实会议达成的共识，释放了十分积极的信号。

当然，与印日、印美关系一样，这也并不意味着莫迪全盘接受中国的战略规划。在作为总理的第一次政治亮相中，莫迪邀请“西藏流亡政府”的洛桑森格出席了自己的就职典礼。他计划在中印边界沿线着力修建公路和通讯设施，努力缩小印中边界地区在基础设施上的差距，从而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做好更为充分的战略准备。

2014年，8月5日，印度导弹护卫舰访问越南，与越南在南海举行联合军演。随之而来的是10月，越南总理阮晋勇访问印度，同莫迪签署了共同开发南海油气田的合作协议。根据协议，越南新提供两个南海新油气区块给印度勘探，另一个已合作开发的区块将延长勘探期2年。除了目前的3个石油区块，越南还将向印度提供另外5个石油区块。

与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规划相对应，印度政府于2014年6月形成了“跨印度洋海上航路与文化景观”（Project Mausam）计划。其目标是让印度重建与古老贸易伙伴的关系，与印度洋国家一道重建“印度洋世界”。这个“世界”从东非，沿着阿拉伯半岛，穿过伊朗南部，到达主要南亚国家，然后至斯里兰卡，最终到达东南亚。金达尔国际问题学院的院长斯里拉姆·肖利亚坦率地解释说：“‘丝绸之路’计划有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影响。跨印度洋海上航路和文化景观计划事关印度在我们所在的海洋地区的领导地位。两者不能混在一起，因为我们视安全为印度洋地区绝对必要的条件，认为印度能够独自担当起该地区的领导角色。”

莫迪式博弈增加了印度在各大国面前的外交筹码。印度的潜力使各国都将新德里视为值得争取的经济和战略伙伴。莫迪从东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投资；经过多年谈判，印度与澳大利亚签署了期盼已久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使印度可以从澳大利亚购买铀；中印双边贸易在向1000亿美元迈进；在美国进行的“招商之旅”中，莫迪亲自向美国几十家大公司发出了来印投资的邀请，而奥巴马则默认印度无须遵守减少碳排放的指标。仅在去年9月的一系列高层互动中，印度就分别得到日本350亿美元、中国200亿美元以及美国400亿美元的投资许诺。今年5月，莫迪即将访华，媒体预计，一笔超过1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将被敲定。

渐进主义管用吗？

莫迪的建立“新印度”的旅程有一个玫瑰色的开局。汇丰银行的数据显示，2014年12月印度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54.5，为近两年来最高值。2014年12月31日，孟买证券交易所敏感30指数收于27499.42点，较上一年增幅高达30%。分析家们的共识是：印度经济正在复苏之中。但问题是：莫迪能在多大程度上促成印度“质”的改变？

今年2月28日，印度财政部长贾伊特利花了约90分钟向议会解释他那108页的新财年预算案。外界对此翘首以盼，这份莫迪政府的第一份完整预算案将直接昭示国家未来一年的改革路径。

一项新的消费银行法将取代61项原有法律。莫迪家乡古吉拉特邦新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印度国家银行（State Bank of India）和孟买证券交易所（Bombay Stock Exchange）已承诺在该金融中心建楼。20项商品关税被降低。政府将在基础设施上投入114亿美元，并在未来5年内投入1370亿美元改造落后的铁路交通环境。政府还承诺，将在2016年实现国内统一税制。

“如果莫迪去年的当选是一次地震，那么这份预算最多算大地的微微一颤。”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南亚问题专家萨达南德·德胡姆评论说，“它证明了一件事情：那些希望与过去一刀两断的人们太过乐观。目前看来，政府并没有采取真正需要政治勇气的改革。”

萨达南德·德胡姆指出，莫迪政府计划将补贴资金削减20%，相当于80亿美元。这个数字听上去很可观，但这主要是得益于国际市场燃料价格下降。财政部长为国大党遗留的乡村就业保障项目凑齐了资金。一直以来，这个项目的效率颇受质疑。2006年2月出台的印度《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案》规定，邦政府必须在每个财政年度内，为每个有成年家庭成员且自愿做无特殊技能的体力劳动的农村家庭提供不少于100天的有薪就业机会。工作主要是修路、架桥、平整土地、开凿运河、兴修水利等。每日的工资标准不低于60卢比，按周支付工资。该项目的资金90%来自中央政府，具体实施主要由各个邦政府负责。在批评者看来，这一项目不存在任何经济理性：缺乏专业技能的农村劳动力修建的基础设施几乎无法投入正常使用，意味着年复一年的极大浪费和巨大的腐败风险。

