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中国观

新加坡至曼谷的火车  （摄于1970年）

文 / 甘孝天

在当今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家中，有谁像李光耀那样，几十年不间断地关注中国，与中国高层频繁交往，深入中国各地探访，甚至介入一些重大而具体的事务，如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汪辜会谈等，并在国际经济、政治、安全、外交等各类舞台上大谈特谈涉中话题？可以肯定地说，没有。

他的看法里面，有好听顺耳的，也有不好听逆耳的；大量的是真知灼见，不少也似是而非；有坦率直言，也有含糊其辞。这是很自然的。不要忘了，他虽是华人，但他主要是一个外国的政治家，他的立场是新加坡的立场：根本出发点是争取新加坡的国家利益，根本落脚点是实现新加坡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新加坡的外交是小国外交。尽管作为微型国家，新加坡的外交已经非常出色了，在国际上发挥了超常的作用和影响力，但它仍然是小国外交。李光耀看待国际关系，就是从小国外交的角度看问题。其特点，一是接受现状，二是顺势而为。李光耀说：小国对国际趋势没有什么影响力。新加坡向来接受世界的现状。我们对世界进行冷静的分析，利用不期而遇的机会或避免受到损害。因为新加坡很小，在外界的影响下又很脆弱，因此要时刻警醒，对外界力量做出相应反应。如果风向对你有利，就借用这种力量航行，如果风向对你不利，就把风帆收起来，等待这阵风过去。

新加坡外交能够发挥超常的作用和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在于李光耀对国际关系状况有着深刻而前瞻的认识，使得新加坡在顺势而为时常常能够把握先机。典型的例子，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绝大多数战后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尚把美国、欧洲等西方资本的进入，当作经济殖民或经济剥削时，新加坡就率先并积极地引进西方资本特别是跨国公司的投资，成为新加坡经济起飞和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

李光耀认为，当前的世界秩序和国际规则总体对新加坡是有利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塑造了战后的世界秩序和规则，并延续至今，虽然其间经历了包括“冷战”和“冷战”结束等一系列重大变化。他的基本态度不但是接受现状，而且还竭力维护现状。这一点，是李光耀看待国际问题的总基调，也是看待中国问题的总基调。

正是基于这个总基调，李光耀看好中国的潜力和发展前景，但对中国的崛起可能带来国际摩擦和冲突抱有警惕；他对中国经济发展带动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区域国家的经济增长寄予厚望，但不忘中国可能以此作为向其他国家强加意志的手段。为此，他锲而不舍地呼吁美国重视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拉美国来平衡或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势力；他分析中国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差距，对中国提出不要错估国力、偏离韬光养晦策略的忠告；他强调德国、日本以及苏联的历史教训，不断提醒和鼓励中国遵循国际通行规则；他思考中国该如何实现和平崛起，甚至不乏浪漫但更显真诚地劝告中国要走文化复兴的道路，回到古代讲求优雅生活的伟大文明。

总之，在李光耀看来，目前的国际秩序及其运行法则或规则是正常的，也是正当的。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不应该冲破这个秩序的框架，使世界不得安宁。同时，他也基本认为，中国在相当一个时期以内，并不会构成对美国真正足够的挑战；如果中国由于误判，导致在不具备条件时对美国进行挑衅的话，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失败而沉沦。

李光耀的观点部分是对的：中国强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自然是要遵循国际通行规则特别是联合国宪章。他的观点部分要与时俱进：如果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不能逐步而适当地改变一直以来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那也是不公平的。为此，双方总是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将是维护既得利益的一方。

当今世界以美国学界和智库为主，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的看法，有由浅入深的四个层次，分别提出不同的战略思想和政策主张。

第一个层次，国际安全层面。狭义的和传统的安全概念是指军事安全或军事威胁；广义的和非传统的安全观念是指一种综合安全，着眼于军事因素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等非军事因素的统筹考虑。美国的国家安全观总体是一种综合安全观，但历来突出军事因素，后“冷战”时期更追求终极的军事优势。在这一点上，凸显了美国的“清醒与坚定”：不但对中国和俄罗斯，而且对欧盟和日本，凡是可能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美国都加以关注和防范。在这一点上，最能看清美国的战略意图：竭力追求和维护一超独霸的单极安全。从战略意图和战略意志上讲，相对而言，美国人（当然是指有决策权和影响决策的美国人）都是鹰派，而其他国家的人都是鸽派。

李光耀为新加坡所做的战略选择，是依靠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维持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新加坡接受这个现状，也维护这个现状。他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在可见的将来无法达到和超越美国的水平。

第二个层次，世界经济层面。如果说以军事为主导的国际安全关系使得国家之间的利益界限泾渭分明的话，那么，近20年加快推进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则使世界经济成为国家间关系进化最快也是人类合作意识进化最快的领域。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乃至不同民族，在这个领域有了最大的共同项。不过，迄今为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的中心－边缘的经济格局仍然是不争的事实，不管它的表现形式有什么变化。

李光耀是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拥趸，因为新加坡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自由贸易是新加坡经济的生命线。在李光耀看来，自由贸易对整个世界来说，其实是个战争或和平的问题。他于1985年受邀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时指出：

每个国家有盛有衰。一个国家如果国力正盛，有旺盛的精力，却不获准出口它的货品和服务，那么它的唯一出路就是扩张和侵占领土，把他国领土上的人民纳入自己的版图，组成一个更大的经济单位。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一些国家拥有的帝国足以组成一个贸易集团。这种争取成长的做法，曾经屡试不爽。这个世界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摆脱这种做法了。就因为有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种种新条例。尽管德国版图幅度缩小了，还得同时应付从东欧回归的大批人口，德国却还是能够生气勃勃地发展兴盛。日本人也一样，他们必须离开韩国、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回归到几个日本岛屿上。德国人和日本人都能够留住在自己的疆域里，通过贸易和投资继续成长。它们跟其他国家合作、竞争，可以不通过战争而依然蓬勃发展。反之，货品和服务的贸易往来一旦被禁止，中国就会重蹈历史覆辙，回到战国时期相互吞并的局面，争取扩张领土增加人口，并入一个庞大的大陆帝国。

第三个层次，民族文明层面。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早期关注民族文化，重点集中在民族性对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影响。后来扩展到对文明的关注，包括制度、习惯、行为准则、价值观等方面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当前国际关系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构建起一个以自由理念和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的统一战线和扩张路线。这是其“软实力”的主要体现，也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最大挑战。

第四个层次，地球生态层面。生态灾难是人类面临的最新和最大挑战。如果核扩散得到有效控制，核战争最终得以避免，那么生态变迁及其可能导致的灾难将上升为国际矛盾和冲突的最大根源。

人们一般关注中国经济的崛起对既定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挑战，殊不知，有人更关注中国经济的崛起对地球生态的影响。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0年4月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访谈时的一段话非常典型。他说：“如果十几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出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

也许美国人并不担心中国在军事、经济、文化上的挑战，而真正担心的是中国的现代化可能使地球生态造成灾难性的失衡。奥巴马的观点，是否代表西方国家一些机心深重的人深深的恐慌和忧虑呢？

从上述四个层次来看，李光耀关于中国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观点，主要集中在安全层面和经济层面，文明层面和生态层面着墨不多。这是他的局限性。作为新加坡的领导人和亚洲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家，这种局限性既是小国的局限性，也是亚洲的局限性。 中国观经济新加坡经济李光耀政治家