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两国的“硬道理”

2005年12月2日，澳大利亚籍毒品走私犯阮祥文在新加坡被执行绞刑。当年11月24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总检察长赫尔斯（左）在澳大利亚驻新加坡领事馆安慰阮祥文的母亲和弟弟

三联生活周刊：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后，便对新加坡的经验赞不绝口，并对高层领导人多次谈到向新加坡学习。从此新加坡模式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榜样。那么从李光耀的角度，他是否认同中国领导人的看法？

吕元礼：事实上，李光耀始终关注中国的发展。在1974年，他访问印度时，就曾对印度领导人谈到中国发展有三个关键因素：稳定的社会环境、高效廉洁的官员群体和开放的市场经济。他认为，中国满足了这三项条件就能获得快速发展。其实，这也是李光耀治理新加坡的经验。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愿意效仿新加坡，是否与邓小平、李光耀两位领导人的风格有关系？

吕元礼：他们两人都是注重实际的人，喜欢讲硬道理。硬道理是相对于大道理而言。一般来说，大道理强调原则，硬道理注重实效。邓小平说：“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李光耀也说：“对于任何理论和建议，我只问同一件事，就是行不行得通？不在乎理论漂不漂亮、优雅不优雅。如果没有用，就换别的来做。”并认为制度、政策不是因为好才可行，而是因为可行才好。因此，硬道理就是管用、可行的道理。

邓小平提出“猫论”，李光耀提出“行得通”；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李光耀说“政治体制”就像鞋子；邓小平讲“不争论”，李光耀也讲“存而不论”。他们的执政思想都体现了务实的政治理性，也是东方智慧的代表。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理解“新加坡模式”？与中国发展的契合性在哪里？

吕元礼：静态地观察其内在性质，新加坡模式可以归结为儒教自由主义。儒教自由主义是西方自由主义在儒教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安家落户后，与儒教整合而成的带有浓厚儒教色彩的自由主义。

在政治上表现为“民本+民主”，即绩效显著地为民做主加上一定程度的让民做主；在经济上表现为“计划+市场”，即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强调政府对于市场的调控；在文化上表现为“责任+自由”，其媒体管理模式称之为“负责任的新闻自由”，即在肯定新闻自由的同时强调对事实负责任、对社会负责任。

动态考察其发展过程，新加坡模式可以归纳为先经济，后民主；先讲发展的硬道理，后讲公平的大道理。李光耀认为，对任何政府或人民而言，经济发展都必须是第一优先。他说：“绝对是如此。要不然，你们认为应该什么优先？你们谈悲惨与贫穷，你们谈卢旺达与孟加拉、柬埔寨、菲律宾。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说他们有民主，但他们有像样的生活去享受民主吗？一般人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经济发展。即使高高在上的领袖嘴里讲另外的一套，但你随便做个民意调查，问人民到底要什么？是可以随心所欲写社论吗？当然不，他们要房子、医疗、工作、学校。这是绝对、绝对、绝对毋庸置疑的。”

与新加坡一样，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处于这样一个发展优先的阶段，发展是硬道理。所以新加坡模式对于中国自然有契合性。

三联生活周刊：李光耀是怎样看待经济与民主的关系的？

吕元礼：李光耀认为：“一个国家必须先有经济发展，民主才可能随之而来。”因此，对任何政府或人民而言，经济发展都必须是第一优先。另一方面，李光耀认为，民主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西方的错误就在于认为：“指望那些既缺乏经济、教育和社会先决条件，又在殖民地统治期间没有举行过大选和建立民主政府的新兴国家，在独立后实施民主制度。”

他认为，20世纪末的韩国之所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出现了重重困难，重要原因也在于韩国“从军法统治到完全自由的民主政治的转变太仓促了”。因此，民主发展只能“逐步演变”，“慢慢来！”李光耀的这些观点可以归纳为“经济优先，民主渐进”。具体含义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有经济发展才会有民主；其二，激进民主不能带来经济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从执政党的角度看，新加坡的政治经验是否也有很强的吸引力？