预算也并没有涉及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造。外界普遍期待改革僵化教条的劳动法，为制造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但这一次，政府也三缄其口。总的来说，莫迪政府并没有对即有的经济利益分配进行实质性的调整。

“持续的、有包容性的、有创造力的渐进主义。”事实上，就在预算颁布的前一天，官方在年度经济调查中使用这样的话语，为改革定了调子。

莫迪感受到了改革的政治成本。2015年1月6日，为了抗议印度当局对煤矿开采制度的改革，印度全国约计50万煤炭业工人发起为期5天的大罢工。预算公布的前一天，5000名农民来到新德里，抗议政府采取的土地改革。就在2月7日首都德里立法院选举中，人民党遭遇了执政以来的最大的政治失败。成立仅两年多的印度平民党席卷了立法院70个议席中的67席。志在必得的印度人民党只获得了3席。平民党的胜利证明，民粹主义依然是印度民主政治的主流。它在竞选中宣布，上台之后将会把德里的电价削减一半，对电力分配公司实施更为严格的审计和监管，承诺将为每个家庭每月免费提供700升饮用水，废除水费每年增长10%的强制性规定。

“人民党在2月的失败对莫迪的形象和权威是一大打击，”纽约大学学者艾伦·波特指出，“从那时开始，莫迪和他的政党采取的许多行动都证明他们对选票的流逝感到忧虑。一些分析家认为，莫迪在德里受累于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背景。他很快就发表讲话，说印度将拥抱所有宗教信仰，极端主义是不被容忍的。另一些人认为莫迪正在失去作为平民领袖的魅力。政府又很快宣布，莫迪将会见奥巴马时穿着的那件价值1.6万美元的套装捐给了慈善组织。这些行动都说明莫迪和人民党对批评的敏感和对反对派的担忧。而这在几个月前是不存在的。”

这或许解释了2月底那份温和预算案的出台。1月，煤矿工人罢工在两天后就宣告结束。印度煤炭工人联合会秘书长解释说，政府先前已同意就工会提出的要求进行考虑，其中就包括条例中“允许煤矿商业化”这一条款。印度煤炭和电力部长与工会组织进行5小时长谈后，在接受印度报业托拉斯通讯社采访时说：“（政府）无意非国有化印度煤炭有限公司，印度煤炭有限公司将受到保护，无须担心其所有权归属问题。”一为资深商界领袖披露莫迪向他表明的态度，“为什么要与工会对抗？结果你会在任期内一直与工会没完没了地争斗。”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莫迪仅满足于不伤筋骨的渐进主义，印度能够如愿成为“世界工厂”吗？

去年，莫迪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向1.8万名印度裔美国人发表演讲。莫迪说，印度应该以三件事而自豪，这就是民主、人口红利以及市场需求。然而事实上，这三点都并非手到擒来的经济腾飞法宝。

以人口红利为例，未来20年内，印度适龄工作人口将增加2.28亿。而从现在的趋势来看，其中1/3的增长将来自印度北部缺少教育的贫困地区，比如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印度基础教育的情况糟糕得令人发指，在印度北部说印地语的地区，一些儿童在接受3年学校教育后仍不具备阅读能力，在报名入学的小学生中，只有66%上课，教学水平“低得可怕”。

抛开劳动力质素不谈，体制性因素一直在蒸发印度的劳动力资源。今年1月，英国路透社发布了一条新闻，印度一位在中央公共工程部工作的高级工程师韦尔玛在旷工24年后终被解雇。韦尔玛最后一次工作是在1990年12月。印度政府在一份声明中称，在1992年的一次调查中韦尔玛才被发现故意旷工，但韦尔玛虽一直寻找借口延长假期并拒绝回到工作岗位，从没被惩处。现在，在内阁部长的干预下，他终于被开除了。

这条颇具荒诞色彩的消息是印度劳动力市场的现实。印度共有51部中央劳动法和170部地方劳动法规。这些法律中有一部分甚至是在印度独立前就存在了。除了那些规定企业必须在工作场所提供痰盂等不合时宜的内容，它们为企业设置了极为严苛复杂的用工条件。1947年出台的《劳资纠纷法》规定，员工数量超过100人的企业在裁员时，必须获得政府的同意，而政府批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1948年出台的《工厂法》禁止妇女在夜间工作，并对女性就业做了其他许多严格的限制。1970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则规定，员工数量超过20人的企业在雇用合同工之前必须获得政府的批准。

