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非陷阱

在人均国民收入7500美元的门槛上，多名学者与官员突然表示出对中国能否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林毅夫一直乐观预言的后发优势似乎突然消失了。中、美经济发展水平相差6倍，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相差4倍。技术和管理差距形成的追赶潜力远未发挥出来，是何种阻力如此强大，能抵消林先生预言的中高速增长20年的潜力？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担心，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并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太快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引起的。这是未富先老的另一种说法。当劳动力/老年人的抚养比例开始大幅度下降的时候，追赶型国家的人口红利宣告终结，随之增速下台阶。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莫不如此。1973年之前的28年里，日本年均增长8.9%，可1975年后，截至泡沫破裂的26年里，平价增速只有4.4%。韩国的这一拐点发生在2002年，此前年均增长8.6%，此后只有3.8%。台湾地区1996年是分水岭，此前增速也是8.6%，此后4.0%。劳动力与资本一样，是经济增长最直接的推动力量，年轻人口还催生经济活力，带动创新，更是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动力之一。如今，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只有美国的人口增速保持在人口自然演替，也就是一对夫妇生产2.1个子女的状态，这也是美国得以甩开欧洲和日本，独领风骚的原因。

日本经济增速下降时，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美国的一半。韩国和中国台湾经济减速时，也步入了发达国家和地区行列。中国在变老时，大部分人口尚未接近中等收入状态，更别谈富有了。不过，未富先老并不可怕，甚至比富裕后变老更有优势。尽管韩国和中国台湾增速已经降低到4.0%，但其人均劳动生产率还只是欧美国家的一半，后发优势显然还在起作用。追赶的脚步只是因为人口老化而减慢，却并未停滞，跻身经济最发达的第一阵营是迟早的事。令人不解的是，中国的“新常态”却有些不一样：虽然劳动力收入远远未赶上发达国家，制造业成本却与美国旗鼓相当。按李毅中的说法，中国制造业成本不仅高于东南亚、东欧等地区，达到了美国制造业成本的90%，珠三角、长三角更是达到美国制造业成本的95%，甚至有个别企业家到美国办纺织厂，因为成本比在国内还低。

只要和发达国家存在着技术、管理和收入上的差距，“干中学”的追赶红利就存在。可怕的是，未曾富裕，成本却和发达国家平齐，这才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人口红利消失，迅速增加的人工成本是症结所在。世界银行2006年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特别指出低端制造业就可以带来中等收入，而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往往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殊不知，按《经济学人》2013年的统计，中国工人的时薪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在金砖国家中都排名落后。中国制造业成本蹿升，除了人工成本，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这其中，既有土地价格以远超工资的增速上升，也有中小企业为融资背负的高利贷成本。16家上市银行的利润超过了余下2000余家上市公司的总和，更彰显了中国制造高成本的症结。

早有学者观察到全要素生产率减速与本世纪初开始的国企退出竞争性行业的关系。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行业以后，大部分集中到了高附加值的垄断行业，财大气粗。竞争性行业越发达，利润越转移到上游，被国有企业垄断。中国的人口红利，主要体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竞争性产业部门的转移，随后，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途径就阻断了。因而可以说，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放开垄断部门，提升其生产率是关键。 经济中等收入陷阱收入老龄化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