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从印度教徒到印度总理

莫迪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古吉拉特邦度过的。担任总理之前，他连着做了三届的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那12年间，得益于他的改革措施，该邦的经济增长率高居印度首位。这样的成绩让对政府抱有发展经济诉求的民众十分看好莫迪。此次大选中，他所在的印度人民党领导的竞选联盟在543个议席中夺得334席，一举击败了主导政坛50余年的印度国民大会党。

在印度，低效、腐败和繁文缛节几乎成了政府的代名词。政府部门各自为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错综复杂。建立一个工厂要经过一系列漫长的审批和征地，项目还随时会夭折。就算企业家去行贿，也要花费大量精力去搜寻数量庞大的相关管事者。而莫迪上任后立即在古吉拉特邦改变了这一状况。2008年，塔塔汽车在西孟加拉的征地陷入僵局，宣布退出建厂计划，开始寻找新厂址。消息传出5分钟之后，莫迪就向该企业伸出橄榄枝。“我给塔塔发了一条短信，上面写着‘欢迎！’”莫迪在一次演讲中回忆说。在他的指示下，古吉拉特邦政府为塔塔汽车征地办证，建立培训中心，仅14个月后，第一辆汽车就下线了。而该邦也由此被催生出一个新的汽车制造中心，福特、马鲁蒂等公司随即加入其中，邦内逐渐建立起了多个经济特区。“在此之前，私营企业对政府的繁文缛节也已厌倦透顶，投资额滑落严重；将这些行政程序废除，是深受企业家欢迎的做法。”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的教授巴尔维尔·阿罗拉（Balveer Arora）向本刊评价道。

其实，若不是在古吉拉特治邦得利，莫迪也许早已被反对者的愤怒淹没。他的首席部长生涯可谓开局不利。在上任仅4个月时，2002年2月27日，一群印度教徒在北方邦阿约提亚参加完宗教活动后乘火车返回古吉拉特，途经戈特拉车站时，列车突然起火，58名乘客被活活烧死。政府未能查清车厢起火的原因，但目击者都说，事发时他们看到了一大群愤怒的当地穆斯林。这一事件立刻在古吉拉特引发了严重骚乱，数千印度教教徒包围了首府艾哈迈达巴德以及其他城市的穆斯林聚居区，冲突中至少1000人丧生，其中大半为穆斯林。

虽然无人能够证实莫迪领导或鼓励了这次屠杀事件，他本人也一直坚决否认自己对此负有责任，但因未能有效阻止暴乱，他还是遭到了“迫害穆斯林群体”的强烈谴责。有人怒斥他袖手旁观，否则警察不会对乱局视而不见；也有人控诉他宣布2月28日为追悼日，并在艾哈迈达巴德的街道上为遇难者送葬的行为是为暴乱“火上浇油”。因为此事，莫迪还被美国吊销了签证，欧盟和英国也将其列入黑名单达10年之久。

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表面上是由于莫迪曾参与组织了这次冲突的导火索事件：1990年，在他的帮助下，阿约提亚建立了印度教圣地。两年后，此地印度教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而究其根底，则还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一名虔诚的印度教教徒。

1950年9月，莫迪出生于古吉拉特邦瓦德纳加尔镇的一个印度教家庭，自幼便表现出了对于自己宗教的狂热。8岁那年开始，莫迪利用晚上的时间加入了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青年机构。国民志愿团是当代印度最有影响、带有军事色彩的印度教教派组织，以印度教的罗摩神为崇拜对象，其青年组织则类似于一支“童子军”。志愿团经常在集会中组织大家学习和讨论，其中对莫迪影响最深的，是一位拥有法律学士学位的宣讲人瓦吉尔·萨希卜，他将莫迪收为弟子，教导他志愿者意味着什么。莫迪对他的精神依赖甚至超过了自己的父亲。

在印度这样一个种族等级制度鲜明的国家里，莫迪来自相对低贱的甘奇种姓，祖上三代都靠经营小杂货铺为生，家境并不富裕。他在学校的表现也不够出色，虽然阅读面广，偏爱辩论和戏剧表演，曾自编自导过一出反对印度种姓制度的幽默短剧，但成绩却只属中游。莫迪的父亲在经营杂货铺之外，还在火车站设有一个卖奶茶的摊位，莫迪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助父亲打理茶摊生意。当时看来，子承父业是他最顺理成章的选择。