鉴于招聘和解聘方面的严格限制，印度多数企业被迫保持较小的规模。咨询机构麦肯锡的一项调查显示，2009年，印度84%的制造企业雇用人数少于50人。印度的制造业在2004年5月至2011年12月仅创造500万个就业岗位。而在同一时期，约3300万农民离开乡土，寻找回报更高的工作。于是，大约90%的劳动者都在非正式部门从事没有固定薪水、朝不保夕的工作。而在那些拥有正式工作的幸运儿中，超过60%的人和工程师韦尔玛一样是政府的雇员。他们是行政人员、教师、邮政工作人员、制茶工、清道夫、石油部门员工、军人、煤矿工人，以及反应迟缓的印度政府办公网络、火车站、工厂和学校的售票员。

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加哈吉尔·阿齐兹质疑，相较于中国、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周边国家，印度是否真能够提供较低价的制造业服务。印度劳动法规使人力资源一直以来都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2011年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一项调查发现，当全球服装企业的采购经理想从中国转移他们的原材料工厂时，他们会把新的目的地放在孟加拉国、越南、印尼和柬埔寨，而不是印度。印度纺织品出口有所增长，但越南和孟加拉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纺织品出口增长，轻松地超过了它。

戈卡尔达斯出口公司是印度最成功的成衣供应商，它每个月能为世界上26个品牌生产200万件成衣。它的大客户包括玛莎百货、香蕉共和国、盖普等知名品牌。其首席执行官迪内希·兴都喇曾告诉《金融时报》记者爱德华·卢斯，公司曾雇佣一个男工，发现他是个酒鬼，于是把他开除了。他提起上诉，公司花了15年大量本可以用来经营企业的时间才赢得这场官司。兴都喇雇用了3.3万人。这个规模在印度已经相当惊人。但兴都喇说如果在中国办厂，那么他的职工总数将接近20万。但是在印度，他会注意尽量不扩大职工规模。“你必须确信自己拥有足够的耐心来应对长坐绝食，还必须准备充足的诉讼费用。如果我要扩大规模，一定是按照资本密集型的方式而不是劳动力密集型的方式。”

如今，印度制造业中4/5的就业岗位存在于雇员少于50名工人的企业。这显然不是海外投资者乐见的。而自莫迪上任以来，除了表彰拉贾斯坦邦对劳动法的部分改革，政府似乎并没有作为清理这一烂摊子支付客观政治成本的准备。

从现在看来，推进设立全国性的商品和服务税（GST）计划将是莫迪2015年改革的核心。该项征税至关重要：这是中央政府增加其税收占GDP份额的最佳方法。GST还可以替代五花八门的邦税和其他杂税，这些征税实际上充当了贸易保护壁垒，阻碍印度形成真正的国内市场。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理事会的一项研究表明，GST若能全面推行，印度GDP增幅有望提升0.9～1.7个百分点。

由于立法提案必须获得议会两院中2/3席位及邦议会一半以上人数的同意才能通过，GST若要顺利实施，印度主要党派和各邦政府的表态至关重要。由于担心税收减少，印度各邦一直反对全国性的GST代替现行的各邦和联邦税种。这一税收体制改革的设想在过去十几年里遭遇了数次流产。讽刺的是，2011年，当辛格政府重提这一改革时，领导古吉拉特邦的莫迪正是反对者之一，他当时的理由是，印度的计算机网络并不完善，GST很难在全国范围内执行。自2010年以来，印度政府开始致力于发展GST网络系统。４年过去了，网络仍在建设中。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层面看，莫迪的处境并不比辛格好多少。在印度29个邦、6个联邦属地及德里国家首都辖区中，莫迪的人民党只控制了7个邦，另拥有3个盟友邦。

在艾伦·波特看来，2月底的财政预算说明，莫迪已经错过了彻底改变印度的最佳时期。“学者和市场分析家的传统智慧认为，政治家必须在执政最早期、支持率最高的时候发起引发阵痛的经济改革。改革总是会让社会付出成本，只有拥有最高支持率的政治家能够挺过政敌的攻击。任何市场化的改革都会在推行之初使经济显得更早。执政者越早推进改革，就能越早过这一关，才有可能在下一次选举中展示自己的执政成果。”

4月23日，莫迪呼吁各政党抛开歧见，携手帮助大批农夫摆脱困境。在前一天下午，新德里新的首席部长科基瓦尔所在的“平民党”在市中心的古天文台举行农民大会，抗议莫迪政府的《土地征用法修正案》。一名来自拉贾斯坦邦道萨村的农民在众目睽睽之下吊死在一棵大树上。自杀过程持续半个多小时之长，现场近万名民众和多名警察眼睁睁看着他痛苦地死去。自杀者是现年41岁的贾金德拉·辛格，他在现场留下一个纸条，称有3个孩子，上个月的暴雨天气毁坏了农作物，使其一无所有，对前途感到绝望。贾金德拉·辛格的死标志着，上任一年，莫迪的改革之路，开始步入荆棘。 富强发展政治印度莫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