吕元礼：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行动党的党徽是白底、蓝圆和红色闪电，因此也被称作“闪电党”。白底象征纯洁，强调的是廉洁；闪电象征行动，要求的是活力；蓝圆象征团结，注重的是和谐。我认为，廉洁、活力、和谐既是新加坡的最大亮点，也是当前中国最为迫切的目标。

为了摆脱殖民统治，人民行动党建党之初党内包含“非共”、“亲共”两派，在殖民统治结束之后分道扬镳。前者多是英文教育出身，后者多是华文教育出身。李光耀是“非共派”，但他承认，在“应对共产党人的过程中，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人民行动党也继承了共产党清廉奉献的作风和广泛联系群众的做法。每一名人民行动党的议员每个星期都必须安排一个晚上接待选民，了解民意，即使政府内阁成员也不例外。一般情况，每次都要接待四五十名选民，最多的一年要接待5万位选民。

更关键的是，人民行动党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清廉作风和联系群众的做法，能够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保持下来。原因就在于，在新加坡廉洁不仅源于领导人以身作则的自律，也是迫于政治上的压力。李显龙曾说，行动党议员之所以在执政以来的50多年能够风雨无阻地坚持每周定期接见选民，是因为“选民选择谁，不仅仅是看政策的对或错，而且还要看议员是否经常关注他们，是否友善﹑和蔼﹑可亲。选票掌握在选民手中，得不到民心，就得不到选票”。因此，廉洁成为执政党生存的第一需要。

三联生活周刊：新加坡的廉政体制在世界范围内都很有影响力。中国目前的反腐败斗争也取得了很大成效。在反腐败领域，新加坡有哪些经验可供中国参考？

吕元礼：曾经有记者问李光耀，作为人民行动党的创党人，你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什么？李光耀回答说，最引以为自豪的是行动党长期执政，并能保持活力和诚实，而没有沦落为一个衰败和贪污的党。

新加坡的廉政体系归纳为：“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以薪养廉，使人不必贪；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我们过去对于“不想”、“不能”、“不敢”都强调得比较多，现在也需要考虑“以薪养廉，使人不必贪”。新加坡之所以推出“高薪养廉”的政策，一方面出于“务实而正确”的态度，强调诚实的看待人性；另一方面，给予从政的社会精英以体现价值的报酬。

新加坡的廉政体系中有许多切实有效的措施，值得我们深入考察和评估。比如对“贪腐”实行“有罪推定”。即任何人财产或生活状况超过其正常收入，却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即被视为贪污。例如，某人的银行户头里有200万元，但他每月的收入是1万元，那就会先假设其受贿，直到他证明有能力赚取这么多钱为止。因此，新加坡所建立的制度，不是假设没人会贪污，而是确保一旦有人贪污受贿，必会被揭发并面对处罚。于是，一旦贪腐必遭揭发、处罚，就成为新加坡治贪的硬道理。其特点是“捉贪高概率”。

新加坡行贿受贿的最高处罚是坐牢5年或罚款10万元，或两者兼施，远不及在公共场所涂鸦被判鞭刑、贩毒被判绞刑来得可怕。因此，其治贪的严厉并不表现在重罪重罚，而是表现在轻罪重罚。新加坡《防止贪污法》对贿金无最低金额限制，在一定情况下，给予或接受1元钱就算贪污，就要坐牢。这不近人情，却十分可行。理由是不接受1元钱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而坐牢是任何人都害怕的。用任何人都害怕的惩罚，去让人做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事情，其结果是既少有人贿赂，也少有人坐牢。这叫作以刑去刑。于是，“对很小的贪腐处以相对很重的惩罚”，就成为新加坡治贪的硬道理，其特性是“对贪零容忍”。

（李翊杨璐对本文也有帮助） 民主制度经济新加坡经济借鉴发展李光耀时政新加坡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