但莫迪并不甘心如此。他人生的转折开始于一次逃离。

那时，国民志愿团对莫迪影响最深的，就是其对于精神和意志的强调，特别是为国家、他人服务的意识。古吉拉特邦位于印度最西部，与巴基斯坦接壤。20世纪60年代印巴战争爆发之时，运送军队的专列路过瓦德纳加尔，年幼的莫迪曾自愿在火车站为路过的士兵端茶倒水。而13岁小学即将毕业那年，他则表示希望能去为印度高等军事院校输送优秀学生的青年军校“赛尼克学校”读书。

可父亲并不赞成这一提议。赛尼克学校离家十分遥远，印度军队里阶级分化又很严重，高种姓官员享有天生的优越感，他担心儿子在那里受歧视。但在莫迪当时的理解中，这是父亲想要将他一辈子困在杂货店的表现。于是，他第一次萌生了出走的想法。

而促使他将想法付诸行动的，是一场包办婚姻。上世纪60年代，童婚的传统在古吉拉特仍然根深蒂固。莫迪3岁时，他的父亲将其与邻村的女孩贾苏达本订了婚。在莫迪17岁、女孩15岁的时候，两家举办了一次聚会。当时长辈告诉莫迪，待女方满18岁后，他们两人便将开始同居生活。这时的莫迪感到自己去意已决。不久之后，他便不顾反对，向家人提出辍学，说自己要去看看喜马拉雅山。

那一次，莫迪只身流浪了两年，几乎游遍了整个印度。当时的他真诚地崇拜着印度教改革家斯瓦密·维韦卡南达。所以在流浪中，他最先到访了临近加尔各答胡格利河西岸的白鲁尔寺。白鲁尔寺是印度的著名寺庙，也是维韦卡南达的罗摩克里希那传道会所的中心所在；之后，他又找到了靠近位于喜马拉雅山麓的阿尔莫拉，那里有维韦卡南达建造的另一所寺庙。而在一年多后，他回到了古吉拉特，选择在拉杰果德定居，因为那里的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与维韦卡南达有着密切的联系。每到一处，莫迪都希望留下深造，但僧侣们却不同意，他们告诉莫迪，皈依宗教并不是他的最佳选择。他的命运属于别的地方，而这也是他需要努力寻找的。

但结束漂泊的莫迪感到自己再也无法回归家庭生活了，虽然没能如愿成为一名僧人，他也没有放弃宗教思想。他依然崇拜维韦卡南达。而维韦卡南达除了是个精神哲学家，也是一个快乐、世俗的人。他曾说过：“不是你懒散地坐着享受丰盛的菜肴，高喊‘罗摩，耶和华啊！’就会有好报，除非你能为穷人做一些好事。”于是，1971年印巴战事第三度爆发之际，莫迪就趁着战乱期间各种社会团体组织纷纷发展壮大的机会，正式加入了国民志愿团，成了一名宣传干事，且一干就是15年。

那段经历后来成为莫迪进入政界的敲门砖。

他进入志愿团时，一场乱局正在暗中发酵。1971年，虽然孟加拉国的独立与巴基斯坦的溃败让时任印度总理的“国大党”领袖英迪拉·甘地无比荣耀，但停滞不前的国家经济、严重的通货膨胀却也让民众对政府颇有怨言。古吉拉特也陷入了饥荒。食品、食用油严重短缺，近80万人在各种救济中心工作。次年10月，情况恶化，公众舆论将矛头直指由国大党控制的邦议会，时任首席部长奥扎被认为应对危机不力，而邦议会内部各派系也因此产生分歧。

不久之后，印度各地纷纷爆发了针对英迪拉和国大党政府的抗议活动，古吉拉特邦也被推向了无政府状态。为了维护政权稳定，英迪拉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对古吉拉特实施了严格管制。于是，国民志愿服务团便与在古吉拉特蓬勃发展多年的印度人民党前身——加桑党联手展开了抗击。

这期间，作为志愿团的年轻骨干，莫迪被分配到了两项任务：一是安排好领导人的住所，照顾他们的家人；二是在短时间内组织会议、收集新闻、印刷分发刊物以及不断改变会议场所以摆脱警察。这些工作风险性极高，但莫迪都能成功完成，且方式十分巧妙。他经常乔装打扮，既穿过藏红花色的衣服扮演印度教僧侣，也留过胡须和长头发扮演裹着头巾的锡克教徒。一次，他还伪装成了一个去探望妻子的丈夫，成功混入巴夫纳加尔监狱，见到了被关押其中的志愿团成员。还有一次，志愿团在拉贾斯坦召开高级会议，需要20万份宣传手册，莫迪连夜找到厂家印制，并在两天内召集到数十名代表，每人背着几个麻袋躲过了警察的搜查，乘火车将这些小册子运送到拉贾斯坦。“在紧急状态期间，他是全印度所有反紧急状态力量车轮中的一个重要齿轮。”《草根总理——莫迪》一书的作者塔伦·维杰（Tarua Vijay）这样评价莫迪在那段时期中的表现。

1977年1月，由于英迪拉的紧急状态实在不得人心，印度议会人民院宣布解散，国大党在随后的选举中被在野政党联盟击败。紧急状态也被彻底废除。工作恢复正常后，凭借之前的表现，莫迪一路扶摇直上。在此后的10年中，他先是在志愿团担任多种要职，又被指派加入成立不久的印度人民党。1988年，他被任命为人民党古吉拉特邦秘书长。在他的策划之下，人民党在1995年赢得了大选，而他则出任人民党全国秘书长。

其实，在被告知前往艾哈迈达巴德担任首席部长时，莫迪已经坐上了人民党总书记的位置，工作地点也已更换到了德里。但人民党迫切地需要他回来。那时，该党派在古吉拉特进入了发展瓶颈期。政府和人民党分支犹如两个完全不同的实体在各自为政，相互推卸责任。部长们和领导人为自己谋利，让民众大为不满。2000年前后，人民党在大小选举中没有赢得过一次胜利，失去了一系列重要的席位。惊醒的人民党成员感到需要有人来重新树立纪律观念和团结意识，于是他们想到了曾在紧急状态期间为古吉拉特地下运动保驾护航的莫迪。

志愿团的经历对莫迪影响深刻。直到今天，他依然延续着在那段岁月中养成的生活习惯，严守着印度教教徒的清规戒律：吃素、滴酒不沾；仍不承认当年那段名存实亡的婚姻，数十年保持单身。

而这般形象也是他总理生涯中的“软肋”所在。近来，莫迪的“国际弃儿”状态已大有改观。2014大选的投票结果公布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率先向他表示祝贺，美国也迅速解除了对他的签证限制。美国共和党领袖麦凯恩、国务卿克里与时任国防部长哈格尔相继访问印度，并邀请他日后访美。日本也迅速向莫迪伸出橄榄枝。而在上任后的一年内，莫迪也分别对这些国家做了外事访问。但是，在印度国内，仍有很多穆斯林领袖表示，他们既不会忘记也无法原谅莫迪2002年的所作所为。古吉拉特邦的穆斯林救助委员会主席沙克伊·阿玛德甚至说：“莫迪政治上的成功是建立在穆斯林的尸体之上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莫迪的政治思想仍扎根于国民志愿团的宗旨之中——宣扬印度教思想、反对其他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强调精神意志和为国家为他人服务的仪式。

而在分析家看来，对于任何经济计划都需要现实社会基础承接的印度国情而言，这种状态也许将是莫迪在今后大打经济王牌的主要掣肘之一。“虽然许多人声称人民党因为要以发展为重，已经放弃了其反穆斯林政策，但是，这种信息却似乎仍然在平静的外表下涌动。2014年大选中，人民党获得席位最多的，是北方邦那种历史上印穆教派冲突激烈的地方。”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教授、《懒散地走向阿约提亚：从国会到印度政治中的印度教特性》一书的作者拉迪卡·德赛（Radhika Desai）告诉本刊，“所以，印度的穆斯林群体仍然不能放下对于莫迪政府的恐惧。而如果莫迪在古吉拉特邦曾经的表现真的预示着什么，那么由此带来的政治后果，对于印度社会而言十分危险。也就是说，仅凭加速投资等政策能否解决印度的经济问题，现在还有待观察。” 印度教穆斯林国际社会古吉拉特邦名人经历印度莫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